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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谁是罗马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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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自然的贵族”（真贵族）和“人为的贵族”（假贵族）的区别可以从一个比较现代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罗马共和的“贵族”品质。杰斐逊认为，贵族意味着“优秀”，这是一种人自我成就的优秀，而不是由出生的门庭、财富、血统带来的“优越”。因为具备这样的优秀，优秀者才配获得荣誉和特权。在古代罗马，贵族先是一些享有特权的古罗马公民。他们属于特权阶级，地位高于平民，是古罗马社会中最富有的成员。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他们曾垄断全部官职，并且免服兵役。罗马皇帝必须是贵族出身。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贵族逐步演变为非世袭的荣誉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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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政体使得罗马统治阶级的成分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前5世纪，195名牙座官全部出自贵族氏族。到公元前4世纪，虽然牙座官中仍有110名为贵族，但已有43名为平民。公元前3世纪，高级官吏中贵族成分下降，平民成分上升的速度加快。例如，从公元前312年至前216年，贵族牙座官只有73名，而平民牙座官有75名，数量上超过了贵族。提供牙座官的贵族氏族只有15个，而平民氏族为28个。牙座官是罗马共和的高级官员：执政官和裁判官。裁判官的职位和权力最初设立于公元前376年，它是根据罗马统治发展的需要，从执政官的职权中分离出来的，地位仅次于执政官。裁判官作为两名执政官的助手，后来侧重于行使司法权，他们与执政官在内的其他一些长官，是国家内独立行使职权的高级官吏。高级官吏有资格坐镶有象牙的折凳，故又称为“牙座官”，退职后可任元老院中第一等级的元老，是享有特权的阶级。7公元前3世纪，平民上层成为罗马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与旧贵族结合，形成了罗马的政治精英统治阶层，被称为“显贵”（nobili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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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平民显贵”与现代社会中的“精英”有相似之处，这种精英正是杰斐逊在他的民主思想中一再强调的“自然贵族”，他也一直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努力推动产生这种非继嗣的“自然贵族”。他先后提出了废除限定嗣续法和废除长子继承法的法案，并得到议会通过。杰斐逊认为，在整个独立革命中，没有任何改革比弗吉尼亚之废除限定嗣续法及长子继承制更为重要的了，他同时认为，当代美国贵族是以门第和财富为基础的，是“人为的贵族”，他们的存在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通过以上两个法案可以从经济上打击“人为的贵族”，“砍掉贵族的根”。在铲除“人为的贵族”之后，他主张另外培养“自然的贵族”来代替它，所谓“自然的贵族”便是指德才兼备的人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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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自然贵族”比尼采的“唯意志贵族”更能说明罗马共和政体对于现代宪政的意义。例如，在英国的宪政体制中有“非世袭贵族”，又称“一代贵族”，他们是因为对国家或社会有特殊贡献才获得爵位的。在英国的“上院”中，由世袭贵族们互选产生的代表因传统贵族政治惯有的见识、能力、荣誉感，大致也具有“一代贵族”的“贤达”能力。托克维尔说过：“我不知道过去有哪个国家的贵族政体曾像英国的贵族政体那样自由，那样对政府不断提供如此高尚和如此贤明的人才。”10即便如此，英国上院成员的主体今天也是以实际成就被社会认可的“一代贵族”。英国上院因优秀贵族政治传统而具有强大、有效的“精英”凝聚力。与此同时，下院则因为有直接民选合法性而代表同样强大、有效的普通国民共识。任何一个有效的共和民主制度都必须同时包括精英和大众这两种不同的共识，而这两种不同的共识是在同一个议会机制（尽管分成两个部分）中互动、协议、妥协的。古罗马的显贵通过担任公职提高家族地位，赢得荣誉和特权，这种荣誉和特权来自公共职务和对公共的贡献，而不是单纯由世袭、财富、血统决定。显贵既有出自旧贵族的，也有出自平民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比旧的贵族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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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高贵对罗马的敌人有一种震慑力，使远在罗马之外的人们也能感觉到罗马的那种令人敬畏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气质和品格意义上的“贵族气概”。历史记载中有两件逸事可以说明罗马人的这种高贵气质。