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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性中的激情部分的确会产生野蛮；如加以适当训练就可能成为勇敢，假如搞得过了头，便会变成残酷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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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我也有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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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音乐和体操教育应该同时相互协调地进行，这才能使学习者兼有好的品质而避免因单一而走向极端。这时候的音乐教育才会不单有助于品性，还有助于培养公民素质：“孩子们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令他们健康成长。国家一旦发生任何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体操也是一样，身体健康的公民才能“在心灵上意气奋发”成为国家的“护卫者”，“体育方面，我们的护卫者也必须从童年起便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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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教育的理论中包含着“人”和“公民”的理念，虽然有一些人文教育理念的价值，但在现代已不足为学校教育效法。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基于奴隶制度的教育，它以自身为目的，鄙视、摈弃一切实用价值。在希腊，具有实用目的是“手艺人”教育的特点，手艺人的教育是在手艺人家庭里代代相传的，手艺人甚至不被当作公民，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手艺人是“没有教育的”，“任何居住在城邦里的公民都不应该从事技术性手艺的工作”。教育对公民来说，不是为了谋生挣钱，而是为了成为完美的人，例如，“学习数学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作为一种对人的灵魂有益的纯粹科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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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那种理想的、哲理的“完人教育”相比，罗马教育要实际得多，正如教育历史家巴克莱所说：“希腊人对实用性知识的鄙夷态度，对于务实的罗马人来说简直不可理解。罗马人一般认为音乐有价值是因为音乐可以帮助表达演说，几何学之所以值得学习，是因为几何学可以帮助律师丈量房产。”48即便在注重品格教育的昆体良那里，“几何学”（在昆体良那里也就是数学）也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哲学要素，而是帮助训练思维的一种科目，而体操则也是为了帮助人保持良好的身体姿势，以便更有效地演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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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育注重实用，这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待“修辞”的不同态度上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古希腊，修辞学最早是由一种身份特殊的人所教授的，他们被称作“Sophists”，原来是“智慧的实践者”的意思，后来被人看成是只重辩术、没有智慧的“诡辩者”，在此可以姑且称他们为“辩士”。他们传授的修辞本质上是一种辩论的技艺。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看不起辩士，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探索的才是世界真理，而真理是花钱买不到的。辩士们是为了金钱报酬而向别人传授言语技巧的人，他们的知识与真理无关。应当看到，哲学家的看法中包含着偏见，因为许多辩士其实是很有见识的人，“他们是敢于打破旧习的重要思想家，他们敏锐辛辣的分析刺穿一切矫情虚饰……他们否认出身高贵与品德高尚一定相互关联的肤浅假设”。50例如，伊索格拉底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修辞教师，也是一位睿智的思想家。他提出，好的演说需要演说者知识渊博，富有智慧。因此，正确地接受修辞训练应该是一种最全面的教育。伊索格拉底的修辞理论成为后来人文教育者非常珍惜的思想遗产。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别的修辞教师们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他们大多数都缺乏他那种宽广的知识和高尚的理想，他们就像他批评的那些‘诡辩师’那样，只相信修辞规则。这些规则的条条框框被标准化，尽管在基本不变的框架中，在一些细节和微小的区别上，会有一些不同意见”。51在希腊，学习修辞是实用性的，在法庭上辩论，在宫廷或国民大会上发言，或对公众发表演说都需要实用的修辞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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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辞造就“演说者”，文法培养“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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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是在公元前2世纪进入罗马的，罗马人开始并不欢迎来自希腊的修辞教师，后来才渐渐接受，终于成为一种风尚。公元前161年，罗马参议院授权司法官（praetor）彭波尼（M. Pomponius）把修辞家和哲学家驱逐出罗马，此举与当时十分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加图（Cato the Elder，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人称“监察官”加图）可能有关，加图强烈反对罗马接受希腊的影响，他认为，把事情弄清楚了，要说的话也就自然明白了，无须希腊那一套繁复的修辞。罗马有自己传授公共说理语言技能的传统，罗马年轻人学习在公共场合说话所需要的技能，方法是学徒从师，跟着老师模仿。更高一点程度的便是认某个著名演说家为师，跟着行走于公共论坛，观察和学习他处理事情的方式。