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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罗马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里进行的，根据罗马法的“家庭法”，父亲对儿童终生拥有父权，只要父亲活着，儿子就永远不能算成年。与家庭教育相比，罗马的学校教育既无体制又无标准，“就算有学位，学校教育也是最低程度的”23，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为培养臣民和官僚从而开始重视并建立教育体制为止。普鲁塔克对罗马教育的发展之晚表示惊异：“罗马人很迟才开始有付费教育，第一个开办语文学校的是卡维流斯（Spurius Carvilius）。”24这大概是公元前230年左右的事情。罗马共和时期国家对教育完全是听任自然，延续一种几乎完全自然的罗马传统方式。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国家开始关注教育，虽然从未设立过“国家教育部”这样的机构，但已经有意识地把教育变成一个为国家服务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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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腊化教育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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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罗马开始大肆向外扩张，罗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奴隶制大大地发展了，经济空前繁荣。罗马扩大了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公元前230年，以希腊人卡维流斯到罗马任教为标志，罗马教育开始受到希腊化的影响。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希腊大批教师来到罗马办学。罗马逐步形成了以希腊学校为模式的教育系统。即使在开始受到希腊化影响以后很久，罗马也仍然保持着它引以为傲的那种古老而悠久的本土教育传统。希腊文化以思辨哲学为核心，推崇自由教育（全面的人文教育），罗马文化则强调实效。这二者以后者为主的结合形成了罗马教育的特点，也是西塞罗和昆体良教育理念的基本特征，虽然他们似乎又都像希腊教育者那样，把人的美德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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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衰落以后，希腊化的教育已经不把国民或公民教育放在中心的位置，而代之以“文化的人”，“在希腊化世界中，公民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希腊化教育着重的是文化而非国民”，希腊化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25然而，这种希腊化教育的目标始终没有能成为罗马教育的主流。希腊化教育与罗马教育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是有差别的：一方面，“希腊化教育没那么严格，上学不是去接受公民教育”，而是个人的事情；另一方面，罗马把教育当作人“在一生的过程中的形成”，而不只是上学。因此，罗马人看不起教师，教师只具有奴隶或获得自由的奴隶身份，他们以教书谋生，收入极其微薄。雅典的教师当然也不见得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但人们至少承认他们的工作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因此给他们一些尊重。罗马人不同，尽管罗马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并不尊重教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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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文化、科学、教育上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后，传统教育开始被新的学校教育所代替。巴克莱（William Barclay）对此总结道，在有学校之前，“早期的罗马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是技术意义上的教育。教育传授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传统。它既不教授哲学也不传授技能；它培养的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幸的是，这种教育是悲剧性的，它的性质注定了它的灭亡。而这种悲剧的讽刺在于，正当罗马帝国变得日益强大时，它也杀死了罗马昔日的教育。罗马昔日的教育注定只能适应于一个小而有限的社会。这种教育取决于父亲（对儿子的影响）。但是，当罗马变成了帝国，父亲们应召参加罗马军队，在外国打仗，也许几年也回不了一次家。……他们再也没有时间与儿子结成特殊的父子友谊关系，而这种友谊正是早期罗马教育最珍贵的特征”。27不仅如此，罗马生活从乡村向都市化的转变也使传统教育不再可能，“当生活的范围和节奏发生了变化，当本质上是农村式的教育必须面对都市的文明，从农村来的家庭在拥挤的城市中成为某一处住房中的人家，教育的变化也就必然发生了”。28学校的产生并不只是因为从希腊来了教师，而更是因为罗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罗马有了学校以后，分成“初等”（第一等）和“高等”（第二等）两个层次。初等的就是“小学”，如皮埃尔·内罗杜所描述的，男孩和女孩都在7岁进入小学。由于天分各异，他们的小学阶段需要四年或五年不等。小学教师在那时被称作“教授字母的人”（litterator），或者“教授字母的学校教师”（magister ludi litterarii），“大约在11岁到12岁时，孩子们进入由语法教师支配的中学，并处于教师的管制下直到15岁或者16岁。当他们开始接受雄辩术教师的高等教育时已经不再是儿童了。女孩通常较少继续上中学，有些已经嫁人，有些在家里学习未来家庭主妇的活计，为出嫁作准备。另外一些出身卑微的女孩，一旦学会了读、写和算就显得相当有文化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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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们如果乐意继续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并且他们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或者富庶家庭，就可以进入“中学”，中学里先学习“文法”，然后再学习“修辞”。罗马的文法学校所教的“文法”依赖于希腊的语言知识，学生练习词语的性、数、格变化，按照音节划分词语，根据词性分类，老师讲解课文，分析直说与喻说的不同变化。文法的讲解因教师的水准不同而异，一般相当简单，“首先是教师朗读并讲解课文，之后是学生朗读并且将之熟记于心。