第一件是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皮洛士传》中记载的。这是公元前3世纪的事，当时是罗马共和最鼎盛，也是罗马精神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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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士（Pyrrhus，希腊语“棕发者”）是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97-前272年在位），他是罗马称霸亚平宁半岛的主要敌人之一。皮洛士于公元前319年出生，年少时崇拜亚历山大大帝，勇敢而有野心。他醉心于帝王功业，企图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大帝国。他曾在阿斯库路姆战役中战败罗马军队，但因损失大量有生力量，于公元前280年派遣齐纳斯（Cineas）前往罗马向罗马元老院议和。齐纳斯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帝尼（Demosthenes）的学生，也是国王皮洛士的好友，他的演说几乎与他老师一样雄辩而有力。皮洛士很器重齐纳斯，称赞他说话比自己用兵还要厉害。齐纳斯来到罗马，但无法说动高傲的罗马参议员们，因为他们认为，罗马虽然输掉了几场战斗，但决不可能输掉整个战役。齐纳斯在罗马逗留了一些时日，考察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对高贵的罗马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回去对国王皮洛士说，罗马的参议院简直就是“国王们的议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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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说过公元2世纪的一件罗马参议员出使外国的事，叙利亚王国国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准备起兵入侵埃及，罗马不愿看到这一地区燃起战火，于是派遣参议员波庇利乌斯·莱那斯（Popilius Laenas）去说服安条克罢兵。安条克曾经在罗马充当人质，在罗马生活过十三年。波庇利乌斯与安条克互相问候、寒暄一番后向他说明来意，告诉他罗马的意思。安条克说，他需要考虑一下才能答复。波庇利乌斯用手中的藤杖在站着的安条克身子周围画了一个圈子，说：“在你踏出这个圈子之前，请给我一个回答。”安条克思考片刻后答道：“我退兵。”12一个罗马的参议员，手无寸铁，却能像对待孩子似的对一个国王说话，并让他作出退兵这样的重大决定，他所代表的国家一定是具有广为认可的威严，而这位参议员本人的高贵气质也一定十分令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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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马人的“品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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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罗马人有一种被称作庄敬自重（gravitas）的素质，一种显示罗马人特殊品格的高贵，而罗马的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这种品格。如尼采所说，这种品格因为对罗马人的集体有用，被他们共同当作德性。罗马诗人荷拉斯说：“教育的理想是训练人对神、对国家、对家庭尽责任。”13西塞罗说过，教育是让儿童从小“有自制力，孝敬父母，善待族人”。14以生活俭朴而著称于世的罗马人，是辛勤的农夫和坚强的战士。即使是像西庇阿这样的将军，也亲自耕作，居所简陋：“这位令迦太基人闻风丧胆、把入侵者永远赶出罗马的人物，在田间干活干累了就来这么一个角落洗澡。干活对他来说就是锻炼身体。古代的人都亲自耕作，他也不例外。他住的房子屋顶简陋，路面低劣，凹凸不平。”15傅勒（Warde Fowler）认为早期罗马人的教育是品格的教育，“要获得的是尽责任和行公正的意志，对一切恶和非正义交易有一种本能的憎恨”。16威尔金斯（A.S. Wilkins）写道：“罗马人对儿童的教育只是为了培养日常生活中被承认的美德和能力。如果一个男孩的心灵和身体都能健康、强壮、敬畏神、敬畏父母、敬畏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他熟悉传统的农耕方法，有一些知识能在和平时期从事公共事务，在战争时期上战场为国家服务；如果一个女孩子能够从她母亲那里学得谦逊、有德、勤勉、善于操持家务，只需要让儿童能按照他们父母的愿望长大成人，这就够了。”17罗马要培育的是一种能够传承罗马品格的教育。罗马是一个建立在农耕文化根基上的国家，这也是罗马品格的根基。傅勒认为，罗马的教育“是一种家庭美德，后来才被用来要求对国家的服务”，传统罗马的教育“不是骑士的教育，它是农民的教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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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教育是在传统中传承，在家庭中进行的。一旦传统和家庭的作用发生变化，这种教育也就自然不能继续维持。另一方面，在这种教育还有条件维持的时候，它的力量确实是非常强大的，是任何学校制度所难以企及的。早期罗马教育的格言是“祖先的规矩”（mos maiorum）。遵循祖先的规矩便是有德，否则就是败德。西塞罗说：“罗马的力量蕴藏在它古老的传统和子孙的力量之中。”