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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除了对忠诚一味的强调，没有任何具体操作方案的性指导，显然是空洞的；同样是对女儿的指导，另一位父亲与女儿蕾妮尝试着操练，专门应对男孩提出性要求时的甜言蜜语，整整十套方案的练习，就翔实而有用。〔21〕在一个具体情境的设想中，尝试角色扮演来应对可能遇见的问题，这是真正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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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即便给予充分及时的教育，在十四岁之前就发生性行为的女孩，也还是会有，这里有一个例子：“凯伦在十三岁时爱上一位大她六岁、拥有多位女友的男孩。她读过性爱书籍和色情刊物，她也会自慰。很自然的，她开始跟男友做爱。她因此得到性病，还堕过一次胎。但是凯伦从不后悔或懊恼。”〔22〕这则真实的案例被收录在1996年瑞典教育部委托编写的中小学性教育手册中。青少年咨询中心的助产士说凯伦太小，凯伦说：“因为爱的力量很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因此，大人所能做的，就是跟她谈谈“爱的品质，以及相互尊重的美好的爱情生活”。至于凯伦所经历的性病和怀孕，恰恰是瑞典性教育最注重防范的事项。编著者在案例之后这样评论道：“或许我们必须坦承，人生的历练有时是要用痛苦的方式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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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生活的境遇具体而复杂，孩子的感受丰富而细腻，以“全是为了你好”的过来人口吻的教导，太过刚性而不容争辩，其实收效甚微。作为教师，当知道每个人都拥有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权利，1977年以来，瑞典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人际关系指导》采取的立场是：学校应对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保持价值中立，学校同时支持禁欲的和已有性经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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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十四岁，温暖的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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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回想起最初的信里祖母讲述的故事，越来越多的疑问涌上心头：如果这对爱侣没有后嗣，他们的爱情是否甜美？如果爱侣中的一个不幸早逝，剩下的一个满怀心灵的追念，是否可以去寻找新的爱情？爱情真的崇高到胜过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甚至高于上帝？爱情真的单调到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互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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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诗人沈花末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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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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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亮你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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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意深深的涌动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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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十四岁的柔情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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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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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活水流淌在每一个十四岁女孩的心里，正是柔弱如花、一往情深的年纪，这时候需要特别的眷顾，需要怀着爱的恰当文本，需要彼此尊重的对话，来一起促膝谈论：什么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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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 望眼欲穿性教育〔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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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杂志》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期刊，创刊于宣统元年（1909）正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停刊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其间曾因战火中断两次，前后持续整整四十年，共发行三十三卷。《教育杂志》不间断地译介世界著名教育杂志摘要、教育名著、欧美教育概况，凡是教育学的话题，无不涉及：各种教育学说、教育制度、教科书、教员之训练与修养、教学法、学校组织、班级编制、学生自治、学生运动、学校与家庭、公民教育、党化教育、职业教育、天才教育、特殊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家事教育……于教育学的研究既深入乎其内，又眼界超拔而不局限于教育学畛域，其他如哲学、认识论、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图书馆学、人口论、庚子赔款等等，也多有探讨。积四十年之功，遂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丰富而完备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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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了原刊；2006年8月，台湾心理出版社出版了《〈教育杂志〉（1909—1948）索引》，分为目录索引、主题索引、人名索引、古今用语对照表、外国教育家译名对照表五部分，令整套《教育杂志》的查阅变得相当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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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性教育内容的文章，《教育杂志》中凡三十篇，本书限于篇幅，从中选录二十四篇〔24〕，包括了民国十二年（1923）第十五卷第八号“性教育专号”中的全部十三篇文章，以及另外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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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谈论这个话题的是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早在1911年，他在《色欲与教育》一文中就主张：“男女既秉天之所赋，由生理而生欲念，乌能窒之塞之？……亦惟裁成之使衷于理而已。”并给出了教育上的四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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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厚写于1914年的《教育之色欲问题》，明确提出了“青年之中色欲之害，全由无识而来，教者秘而不言，而第以消极之道防之，终无效也。是必觊适当之机会，为生徒辈公然讲授”，并就何人负责教授、何时开始教授、男女共学还是分授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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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教育杂志》推出“性教育专号”，十三篇文章分别从性教育概论、基本原理、各国实施情况、中国现状、儿童及青年期的特征、新学制课程安排等方面，立体而富有建设性地讨论性教育，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细察十三篇文章的标题，直接使用“性教育”一词的有九篇，用“性欲教育”的有一篇，其余三篇也都含有“性”字——这是极有意味的转变，用“性”取代“色”、“欲”，用男女生殖器取代“牡”、“牝”，用“性交”取代“敦伦”等等，名称的不同，标志着一种新范式的确立，在解剖学、病理学、遗传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基础上，性教育的学科体系逐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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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对于性教育的讨论是空前热烈的，除了《教育杂志》的“性教育专号”，其余杂志的专号有：《曙光》第一卷第五号“两性问题”（1920年），《学灯》“节育运动号”（1922年4月30日），《妇女评论》第三十九、四十期“生育节制问题号”（1922年5月），《青年进步》民国十二年七月第六十五册“两性问题号”（1923年），《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六号“产儿限制号”（1922年），《妇女杂志》第九卷第十一号“配偶选择号”（1923年），《妇女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新性道德号”（1925年）等等。〔25〕因为性教育既关乎个人的健康与成长，又涉及女性的解放与独立，更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复兴，所以在中国迈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期间，自然地成为全民关注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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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性教育能帮助自我成长与探索，建设完善的人格，培养亲密的人际关系，正如社会学家季思拉·赫姆斯（Gisela Helmius）所说：“每当两人做爱，社会就在现场。”〔26〕令人赞叹的是，1923年“性教育专号”潘公展的《两性生活与性教育》中，也反映了这种可贵的认识：“两性生活既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大部分——严密的说，实在可以算包括人类生活的全部——则人类当求性的知识，以辅助性的本能，确是天经地义，无庸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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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性研究与性教育的必要与迫切，常道直《性教育概论》开篇有一段话说得极为透彻：“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全体说，原始时代的生活完全是黑暗的；以后逐代渐有新事物的发见、新工具的获得，才能日进于光明。就个人的生活说，一个人的生命路程，自始至终，无时不有浓厚的雾弥漫着，随地都有埋伏着的危机，即随时随地都需待教育——意识的、非意识的——引导。性欲尤其是内中一个最大的关键。从前一般人对于性的事实都存了一种偏见，坚持无言主义，不但无人作科学的研究，即公开谈论，亦所不许。因此，笼罩着性的问题之浓雾，直到最近还未能经科学的光明透射过……所以我们说：性之研究是被事实需要逼迫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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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学堂、教会学校和民初学校的“卫生学”、“生理学”，到民国十年（1921）卫生部颁布的《卫生教育实施方案》明确规定要“加入性教育教材”，再到1929年教育部颁布的《初级中学生理卫生暂行课程标准》，将“性的发育行为和责任（注意春机发动时期的身心变化）”〔27〕具体地写入教学大纲，性教育课程在重重的阻挡中，能渐渐地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其中《教育杂志》的呼吁倡导，实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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