文学作品的性质和教学大纲的选择也明确指出适宜讲解的方法。文章是古代的，因此必须注解不再常用的词语的意思和文章结构。而且，尤其是需要解释明白那些深奥的、历史性的、大多关于神话的诗文。这足以表明，由于不断对文章的描述和一步步的讲解，对文章的释义是一项长期的不怎么涉及深层意思的练习”。30因此，学生接受的是非常零碎、没有系统的杂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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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以文学为主，其他知识，如科学、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都是次要的。在文法学习中，其他知识只有在为了讲解课文时才得以出现。那些想学习其他科目的人必须求助于其他专门教师，医学、建筑、教书都属于其他专门知识。文学被看成是一个人修养的根基，“因为它指向教育所达到的最高宗旨，而且是雄辩术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当学生的文学学习到一定程度时，语法教师就给他们教授初级的修辞学。首先是学习以不同方式出现的格言、寓言故事、文章缩写，以及如何将诗歌转化为散文。教师启发学生思考传说、历史事件、剧本的剧情梗概”。31接受了文法教育后，最具天赋的学生开始撰写讲演词，即便如此，学习的也大多是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样本，“通常是古代伟人激烈的言论或是雄辩”，学生们“反复操练陈词滥调和浮夸的演讲，以便适应在公众面前讲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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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塞罗的“演说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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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学校的教育不仅非常机械、枯燥，而且是以暴力体罚为基本的教育方法。到了罗马共和的末期，罗马教育没有规定的教程，没有考试，国家也不过问。33罗马教育的体罚、被动、低效、机械、杂乱无序、没有标准也没有明确要求等缺点，都纷纷暴露出来，这些特征与罗马需要越来越多具有实际才干的政治家和管理者是完全不相符合的。罗马想要统治世界，就必须发展更有效的教育来提高罗马人的智识和见解，这样也就出现了教育改革的要求。罗马“教改”选择的仍然是一条实用的道路。罗马教育并没有仿效雅典的那种“文明”或“文化”教育模式。罗马人对思辨和哲学的人文教育并不感兴趣，他们注重的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教育，一方面强调诸如同情、礼貌、仁爱这样的普通美德，一方面学习一些必要而有用的知识，尤其是体现政治家和管理者才能的“演说”。西塞罗可以说是这种新教育观的代表，他的《演说者》也可以说表达了他对教育改革的愿望。他所期待培养的“演说者”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对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并说服他们的人，而且是一个知识丰富全面、人品高尚、道德优秀的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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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不满意罗马教育的那种低水准教育，但也并不认为引入希腊式教育就是一个出路。他在《共和国》中谈到了罗马对教育的“疏忽”，在他看来，希腊的教育并不足以为罗马提供一个好的替代模式：“为了维持共和国的昌盛和德性，我们来看应该想一些什么聪明的办法。所有公民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昌盛和德性，国家应该帮助人民，一部分通过制度，一部分通过法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自由公民的教育问题，这是希腊人浪费了许多精力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我们的制度与希腊不同，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任何关于公共教育具体细节的普遍教育制度。事实上，我的朋友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认为，教育是我们制度中被忽视的部分”。35西塞罗认为，罗马的教育应该以培养一些对罗马有用的大才为目标。当时罗马教育水准极低，除了那些极有天分而且条件特别优越的少数人（如西塞罗自己），根本无法培养出这样的大人才。由于西塞罗的大才教育目的非常专一，他在重要的教育论著《演说者》中不提初等教育，而只是关注高等教育。他认为学生必须学习人文，也就是哲学、数学、音乐、文学、修辞、几何和天文等课程，其中又以文学和修辞为最重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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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必须能够“评论诗人、教授历史、解释词语的意义、发音正确、善于表达”。37学校教育的是“公共之人”，他们日后要在公共论坛、法庭和公共议会中发表真正的演说。西塞罗强调公共说理和辩论的逻辑分析和清晰陈述。在他看来，希腊修辞有太多繁文缛节、华而不实的东西，而修辞应该讲究的是分析、论证和思虑周密的明断。这样的教育应当从高等学校开始，学生学得的知识必须日后通过更高的学校和从师于更好的老师，并通过实践加以完善。西塞罗要求学习者掌握“所有学科的知识”，提出，“除非一个人把修辞训练与所有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否则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演说者”。38西塞罗在《演说者》中所说的那种全才教育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呈现的只是一种教育蓝图，而不是实际指导，它只是一种为很少数精英所设计的知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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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对16世纪文艺复兴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他的教育理念则由于昆体良这位后一代的罗马人而得到极大的充实。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补充了西塞罗所忽视的初等教育部分，并且还添加了具有相当操作性的教育方法。昆体良的教育从儿童开始，对象面扩大了很多。但是，他的精英目标并不比西塞罗逊色，他强调演说必须不仅要能言，而且要有所言。一个演说者要真的有所言，就必须是一个有德性的人。