这种称作“辩论入门”（tirocinium fori）的学习方法，一直到修辞在罗马成为学校的正规课程后还一直延续。例如，罗马政治家鲁弗斯（Caelius Rufus）在青年时代，他父亲就请托西塞罗为他的老师。阿弗尔（Domitius Afer）是著名的演说家，昆体良就是这样从师于他的。西塞罗说：“开始时，我们的国人对修辞艺术一无所知，不知道修辞有什么用，或者有什么规则和章法。但是，他们学习得很成功，很有才能，收获颇丰。后来，他们听到了希腊演说家的演说，学习了希腊文学，与希腊教师有了接触，对学习说话的艺术迸发出极大的热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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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有了修辞学校后，年轻人一般进入希腊教师办的专门学校学习修辞，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师从著名的演说家学习。罗马人开始是从希腊教师那里学习修辞，使用的是希腊语。到了公元前1世纪，有了拉丁语的演说，以希腊修辞教本为蓝本的拉丁文修辞著作也出现了，其中就有西塞罗的早期著作《论构思》（De Inventione）。公元前92年，一位叫加鲁斯（Plotius Gallus）的人在罗马开办了一个使用拉丁文的修辞学校，学生们开始学习用拉丁文写他们的“雄辩”（declamations）。西塞罗那时年纪还小，想去上那个学校，但指点他学习的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公元前115-前53，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劝他去上希腊文的学校，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训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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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希腊人在罗马传授修辞，受到欢迎的时候，修辞却在希腊走向了衰微。亚历山大征服希腊以后，雅典的民主制度便再也没有完全恢复，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到公元1世纪的希腊化时期，“最大的受益者是希腊精英中的男性公民，他们很快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侨民阶层和军官阶层”，“由于罗马对军队服役的希腊人，以及许多虽小却有利可图的国家管理职位永无止境的需求，也给移民们提供了尽管不那么诱人，但却是实实在在而且数目众多的机会”。54在公共政治中，演说的用武之地已经不多，而“国家管理职位”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教育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供需的关系，随着希腊化世界的变化，修辞培养造就“演说者”的需要大大减少，而有助于“国家管理职位”能力的文法则显得更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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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grammatike）学习的是与书写文字（grammata）有关的知识，在任何一个读写社会中，文字知识是管理者所必备的，而比较高的文字知识则是精英教育的主要内容。只要有条件，一般民众也会把初步的文法当作基本的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文法和修辞有所区别，但是据罗马帝国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69/75-130）说，这一区别开始时并不存在，在罗马共和时，有同时教授这两种科目的。有的文法学家教修辞也很出色，不少还为这两个科目都留下了著作。在苏埃托尼乌斯当学生时，还有早晨教授文法，下午教授修辞雄辩（rhetoric declamation）的。55在罗马是这样，但在古代的其他国家也许未必是通例。文法教师的学生一般年龄较小（大约12至15岁），但这并不等于教授文法的只是一些学问粗浅的教师，事实上，他们当中不乏有饱学之士。古代的“文法”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只关乎词法、句法的基础“语法”，而是如历史学家克拉克（M. L. Clarke）所说，“就其在古代学校所教授的内容而言，更确切地说，是‘语言和文学’”，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语法、语言学习，也包括阅读和理解文学的标准读物。56今天大学里一般的中文系学生，或者英语系学生（语言程度当然不如中文系的），所学的都还是差不多的内容。文法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学和书面文字教育，戴奥尼夏（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公元前607，希腊历史学家和修辞家，后去罗马）把文法称作“关于诗人和散文作家写作方法的实用知识”，将其分为六个部分：（以正确的方法）阅读、解释（不常见的字词和内容）、说明（言语的修辞手段或格）、词源、类比、诗评。克里特斯（Crates of Tralles，伊索格拉底派的修辞家）把“文法”看成是一种低于“批评”（kritikos）的学习。昆体良称文法为“正确言语的艺术”和“对诗人的诠释”。57在希腊化时期，由于学习文学非常重要，文法教育成为希腊化最重要的文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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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期，修辞在希腊已经式微，而修辞学却并没有就此淡出教育，这主要归功于罗马的兴起。在罗马统治下的地方，城邦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地方的事务主要还是在议会中决定，在共和罗马自己的参议院里，虽然会有许多钩心斗角，但毕竟那是一个以说理来解决问题的地方。修辞的本质是公共说理，只要社会说理还是一种现实的需求，修辞教育也就能够存在下去。虽然修辞教育在罗马弊病丛生，但却一直没有动摇修辞在教育课程中的重要性。修辞教育在罗马长期得到维持，然而始终是一种中看不中用的“学问”，因此也成为西塞罗和昆体良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但是，这种教育改革又始终受制于修辞学本身的框架和局限性。正如历史学家博尔加（R. R. Bolgar）所指出的，“在希腊化国家和共和罗马，演说继续维持着有限的价值”，之所以没有改变，是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想到要到修辞学校之外去寻找替代性的教育”。58从历史上看，人们总是在有教育改革的实际可能之前，先已经感觉到教育出了问题，因此需要有所改变。