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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德强教授担任约翰·威利公司出版的SCI收录国际著名期刊European Transactions On Electrical Power主编，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担任此类重要国际学术职位的电力系统领域大陆学者。他多次在IEEE举办的电力工程国际会议做特邀报告，是我国少数亲身经历美国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的学者，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市场专家，并入选2003年度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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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曹一家和甘德强这样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的加盟，浙江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学科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支有较大影响的学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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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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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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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人．根深叶茂桃李芬芳——国家重点学科浙江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科，今日求是园，1993-1，总第10期，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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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兆熊．‘三一一’制我校教改中新放的鲜花，今日求是园，1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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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祯祥．为国家电力工业现代化服务，浙江大学报，199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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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浙大 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 通信领域的国产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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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学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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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学科1981年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6年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2000年确定为博士后流动站。于2001年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也是浙江省综合信息网技术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在国家“211”和“985”、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省重点实验室等建设经费支持下，在长期科研积累下，已具有良好的研究环境，完善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和软、硬件开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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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和发展了宽带无线接入、数字电视传输、数字音视频编解码、皮卫星与微小卫星、机器视觉导航、内容分送网络和覆盖网络等各类综合信息网系统、家庭信息系统和智能信息处理系统，研究和发展了信息论特别是多用户信息论的基本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合作通信、无线网络以及分布式编码等前沿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积极进展；研究和设计了4款有线／卫星数字电视接收和处理芯片并大规模应用于数字电视产业，取得重大社会经济效益；设计了国内首款“浙大数芯”多媒体信号处理芯片，并正应用于各类视频解码。通过努力，一批青年教师成长为国家新世纪人才和省级151人才，并陆续引进了MIT博士和德国籍博士全职任教，即将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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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总体上已经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上有影响的学科，成为一流人才的源泉。争取到一批有影响的研究课题，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研究特色，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成果，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化和产业化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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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学科与众多国际知名高校建立了广泛和实质性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积极参与国家和国际标准化进程，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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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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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当年的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源自30年代初浙江大学电机系中的一个学科分组电信组（或称电信门）。解放后，1952年我国高等教育学习前苏联的教育制度进行专业设置，浙江大学于是以电信组为基础，办起无线电通信与广播本科专业和二年制的有线电专修科。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和有线电专修科自浙江大学撤并到有关兄弟院校。1956年，全国制定第一个科学发展五年计划期间，无线电通信类人才成为国家紧缺人才，周恩来总理当时曾把这个专业的作用比作“盐”，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浙江大学恢复了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以后称无线电专业，于是从电信三年级的学生中抽出一个班15个学生来培养，组建无线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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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系成立时只有两个房间，设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第二教学楼的四楼，一个房间四十多平方。一间办公室，一间实验室。当时参与筹建有何志均、张毓昆、荆仁杰、邓汉馨、戚贻孙，实验员吴景渊等七八个老师。第二年，无线电系的招生数就达到60名，第三年达到90名，开始源源不断为国家输送无线电专业人才。其中，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月球探测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在回忆录《杭州，人生的出发地》中写道：“1962年夏，我考取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二年级时，逢浙江大学65周年校庆，每人发了一件短袖翻领衫，我们系的图案好像是波浪上面有一个正在发射电波的天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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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的那段日子，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面临着初创时期的柴米之苦，一切举步维艰。学校从十分紧张的经费中拨出20万，给学科置办仪器。邓汉馨老师在实验室做成功了实验室的第一台黑白电视发射机，用于教学。学科总算挺过了教学关和科研关，开始逐步稳健根基。1978年，无线电系开始招收第一批三年制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无线电系改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1986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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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起在浙江大学任教，曾担任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系主任、信息与智能系统研究所副所长的学科元老之一仇佩亮教授说，浙江大学的通信与信息系统研究所一共只有40多位老师，规模与国内同类学科的相比不算大，但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把通讯信息系统和信号处理结合得非常紧密，这种科研模式促使了很多方向走在国内前列。“我们研究所包含了两个研究室，一个搞通讯，一个搞信号处理，这在国内非常少见。一般都是通讯一个研究所，信号处理一个研究所，集成电路一个研究所，搞图像处理的不懂通讯，搞通讯不知道图像压缩，这样单独分所不利于交叉和综合。”学科主要的带头人姚庆栋、顾伟康、仇佩亮等教授都是在学科交叉上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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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以来是搞通讯的，很清楚传输是怎么回事，加上对集成电路、信号处理、图像编码都比较熟悉，所以数字电视传输、多媒体处理等芯片研究上的研发速度都很快。”仇佩亮老师自豪地说，到现在为止，信息与通信研究所的这两方面研究都是全国领先的。我们这里一个是信号处理与传输相结合，还有软件和硬件相结合。信息与通信研究所的学生们也深刻领会前辈们的教导：“软中有硬，硬中有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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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开始面向合作通讯等新技术开展研究，也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冲击着最前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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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国人自己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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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庆栋教授说，通讯与信息系统学科的不断发展壮大，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个深刻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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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左右，所里姚庆栋、顾伟康教授坐在一起商量学科的发展方向，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光要做理论，要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最终需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做出成品来。姚庆栋在国内率先设计集成电路，用国内能生产的元器件做成了当时国内指标最高的模数转换器。全国专家开了鉴定会，认为这个转换器很成功，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转换器的“出生”就意味着“死亡”：姚庆栋老师做的转换器有计算机的主机箱那么大，相同的功能在美国能在四分之一名片大小的一块芯片上完成。80年代，当国外已经轰轰烈烈搞起芯片研究，中国还只能生产一些低端的元器件。在中国可以搞理论研究，但是真要做个成品，元器件还得向国外购买。国外进口的元器件价格高，更致命的是，国外对中国元器件的开放有两代的时间差（“巴黎统筹”协议），也就是说，当国外已经拥有第三代的成熟技术，中国才有进口第一代产品的可能性。而一旦中国用自己本土的原件自行开发系统，国外马上将相同功能的芯片进入国内市场，打压中国的本土研究。后来所里做了一个实时图像处理的设备，实时图像理解两个系统，遇到的是相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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