19一部罗马文献这样写道：“我们祖先，赞扬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颂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到这样称颂的人，认为是获得了无上光荣。”20罗马学者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7）写道：“调教得好的男孩们经常唱古老的歌曲，赞美他们的祖先。”21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记载到，一个英勇的罗马人去世后，他的家人就会聚在一起颂扬他和他的祖先，“还有什么比这是更应该做的呢？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因此受到激励，为共同的福祉去承担所有的艰苦，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获得属于勇者的光荣”。22美德和荣誉是罗马人所追求的，而美德和荣誉则来自群体所共同认可的纯朴、勇敢、诚实、爱国行为和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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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罗马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里进行的，根据罗马法的“家庭法”，父亲对儿童终生拥有父权，只要父亲活着，儿子就永远不能算成年。与家庭教育相比，罗马的学校教育既无体制又无标准，“就算有学位，学校教育也是最低程度的”23，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为培养臣民和官僚从而开始重视并建立教育体制为止。普鲁塔克对罗马教育的发展之晚表示惊异：“罗马人很迟才开始有付费教育，第一个开办语文学校的是卡维流斯（Spurius Carvilius）。”24这大概是公元前230年左右的事情。罗马共和时期国家对教育完全是听任自然，延续一种几乎完全自然的罗马传统方式。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国家开始关注教育，虽然从未设立过“国家教育部”这样的机构，但已经有意识地把教育变成一个为国家服务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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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腊化教育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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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罗马开始大肆向外扩张，罗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奴隶制大大地发展了，经济空前繁荣。罗马扩大了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公元前230年，以希腊人卡维流斯到罗马任教为标志，罗马教育开始受到希腊化的影响。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希腊大批教师来到罗马办学。罗马逐步形成了以希腊学校为模式的教育系统。即使在开始受到希腊化影响以后很久，罗马也仍然保持着它引以为傲的那种古老而悠久的本土教育传统。希腊文化以思辨哲学为核心，推崇自由教育（全面的人文教育），罗马文化则强调实效。这二者以后者为主的结合形成了罗马教育的特点，也是西塞罗和昆体良教育理念的基本特征，虽然他们似乎又都像希腊教育者那样，把人的美德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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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衰落以后，希腊化的教育已经不把国民或公民教育放在中心的位置，而代之以“文化的人”，“在希腊化世界中，公民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希腊化教育着重的是文化而非国民”，希腊化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25然而，这种希腊化教育的目标始终没有能成为罗马教育的主流。希腊化教育与罗马教育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是有差别的：一方面，“希腊化教育没那么严格，上学不是去接受公民教育”，而是个人的事情；另一方面，罗马把教育当作人“在一生的过程中的形成”，而不只是上学。因此，罗马人看不起教师，教师只具有奴隶或获得自由的奴隶身份，他们以教书谋生，收入极其微薄。雅典的教师当然也不见得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但人们至少承认他们的工作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因此给他们一些尊重。罗马人不同，尽管罗马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并不尊重教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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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文化、科学、教育上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后，传统教育开始被新的学校教育所代替。巴克莱（William Barclay）对此总结道，在有学校之前，“早期的罗马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是技术意义上的教育。