但是，在替代性的理念或可能性出现之前，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今中国的教育也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是普遍感觉到它必须改变，但怎么改变，什么是替代的模式，甚至是否应该寻找替代模式，都还是意念模糊、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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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的疆域越来越扩展，政体转化为帝制，它需要越来越多能干的官吏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这些官吏未必需要有多大的演说才能，但必须具有相当水平的知识和行政文案工作能力。因此，文法教育实际上已经变得比修辞教育更实用，也更重要。罗马帝国要在外省治政、驭民、光大罗马的国威、宣扬帝国的强大，这些都需要有能干的官吏。他们无须有多少学问，无须具有独立创新的思想，他们需要的只是比一般民众高一些的教育，有一些普通人也许缺乏的文史知识（文法课的主要内容）。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官僚所需要的基本教育，在这种教育中获得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在权力之链中起到一种上承下传的传导和贯彻功能，而这种权力之链构成的便是一个官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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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高层教育（第二等级教育）是一个悖论：它有两个部分——文法和修辞，为培养“演说家”设计的修辞没有造就出演说家来，而也许并不是为培养“官吏”而特别设计的文法，却提供了一种适宜于造就官吏的教育。在罗马的学校里，修辞一直就是一种脱离实际演说社会功能的教育。它以教授所谓的“雄辩”（declamations）为主。当年轻人有机会像学徒一样跟着某个有名的演说家到处实地观察时，演说可以真的派上用场。但是，在学校里学习的则是一种虚拟的演说，教的时候，要么是简化了的规则，要么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论题。到了共和罗马末期，演说差不多都是学校所教的那种“雄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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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的雄辩不再是为了公共说理，辩论是非，而是变成了为辩而辩，就像我们现在学校里的辩论队训练一样，就“言论自由是否有利于社会”、“民主和专制哪个优越”这样的论题作正反方“辩论”。这就是典型的学校“雄辩”教育，有多少中国人在他的一生中有机会听到一场真正的公共辩论或亲自参加过辩论？作为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辩论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但学校辩论队却煞有介事地“辩论”。罗马的雄辩教学也是这样，修辞家们除了教学，还进行雄辩表演，变成了一种像说故事那样的说话技能演出。论题也常常是脱离现实，耸人听闻，以刺激性和戏剧性为招徕。雄辩变成了一种嘴上功夫，一种文字游戏，一种激情朗诵表演，甚至不惜强词夺理、巧言诡辩。例如就有这样的“雄辩”论题：“法律规定，如若一女子遭一男子强奸，可以要求判他死刑或不带嫁妆嫁他为妻。有一男子强奸了两名女子，一个要求判他死刑，另一个要求与他结婚。（这个男子该怎么处理。）”59像这样的雄辩，充满了陈词滥调，空洞无物，故作深沉，耍小聪明，几乎没有实际的用途。昆体良批评道，如果雄辩不是为法庭辩护做准备，这种舞台式表演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60但是，当时的学校认为这是一种有它自身目的的课目，说是可以训练学生的论证能力，对文字驾驭和公开说话能力也多有助益。但是，正如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所说，尽管上修辞学校的学生很多，但真正能在演说上学有所成的，却是凤毛麟角。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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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罗马国家机器需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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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世纪末叶，罗马进入帝国时期。为了统治广大的领土和被征服的民族及部落，帝国需要大批效忠的官吏和忠诚的臣民，因此国家十分重视教育。国家开始直接控制学校，并逐步建立国家教育行政制度。公元1世纪，当政的是弗拉维王朝（69-96），父子三个皇帝，分别是韦伯芗（Vespasian，69-79年在位）和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Titus，79-81年在位）和图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国家以公共权威的名义雇用一些教师，开始支付一部分文法教师和修辞教师的薪金，并设置一些荣誉教席。在这之后，其他的皇帝也增设学校，每个有规模的城镇都设有学校，国家提高教师薪金，以吸引有能力的人来当教师。皇帝安东尼乌斯（Antoninus Pius，136-161年在位）于公元150年授予某些文法、修辞和哲学教师与元老院议员相同的一些特权。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时期，在各地方设立了一些公立学校，如城镇设文法学校，省会设修辞学校。公元301年，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颁布法令，根据课目的重要性规定了教师的等级，最低一级是“引座”（usher，相当于今天的职员和辅教人员）、教体育的、教小学的、训练奴隶抄书的。教写作和算术的教师工资是最低一级的1.5倍，教建筑的是2倍，拿最高工资的文法教师和几何教师是4倍，校长是5倍。这是历史上最早用工资（经费）来吸引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并用工资来区分他们的等级。62公元361年，皇帝尤里安（Julian，361-363年在位）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力，将教师任免权从地方收归帝国政府掌握。公元425年，瓦伦蒂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425-455年在位）时，帝国下令设立学校权统归国家所有，民间办学实际上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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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但腐败已经在悄悄发生，约翰·麦克说：“罗马政府自从奥古斯丁以后在不断完善着。