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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陈运铣教授创办了热工教研室，1958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科就此起步。后来随着国家能源工业的发展，热工教研室逐步发展成为热能教研室，1978年成立热物理工程系，后来又发展成为能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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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煤最充分地燃烧，提高煤的燃烧效率一直是工程热物理学科研究的重点。上世纪50年代一般发电厂用的是煤粉炉、炉排炉，效率比较低，当时国内外都在研究一种效率更高的炉型。1958年，陈远铣教授带领大家研究旋风炉，可以在很小的体积里烧很多煤，并且燃烧产生的液体渣冷却后变成固体，可以进行综合利用。这种炉型不仅体积小，而且效率高，成为当时国内烧煤的先进技术，刘少奇、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参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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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工程专家岑可法。1957年，岑可法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大学热工教研室。1958年，国家选派研究生到前苏联留学，岑可法名列之中。出国前，对他们进行指导的一位著名科学家问同学们到苏联学什么，当时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制造火箭、核潜艇等尖端学科，岑可法却选择了又普通又脏的专业——“煤的燃烧”。他对这位科学家说：“研究‘煤的燃烧’虽然又脏又不起眼，但是中国是个产煤大国，煤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每个人总不能都去制造火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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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岑可法学成回国，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都希望他去工作。回忆起当年的选择，岑可法说：“因为我在浙江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有感情，所以就选择了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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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浙江大学的岑可法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独立开展一个方向的研究，独当一面；二是给陈运铣教授当助手。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都来征求他的意见，由他自己选择。岑可法最后选择给陈运铣当助手，这在当时回国留学生中很少见。他对校领导说：“重工业行业靠一两个人是搞不好的，要靠群体的力量，我愿意当陈老师的助手，一起把学科搞上去。”就这样，岑可法给陈运铣教授当了20多年助手，一直到1983年陈运铣教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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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可法非常庆幸当年的选择。他说，我给陈老师当助手是个“三赢”的选择，对陈老师来说，有了个得力的助手，可以开展一些学科前沿的研究，我则从陈老师身上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提高了科研水平，而最大的好处是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如果当时我与陈老师分开各搞一块，把科研力量分散了，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科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1983年，陈运铣教授因急病去世，当时担任浙江大学热能工程教研室主任的岑可法，接替他出任热物理工程系主任。当年，岑可法刚刚升为教授，是国内同行中最年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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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上看，凡是产油大国总是富得冒油，而产煤国家却不见得个个都富裕。我国油的蕴藏量不多，据专家估计，按照目前的发现，只能再用上二三十年，而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煤的蕴藏量可以用上几百年。但是，我国煤炭产生的经济价值却很低，究其原因是煤没有得到最充分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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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岑可法就带领老师们，开展流化床燃烧提取五氧化二钒技术及灰渣作建筑材料和水泥的综合利用的研究，取得了成功。他们从煤中提取的稀有金属钒，不仅能满足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还通过出口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而灰渣的综合利用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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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尤其是浙江省石煤资源丰富，但由于石煤灰分高、燃烧热值低，无法直接作为动力燃料燃烧，丰富的资源一直得不到开发利用。岑可法相信是煤就能燃烧，他和同事抛弃传统的燃烧方式，较早提出采用沸腾炉燃烧技术和预热层燃搁管炉技术，不仅使石煤得到充分燃烧，并且从中提取出五氧化二钒。这一技术在浙江省大面积推广，按当时计算，利税超出1亿元，研究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四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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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工程主攻方向是“燃烧”和“气化”，解决“怎么烧”和“怎么气化”的问题，目标是成本低、污染少。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开始把研究方向从单一烧煤转向煤的多联产，以及烧水煤浆、煤泥、煤矸石、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等多种低品位燃料。这一转变，可以说是战略性的，从此，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科把目标瞄准了“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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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岑可法等提出煤多联产技术思想，想方设法让煤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经过30年的努力，岑可法、倪明江、骆仲泱、方梦祥、施正伦等组成的科研团队在经过无数次的试验、计算和推理分析后，实现了煤多联产技术。多联产是指以煤为原料，集成煤燃烧、气化、化工合成、发电和建材生产等单元工艺，形成整体的能源转化系统。他们率先提出的九联产技术路线，实现了发电、供热、供冷、水泥、提取稀有金属（如钒、铀等）、燃气等的联产技术。现在，煤的九联产技术已分别建成了不同类型的示范工程，在煤的综合利用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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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岑可法等研究成功的九联产技术，煤开采出来后，不是像原来那样直接全部运出来，而是在煤矿附近先进行洗选煤，把洗选出的精煤运出来。如何处理洗煤剩下的煤泥一直是洗煤厂最为头疼的事，煤泥有毒有害，严重污染洗煤厂附近的环境，岑可法带领科研人员从1981开始研究煤泥发电，1983年研究成功后列入国家攻关项目，目前已在四川、山东等地建成20多座全部烧洗煤泥的发电厂。热量在每千克1000大卡的煤矸石虽然热量没有煤那么高，但量比煤要多，可以用来发电。