这可不是对一般人提出的要求，正如教育历史家鲍尔（E. Power）所说，昆体良和西塞罗的教育对象，“都不只是那些在日常市民生活中尽责的公民”，而是“领导人”，也就是官吏，“真正的公民，即演说者，这样的公共人物是领导人，由于他的才能和教育对他的角色培养而被挑选出来，普通人很难得益于这样的教育”。39精英的“领导人”教育实际上也就是官吏或官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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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马教育与希腊教育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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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有了分别由“教师”（litterator）、“文法教师”（grammaticus）、“修辞老师”（rhetor）教授的三级系统学校体制，阿普留斯（Lucius Apuleius，124-170，拉丁作家）形象地用“宴饮三杯”的比喻来描绘三个学习阶段：“参加宴饮，第一杯是解渴，第二杯是快乐，第三杯是心旷神怡，第四杯就是犯傻。在缪斯女神的盛宴上，我们饮得越多，灵魂就接受越多的智慧和理性。第一杯来自‘教师’，他替我们冥顽的心灵开窍。然后是‘文法老师’，他让我们的知识锦上添花。最后是‘修辞老师’，他把雄辩的武器交到我们手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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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修辞是最高层次的学习，在这之前的准备阶段里，学习的是文法，而最基础的则是读、写和算术。罗马的学校体制是由希腊的教师传进来的，但与希腊的学校体制不仅在层次上有所不同，而且教育的理念也有很大的差别。在罗马，“文法”是一种高于“初等”的科目，“文法”与“修辞”属于同一层次，不过是传授有前有后而已。而在希腊，“文法”是初等教育，而“修辞”则比它高一层次（由Sophists传授）。而且，希腊还有最高的“哲学”教育（由Philosophers传授）。哲学是注重实际的罗马教育体制所没有的科目，当然，这不等于罗马没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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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文法教育”包括诗、音乐和体操，这三项都是心灵教育，不是单纯的技能或知识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积累可以用来换取金钱的知识，而是帮助形成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德。希腊人认为，诗人是伟大的老师。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斯特拉伯（Strabo）写道：“古代人相信，诗是一种初级哲学，能从小打动我们，带领我们走进生活，培育我们的品格、感情、行为，并从中得到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希腊的国家用诗来开始年轻人的教育，不只是打动他们，而且是训练他们。”41色诺芬的《飨宴》（Symposium）中的尼西拉都斯（Niceratus）说：“你一定知道，诗人荷马写过几乎所有与人有关的事情。因此，你们若想知道家庭生活，学习当政治领袖、将军的艺术，想日后成为阿基里斯（Achilles）、埃杰克斯（Ajax）、内斯特（Nestor）或者奥德修斯，都应该跟我学习，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42希腊人看重诗，是因为他们认为，诗中自有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人生百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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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音乐是配词的音乐，不只是乐器音乐。他们相信，音乐对人的道德、心灵，甚至肉体都能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在教育中加以重视。与此同时，体操教育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接受头脑的支配和指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许多关于音乐和体操教育的讨论。苏格拉底说：“似乎确实很难找到比我们早已发现的那种教育更加好的了。这种教育便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43在教体操以前应该先教音乐，这样的教育应该是简单朴素的，“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至于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会产生内心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就产生身体的健康”。44音乐和体操教育都不是技能性的，“教音乐与体育主要是为了心灵”。45音乐和体操必须结合，否则教育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下面是苏格拉底与格劳生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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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生专搞体育运动而忽视音乐文艺教育对心灵的影响是怎样的？反之，专搞音乐文艺而忽视体育运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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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你所指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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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指的一是野蛮和残暴，另一是软弱与柔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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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啊，极对，我注意到那些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那些专门搞音乐文艺的人又未免变得过度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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