教育传授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传统。它既不教授哲学也不传授技能；它培养的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幸的是，这种教育是悲剧性的，它的性质注定了它的灭亡。而这种悲剧的讽刺在于，正当罗马帝国变得日益强大时，它也杀死了罗马昔日的教育。罗马昔日的教育注定只能适应于一个小而有限的社会。这种教育取决于父亲（对儿子的影响）。但是，当罗马变成了帝国，父亲们应召参加罗马军队，在外国打仗，也许几年也回不了一次家。……他们再也没有时间与儿子结成特殊的父子友谊关系，而这种友谊正是早期罗马教育最珍贵的特征”。27不仅如此，罗马生活从乡村向都市化的转变也使传统教育不再可能，“当生活的范围和节奏发生了变化，当本质上是农村式的教育必须面对都市的文明，从农村来的家庭在拥挤的城市中成为某一处住房中的人家，教育的变化也就必然发生了”。28学校的产生并不只是因为从希腊来了教师，而更是因为罗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罗马有了学校以后，分成“初等”（第一等）和“高等”（第二等）两个层次。初等的就是“小学”，如皮埃尔·内罗杜所描述的，男孩和女孩都在7岁进入小学。由于天分各异，他们的小学阶段需要四年或五年不等。小学教师在那时被称作“教授字母的人”（litterator），或者“教授字母的学校教师”（magister ludi litterarii），“大约在11岁到12岁时，孩子们进入由语法教师支配的中学，并处于教师的管制下直到15岁或者16岁。当他们开始接受雄辩术教师的高等教育时已经不再是儿童了。女孩通常较少继续上中学，有些已经嫁人，有些在家里学习未来家庭主妇的活计，为出嫁作准备。另外一些出身卑微的女孩，一旦学会了读、写和算就显得相当有文化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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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们如果乐意继续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并且他们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或者富庶家庭，就可以进入“中学”，中学里先学习“文法”，然后再学习“修辞”。罗马的文法学校所教的“文法”依赖于希腊的语言知识，学生练习词语的性、数、格变化，按照音节划分词语，根据词性分类，老师讲解课文，分析直说与喻说的不同变化。文法的讲解因教师的水准不同而异，一般相当简单，“首先是教师朗读并讲解课文，之后是学生朗读并且将之熟记于心。文学作品的性质和教学大纲的选择也明确指出适宜讲解的方法。文章是古代的，因此必须注解不再常用的词语的意思和文章结构。而且，尤其是需要解释明白那些深奥的、历史性的、大多关于神话的诗文。这足以表明，由于不断对文章的描述和一步步的讲解，对文章的释义是一项长期的不怎么涉及深层意思的练习”。30因此，学生接受的是非常零碎、没有系统的杂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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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以文学为主，其他知识，如科学、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都是次要的。在文法学习中，其他知识只有在为了讲解课文时才得以出现。那些想学习其他科目的人必须求助于其他专门教师，医学、建筑、教书都属于其他专门知识。文学被看成是一个人修养的根基，“因为它指向教育所达到的最高宗旨，而且是雄辩术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当学生的文学学习到一定程度时，语法教师就给他们教授初级的修辞学。首先是学习以不同方式出现的格言、寓言故事、文章缩写，以及如何将诗歌转化为散文。教师启发学生思考传说、历史事件、剧本的剧情梗概”。31接受了文法教育后，最具天赋的学生开始撰写讲演词，即便如此，学习的也大多是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样本，“通常是古代伟人激烈的言论或是雄辩”，学生们“反复操练陈词滥调和浮夸的演讲，以便适应在公众面前讲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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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塞罗的“演说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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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学校的教育不仅非常机械、枯燥，而且是以暴力体罚为基本的教育方法。到了罗马共和的末期，罗马教育没有规定的教程，没有考试，国家也不过问。33罗马教育的体罚、被动、低效、机械、杂乱无序、没有标准也没有明确要求等缺点，都纷纷暴露出来，这些特征与罗马需要越来越多具有实际才干的政治家和管理者是完全不相符合的。罗马想要统治世界，就必须发展更有效的教育来提高罗马人的智识和见解，这样也就出现了教育改革的要求。罗马“教改”选择的仍然是一条实用的道路。罗马教育并没有仿效雅典的那种“文明”或“文化”教育模式。罗马人对思辨和哲学的人文教育并不感兴趣，他们注重的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教育，一方面强调诸如同情、礼貌、仁爱这样的普通美德，一方面学习一些必要而有用的知识，尤其是体现政治家和管理者才能的“演说”。西塞罗可以说是这种新教育观的代表，他的《演说者》也可以说表达了他对教育改革的愿望。