九联产的第一联产就是洗煤厂的煤泥和煤矸石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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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联产则是将洗出来的精煤做成水煤浆代替油，提高精煤的利用价值。第三联产是将热量在4000大卡左右的中煤进行气化，做成煤气；半焦发电是第四联产；电厂同时供热进入第五联产；第六联产则是运用溴化锂制冷技术，将电厂的蒸汽冬天用来供热，夏天用于制冷。第七联产是将煤进行低温燃烧，既发电又提取铀；第八联产是提钒；第九联产就是把灰渣变成水泥熟料。目前浙江大学热能所正与广西合作开展大规模提钒工业生产；最后的废渣则用来做水泥。这样九次用下来，煤的能量和资源基本上被“榨干”，其价值得到大大的提高。岑可法说：“如果煤的利用都能做到多联产，煤的产值就会很高，产煤大国就不会那么穷了。”现在，岑可法、骆仲泱又与淮南煤矿一起研究如何将煤裂解成焦油并把煤气做成油，使煤的利用价值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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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煤浆代油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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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及国内石油紧张，国家及时制定了“以煤代油”的能源政策，并由此开展了油煤浆（COM）燃烧技术研究。从1978年开始，岑可法带着攻关小组研究油煤浆技术。仅两年时间，他在杭州和鞍钢之间就往返了22趟。一次，岑可法从鞍钢深夜回到杭州，他使劲敲着家门，直到吵醒邻居。邻居惊奇地问：“你家早已搬走了，你怎么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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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初，由中国科学院组织浙江大学、鞍山钢铁厂、中科院力学所、有机化学、硅酸盐研究所等7个单位近100人参加攻关，岑可法教授任总体技术组组长，进行油煤混合燃料工业性试验。当时，在岑可法教授带领下进行的油煤混合燃料工业性实验，在鞍钢100吨／时锅炉上取得成功，可节油35％，本课题分别在实验室基础研究和工程性攻关两方面均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研究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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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岑可法随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美国人拿出一个装着黑乎乎液体的小塑料袋，在他们面前扬了扬说：“我们已经搞出了‘水煤浆’，可以百分之百代替油。”并开价几千万元要中国人买他们的技术。回国后，岑可法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要搞水煤浆，就是把煤加水进行湿磨并把其粒度进行一定配比加入添加剂制成水煤浆，用来替代油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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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不融，水怎么可能燃烧？人们难以理解。项目申请不到，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科的老师们就自筹经费开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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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小的单滴水煤浆入手，到大型的实验台架研究，从单滴水煤浆着火燃烧模型的建立，到大型锅炉水煤浆燃烧综合模型的建立与计算，岑可法研究组终于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机理：水煤浆燃烧由于水分的蒸发而形成多孔结构，很有利于着火与燃烧，着火温度甚至低于煤粉的着火温度。通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让水煤浆像油一样地燃烧，使我国的水煤浆技术研究从基础研究转入以工业性应用为目的的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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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美国有关公司欲与中国合作，在实验室用中国煤做水煤浆燃烧实验。美国工程师试验了几天都必须加入天然气才能把水煤浆稳定燃烧，正当他们要下结论说中国煤做的水煤浆要加天然气才能代油，这样在中国就很难应用了。此时，岑可法胸有成竹对他们说：“能否按我们的方法试验？”他根据先前在浙江大学做的基础试验，从容不迫地调试起来，结果，用100％水煤浆燃烧成功，并可完全替代油，美方也不好意思向中方收取试验费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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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科科研人员在我国首次获得了工业燃油锅炉（20T／H）燃用水煤浆的成功，首次取得电站燃油锅炉（220T／H）燃用水煤浆的成功，首次设计制造的35T／H水煤浆专用热电联产锅炉在实际运行中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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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用油发电相比，水煤浆发电燃料费用要省一半以上，并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少，对环境的污染小。现在，岑可法和他的课题组研究出来的水煤浆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发电厂、工业锅炉，在国内推广应用水煤浆锅炉70余台，完成了国内多台每小时410吨（发电功率10万千瓦）燃油锅炉全部改烧水煤浆工程，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替代燃油150万吨。他们在广东建成的20万千瓦的水煤浆发电厂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全烧水煤浆发电厂，已稳定运行一年，发电厂已准备建设第2台水煤浆电站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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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下取得的这一系列成果，使我国在水煤浆代油洁净燃烧技术领域以令人瞩目的速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现在，在“水煤浆代油”的应用中，浙江大学这一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已占据了国内水煤浆发电的大部分份额。并且意大利电力公司得知浙江大学水煤浆代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情况后，专门派人到浙江大学考察，并到广东的水煤浆电厂“眼见为实”。2007年1月11日，意大利电力公司和浙江大学热能所签订正式合同，委托热能所针对该公司的1台30万千瓦级和2台15万千瓦级燃用重油的大型电站锅炉改烧水煤浆进行可行性研究。2007年春节刚过，浙江大学热能所的科研团队即飞赴意大利，着手进行大型燃油发电厂改烧水煤浆的技术可行性研究，计划在4个月内完成科研工作，并将进一步探讨工程改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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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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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可法带领的团队中有句名言：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烧”完煤后，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师生们又开始“烧”城市生活垃圾。1993年，岑可法、倪明江、严建华、池涌等教授带领一大批科研人员，开始研究如何利用生活垃圾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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