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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修辞是最高层次的学习，在这之前的准备阶段里，学习的是文法，而最基础的则是读、写和算术。罗马的学校体制是由希腊的教师传进来的，但与希腊的学校体制不仅在层次上有所不同，而且教育的理念也有很大的差别。在罗马，“文法”是一种高于“初等”的科目，“文法”与“修辞”属于同一层次，不过是传授有前有后而已。而在希腊，“文法”是初等教育，而“修辞”则比它高一层次（由Sophists传授）。而且，希腊还有最高的“哲学”教育（由Philosophers传授）。哲学是注重实际的罗马教育体制所没有的科目，当然，这不等于罗马没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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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文法教育”包括诗、音乐和体操，这三项都是心灵教育，不是单纯的技能或知识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积累可以用来换取金钱的知识，而是帮助形成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德。希腊人认为，诗人是伟大的老师。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斯特拉伯（Strabo）写道：“古代人相信，诗是一种初级哲学，能从小打动我们，带领我们走进生活，培育我们的品格、感情、行为，并从中得到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希腊的国家用诗来开始年轻人的教育，不只是打动他们，而且是训练他们。”41色诺芬的《飨宴》（Symposium）中的尼西拉都斯（Niceratus）说：“你一定知道，诗人荷马写过几乎所有与人有关的事情。因此，你们若想知道家庭生活，学习当政治领袖、将军的艺术，想日后成为阿基里斯（Achilles）、埃杰克斯（Ajax）、内斯特（Nestor）或者奥德修斯，都应该跟我学习，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42希腊人看重诗，是因为他们认为，诗中自有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人生百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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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音乐是配词的音乐，不只是乐器音乐。他们相信，音乐对人的道德、心灵，甚至肉体都能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在教育中加以重视。与此同时，体操教育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接受头脑的支配和指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许多关于音乐和体操教育的讨论。苏格拉底说：“似乎确实很难找到比我们早已发现的那种教育更加好的了。这种教育便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43在教体操以前应该先教音乐，这样的教育应该是简单朴素的，“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会产生内心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就产生身体的健康”。44音乐和体操教育都不是技能性的，“教音乐与体育主要是为了心灵”。45音乐和体操必须结合，否则教育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下面是苏格拉底与格劳生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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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生专搞体育运动而忽视音乐文艺教育对心灵的影响是怎样的？反之，专搞音乐文艺而忽视体育运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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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你所指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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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指的一是野蛮和残暴，另一是软弱与柔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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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啊，极对，我注意到那些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那些专门搞音乐文艺的人又未免变得过度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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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性中的激情部分的确会产生野蛮；如加以适当训练就可能成为勇敢，假如搞得过了头，便会变成残酷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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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我也有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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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音乐和体操教育应该同时相互协调地进行，这才能使学习者兼有好的品质而避免因单一而走向极端。这时候的音乐教育才会不单有助于品性，还有助于培养公民素质：“孩子们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令他们健康成长。