其中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在克劳狄乌斯（Claudius，41-54年在位）的统治下，帝国的官僚机构迅速壮大。而随后的皇帝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则把这一套官僚体系建设得十分富有组织性……哈德良把文官系统和武官体系分开……上述皇帝的努力都提高了帝国运转的效率和皇帝的权威。”63腐败是在高度集中的官僚权力中发生的，这种权力即使在国家有“开明君主”的时候，也完全没有力量能够加以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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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是一个被称作“罗马和平”的时期（pax romana），这个时期是一个和平、较少军事扩张行动的时代，在这个相对和平、稳定、繁荣的时代里，滋生着罗马的国民腐败。过度消费、放纵物欲、贪图享乐、贪婪，这样的生活削弱了罗马人的意志、精神和思考能力。官僚统治的强大，使普通人充满了无力感，他们对公共事务疏远和冷淡，转而追求生活享受。民众对官僚的敛财、挥霍虽然不满乃至痛恨，但又根本无法监督和制止，同时又很羡慕，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或者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罗马，当奢侈之风销蚀了罗马人的传统道德时，它也扼杀了自由、团结、爱国心和创造力。安逸享乐磨灭了罗马人的进取心，曾经铸造了“高贵的罗马人”的那些因素渐渐消失，精神文化的没落成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起点。这个时代也使得罗马的教育充满了危机，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便是这个时代教育危机意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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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昆体良和他的《演说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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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出生于大约公元前35年，出生地是西班牙（当时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埃布罗河上游加拉古里斯的一个小镇。他父亲受过很好的教育，也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昆体良于暴君尼禄（Nero，5468年在位）时代早期到罗马学习修辞，师从于著名律师、雄辩术教师多米提乌斯·阿弗尔（Domitius Afer）。阿弗尔死后，他回西班牙从事法律。公元68年，他跟随当时的西班牙总督、不久后成为罗马皇帝的伽尔巴（Galba，6869年在位）重返罗马。公元70年是昆体良一生教育活动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皇帝韦伯芗在罗马历史上首次开办了由国库支付薪金的国立雄辩术学校，包括一所拉丁语雄辩术学校和一所希腊语雄辩术学校。这位皇帝“对艺术并不太感兴趣，但对教育感兴趣，要用教育来培养一个有才智、负责任的统治阶级”。64昆体良受命主持拉丁语雄辩术学校，从而成为罗马教育史上第一位公职教师，直到公元90年退休，前后长达20年之久。在教授雄辩术的同时，他兼操律师业务，这使他有可能用当律师的丰富实践经验来充实教学内容，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公元90年以后，他从事写作，一度曾担任皇帝图密善两个侄外孙的家庭教师，并因此被封赠执政官的荣誉称号。但是，“昆体良在完成《演说术原理》的时候，这两位年轻人——不稳定王位的争夺者——都已经被流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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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大约在公元95年出版，第二年，已经成为暴君的图密善就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死了。《演说术原理》论述了修辞的理论和实际运用，也论述了演说者应该受到的教育。在这之前，昆体良还出版过《论腐败雄辩之由》，据信是为“《演说术原理》后来论述观点的预先准备”。66这二者的先后关系说明《演说术原理》是他对修辞在公共生活中的现实情况有所不满而写作的。图密善的暴政对昆体良写作《演说术原理》不会没有触动。道德崩坏、政治和社会失序，这些都与公共说理的丧失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昆体良有抱负要重振好的修辞传统，他选择的是从教育入手，也就是从“育人”开始。但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政治腐败的时代，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抱负，他那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共和，而是皇帝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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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写作于皇帝图密善在位的最后几年，图密善是一位与尼禄同样臭名昭著的暴君，越到他统治的后期就越残暴，这大概是暴君的一个通例。图密善被史学家称为是一个精神错乱、没有理性，因此特别残暴的皇帝。而同时，他又是一个能干的暴君，“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皇帝，对每个行政部门的工作都仔细考虑，对于艺术也是个热心而内行的赞助人”。67对图密善统治下的那个腐败时代，历史学家谟费（James Murphy）评述道：“在图密善的时代，秘密警察活跃，随时在民众中寻找猎物，就连参议员都被纵容以各种方式相互告密……谁只要稍微引起有不忠不敬的嫌疑，就会被处以死刑。”68也就是在这个政治、社会极为腐败的时候，图密善这个最大的腐败者却任命自己为“‘永远的督察’（censor perpetuus），负责督察公共道德”。69他任用昆体良很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装点道德的门面，而昆体良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这可能是他一面担任图密善侄外孙的家庭教师，一面又与图密善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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