他所期待培养的“演说者”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对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并说服他们的人，而且是一个知识丰富全面、人品高尚、道德优秀的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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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不满意罗马教育的那种低水准教育，但也并不认为引入希腊式教育就是一个出路。他在《共和国》中谈到了罗马对教育的“疏忽”，在他看来，希腊的教育并不足以为罗马提供一个好的替代模式：“为了维持共和国的昌盛和德性，我们来看应该想一些什么聪明的办法。所有公民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昌盛和德性，国家应该帮助人民，一部分通过制度，一部分通过法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自由公民的教育问题，这是希腊人浪费了许多精力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我们的制度与希腊不同，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任何关于公共教育具体细节的普遍教育制度。事实上，我的朋友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认为，教育是我们制度中被忽视的部分”。35西塞罗认为，罗马的教育应该以培养一些对罗马有用的大才为目标。当时罗马教育水准极低，除了那些极有天分而且条件特别优越的少数人（如西塞罗自己），根本无法培养出这样的大人才。由于西塞罗的大才教育目的非常专一，他在重要的教育论著《演说者》中不提初等教育，而只是关注高等教育。他认为学生必须学习人文，也就是哲学、数学、音乐、文学、修辞、几何和天文等课程，其中又以文学和修辞为最重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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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必须能够“评论诗人、教授历史、解释词语的意义、发音正确、善于表达”。37学校教育的是“公共之人”，他们日后要在公共论坛、法庭和公共议会中发表真正的演说。西塞罗强调公共说理和辩论的逻辑分析和清晰陈述。在他看来，希腊修辞有太多繁文缛节、华而不实的东西，而修辞应该讲究的是分析、论证和思虑周密的明断。这样的教育应当从高等学校开始，学生学得的知识必须日后通过更高的学校和从师于更好的老师，并通过实践加以完善。西塞罗要求学习者掌握“所有学科的知识”，提出，“除非一个人把修辞训练与所有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否则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演说者”。38西塞罗在《演说者》中所说的那种全才教育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呈现的只是一种教育蓝图，而不是实际指导，它只是一种为很少数精英所设计的知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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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对16世纪文艺复兴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他的教育理念则由于昆体良这位后一代的罗马人而得到极大的充实。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补充了西塞罗所忽视的初等教育部分，并且还添加了具有相当操作性的教育方法。昆体良的教育从儿童开始，对象面扩大了很多。但是，他的精英目标并不比西塞罗逊色，他强调演说必须不仅要能言，而且要有所言。一个演说者要真的有所言，就必须是一个有德性的人。这可不是对一般人提出的要求，正如教育历史家鲍尔（E. Power）所说，昆体良和西塞罗的教育对象，“都不只是那些在日常市民生活中尽责的公民”，而是“领导人”，也就是官吏，“真正的公民，即演说者，这样的公共人物是领导人，由于他的才能和教育对他的角色培养而被挑选出来，普通人很难得益于这样的教育”。39精英的“领导人”教育实际上也就是官吏或官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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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马教育与希腊教育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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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有了分别由“教师”（litterator）、“文法教师”（grammaticus）、“修辞老师”（rhetor）教授的三级系统学校体制，阿普留斯（Lucius Apuleius，124-170，拉丁作家）形象地用“宴饮三杯”的比喻来描绘三个学习阶段：“参加宴饮，第一杯是解渴，第二杯是快乐，第三杯是心旷神怡，第四杯就是犯傻。在缪斯女神的盛宴上，我们饮得越多，灵魂就接受越多的智慧和理性。第一杯来自‘教师’，他替我们冥顽的心灵开窍。然后是‘文法老师’，他让我们的知识锦上添花。最后是‘修辞老师’，他把雄辩的武器交到我们手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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