国家一旦发生任何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体操也是一样，身体健康的公民才能“在心灵上意气奋发”成为国家的“护卫者”，“体育方面，我们的护卫者也必须从童年起便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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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教育的理论中包含着“人”和“公民”的理念，虽然有一些人文教育理念的价值，但在现代已不足为学校教育效法。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基于奴隶制度的教育，它以自身为目的，鄙视、摈弃一切实用价值。在希腊，具有实用目的是“手艺人”教育的特点，手艺人的教育是在手艺人家庭里代代相传的，手艺人甚至不被当作公民，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手艺人是“没有教育的”，“任何居住在城邦里的公民都不应该从事技术性手艺的工作”。教育对公民来说，不是为了谋生挣钱，而是为了成为完美的人，例如，“学习数学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作为一种对人的灵魂有益的纯粹科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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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那种理想的、哲理的“完人教育”相比，罗马教育要实际得多，正如教育历史家巴克莱所说：“希腊人对实用性知识的鄙夷态度，对于务实的罗马人来说简直不可理解。罗马人一般认为音乐有价值是因为音乐可以帮助表达演说，几何学之所以值得学习，是因为几何学可以帮助律师丈量房产。”48即便在注重品格教育的昆体良那里，“几何学”（在昆体良那里也就是数学）也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哲学要素，而是帮助训练思维的一种科目，而体操则也是为了帮助人保持良好的身体姿势，以便更有效地演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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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育注重实用，这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待“修辞”的不同态度上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古希腊，修辞学最早是由一种身份特殊的人所教授的，他们被称作“Sophists”，原来是“智慧的实践者”的意思，后来被人看成是只重辩术、没有智慧的“诡辩者”，在此可以姑且称他们为“辩士”。他们传授的修辞本质上是一种辩论的技艺。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看不起辩士，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探索的才是世界真理，而真理是花钱买不到的。辩士们是为了金钱报酬而向别人传授言语技巧的人，他们的知识与真理无关。应当看到，哲学家的看法中包含着偏见，因为许多辩士其实是很有见识的人，“他们是敢于打破旧习的重要思想家，他们敏锐辛辣的分析刺穿一切矫情虚饰……他们否认出身高贵与品德高尚一定相互关联的肤浅假设”。50例如，伊索格拉底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修辞教师，也是一位睿智的思想家。他提出，好的演说需要演说者知识渊博，富有智慧。因此，正确地接受修辞训练应该是一种最全面的教育。伊索格拉底的修辞理论成为后来人文教育者非常珍惜的思想遗产。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别的修辞教师们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他们大多数都缺乏他那种宽广的知识和高尚的理想，他们就像他批评的那些‘诡辩师’那样，只相信修辞规则。这些规则的条条框框被标准化，尽管在基本不变的框架中，在一些细节和微小的区别上，会有一些不同意见”。51在希腊，学习修辞是实用性的，在法庭上辩论，在宫廷或国民大会上发言，或对公众发表演说都需要实用的修辞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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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辞造就“演说者”，文法培养“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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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是在公元前2世纪进入罗马的，罗马人开始并不欢迎来自希腊的修辞教师，后来才渐渐接受，终于成为一种风尚。公元前161年，罗马参议院授权司法官（praetor）彭波尼（M. Pomponius）把修辞家和哲学家驱逐出罗马，此举与当时十分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加图（Cato the Elder，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人称“监察官”加图）可能有关，加图强烈反对罗马接受希腊的影响，他认为，把事情弄清楚了，要说的话也就自然明白了，无须希腊那一套繁复的修辞。罗马有自己传授公共说理语言技能的传统，罗马年轻人学习在公共场合说话所需要的技能，方法是学徒从师，跟着老师模仿。更高一点程度的便是认某个著名演说家为师，跟着行走于公共论坛，观察和学习他处理事情的方式。这种称作“辩论入门”（tirocinium fori）的学习方法，一直到修辞在罗马成为学校的正规课程后还一直延续。例如，罗马政治家鲁弗斯（Caelius Rufus）在青年时代，他父亲就请托西塞罗为他的老师。阿弗尔（Domitius Afer）是著名的演说家，昆体良就是这样从师于他的。西塞罗说：“开始时，我们的国人对修辞艺术一无所知，不知道修辞有什么用，或者有什么规则和章法。但是，他们学习得很成功，很有才能，收获颇丰。后来，他们听到了希腊演说家的演说，学习了希腊文学，与希腊教师有了接触，对学习说话的艺术迸发出极大的热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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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有了修辞学校后，年轻人一般进入希腊教师办的专门学校学习修辞，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师从著名的演说家学习。罗马人开始是从希腊教师那里学习修辞，使用的是希腊语。到了公元前1世纪，有了拉丁语的演说，以希腊修辞教本为蓝本的拉丁文修辞著作也出现了，其中就有西塞罗的早期著作《论构思》（De Inventione）。公元前92年，一位叫加鲁斯（Plotius Gallus）的人在罗马开办了一个使用拉丁文的修辞学校，学生们开始学习用拉丁文写他们的“雄辩”（declamations）。西塞罗那时年纪还小，想去上那个学校，但指点他学习的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公元前115-前53，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劝他去上希腊文的学校，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训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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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希腊人在罗马传授修辞，受到欢迎的时候，修辞却在希腊走向了衰微。亚历山大征服希腊以后，雅典的民主制度便再也没有完全恢复，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到公元1世纪的希腊化时期，“最大的受益者是希腊精英中的男性公民，他们很快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侨民阶层和军官阶层”，“由于罗马对军队服役的希腊人，以及许多虽小却有利可图的国家管理职位永无止境的需求，也给移民们提供了尽管不那么诱人，但却是实实在在而且数目众多的机会”。54在公共政治中，演说的用武之地已经不多，而“国家管理职位”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教育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供需的关系，随着希腊化世界的变化，修辞培养造就“演说者”的需要大大减少，而有助于“国家管理职位”能力的文法则显得更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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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grammatike）学习的是与书写文字（grammata）有关的知识，在任何一个读写社会中，文字知识是管理者所必备的，而比较高的文字知识则是精英教育的主要内容。只要有条件，一般民众也会把初步的文法当作基本的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文法和修辞有所区别，但是据罗马帝国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69/75-130）说，这一区别开始时并不存在，在罗马共和时，有同时教授这两种科目的。有的文法学家教修辞也很出色，不少还为这两个科目都留下了著作。在苏埃托尼乌斯当学生时，还有早晨教授文法，下午教授修辞雄辩（rhetoric declamation）的。55在罗马是这样，但在古代的其他国家也许未必是通例。文法教师的学生一般年龄较小（大约12至15岁），但这并不等于教授文法的只是一些学问粗浅的教师，事实上，他们当中不乏有饱学之士。古代的“文法”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只关乎词法、句法的基础“语法”，而是如历史学家克拉克（M. L. Clarke）所说，“就其在古代学校所教授的内容而言，更确切地说，是‘语言和文学’”，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语法、语言学习，也包括阅读和理解文学的标准读物。56今天大学里一般的中文系学生，或者英语系学生（语言程度当然不如中文系的），所学的都还是差不多的内容。文法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学和书面文字教育，戴奥尼夏（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公元前607，希腊历史学家和修辞家，后去罗马）把文法称作“关于诗人和散文作家写作方法的实用知识”，将其分为六个部分：（以正确的方法）阅读、解释（不常见的字词和内容）、说明（言语的修辞手段或格）、词源、类比、诗评。克里特斯（Crates of Tralles，伊索格拉底派的修辞家）把“文法”看成是一种低于“批评”（kritikos）的学习。昆体良称文法为“正确言语的艺术”和“对诗人的诠释”。57在希腊化时期，由于学习文学非常重要，文法教育成为希腊化最重要的文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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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期，修辞在希腊已经式微，而修辞学却并没有就此淡出教育，这主要归功于罗马的兴起。在罗马统治下的地方，城邦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地方的事务主要还是在议会中决定，在共和罗马自己的参议院里，虽然会有许多钩心斗角，但毕竟那是一个以说理来解决问题的地方。修辞的本质是公共说理，只要社会说理还是一种现实的需求，修辞教育也就能够存在下去。虽然修辞教育在罗马弊病丛生，但却一直没有动摇修辞在教育课程中的重要性。修辞教育在罗马长期得到维持，然而始终是一种中看不中用的“学问”，因此也成为西塞罗和昆体良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但是，这种教育改革又始终受制于修辞学本身的框架和局限性。正如历史学家博尔加（R. R. Bolgar）所指出的，“在希腊化国家和共和罗马，演说继续维持着有限的价值”，之所以没有改变，是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想到要到修辞学校之外去寻找替代性的教育”。58从历史上看，人们总是在有教育改革的实际可能之前，先已经感觉到教育出了问题，因此需要有所改变。但是，在替代性的理念或可能性出现之前，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今中国的教育也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是普遍感觉到它必须改变，但怎么改变，什么是替代的模式，甚至是否应该寻找替代模式，都还是意念模糊、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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