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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的疆域越来越扩展，政体转化为帝制，它需要越来越多能干的官吏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这些官吏未必需要有多大的演说才能，但必须具有相当水平的知识和行政文案工作能力。因此，文法教育实际上已经变得比修辞教育更实用，也更重要。罗马帝国要在外省治政、驭民、光大罗马的国威、宣扬帝国的强大，这些都需要有能干的官吏。他们无须有多少学问，无须具有独立创新的思想，他们需要的只是比一般民众高一些的教育，有一些普通人也许缺乏的文史知识（文法课的主要内容）。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官僚所需要的基本教育，在这种教育中获得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在权力之链中起到一种上承下传的传导和贯彻功能，而这种权力之链构成的便是一个官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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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高层教育（第二等级教育）是一个悖论：它有两个部分——文法和修辞，为培养“演说家”设计的修辞没有造就出演说家来，而也许并不是为培养“官吏”而特别设计的文法，却提供了一种适宜于造就官吏的教育。在罗马的学校里，修辞一直就是一种脱离实际演说社会功能的教育。它以教授所谓的“雄辩”（declamations）为主。当年轻人有机会像学徒一样跟着某个有名的演说家到处实地观察时，演说可以真的派上用场。但是，在学校里学习的则是一种虚拟的演说，教的时候，要么是简化了的规则，要么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论题。到了共和罗马末期，演说差不多都是学校所教的那种“雄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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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的雄辩不再是为了公共说理，辩论是非，而是变成了为辩而辩，就像我们现在学校里的辩论队训练一样，就“言论自由是否有利于社会”、“民主和专制哪个优越”这样的论题作正反方“辩论”。这就是典型的学校“雄辩”教育，有多少中国人在他的一生中有机会听到一场真正的公共辩论或亲自参加过辩论？作为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辩论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但学校辩论队却煞有介事地“辩论”。罗马的雄辩教学也是这样，修辞家们除了教学，还进行雄辩表演，变成了一种像说故事那样的说话技能演出。论题也常常是脱离现实，耸人听闻，以刺激性和戏剧性为招徕。雄辩变成了一种嘴上功夫，一种文字游戏，一种激情朗诵表演，甚至不惜强词夺理、巧言诡辩。例如就有这样的“雄辩”论题：“法律规定，如若一女子遭一男子强奸，可以要求判他死刑或不带嫁妆嫁他为妻。有一男子强奸了两名女子，一个要求判他死刑，另一个要求与他结婚。（这个男子该怎么处理。）”59像这样的雄辩，充满了陈词滥调，空洞无物，故作深沉，耍小聪明，几乎没有实际的用途。昆体良批评道，如果雄辩不是为法庭辩护做准备，这种舞台式表演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60但是，当时的学校认为这是一种有它自身目的的课目，说是可以训练学生的论证能力，对文字驾驭和公开说话能力也多有助益。但是，正如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所说，尽管上修辞学校的学生很多，但真正能在演说上学有所成的，却是凤毛麟角。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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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罗马国家机器需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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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世纪末叶，罗马进入帝国时期。为了统治广大的领土和被征服的民族及部落，帝国需要大批效忠的官吏和忠诚的臣民，因此国家十分重视教育。国家开始直接控制学校，并逐步建立国家教育行政制度。公元1世纪，当政的是弗拉维王朝（69-96），父子三个皇帝，分别是韦伯芗（Vespasian，69-79年在位）和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Titus，79-81年在位）和图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国家以公共权威的名义雇用一些教师，开始支付一部分文法教师和修辞教师的薪金，并设置一些荣誉教席。在这之后，其他的皇帝也增设学校，每个有规模的城镇都设有学校，国家提高教师薪金，以吸引有能力的人来当教师。皇帝安东尼乌斯（Antoninus Pius，136-161年在位）于公元150年授予某些文法、修辞和哲学教师与元老院议员相同的一些特权。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时期，在各地方设立了一些公立学校，如城镇设文法学校，省会设修辞学校。公元301年，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颁布法令，根据课目的重要性规定了教师的等级，最低一级是“引座”（usher，相当于今天的职员和辅教人员）、教体育的、教小学的、训练奴隶抄书的。教写作和算术的教师工资是最低一级的1.5倍，教建筑的是2倍，拿最高工资的文法教师和几何教师是4倍，校长是5倍。这是历史上最早用工资（经费）来吸引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并用工资来区分他们的等级。62公元361年，皇帝尤里安（Julian，361-363年在位）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力，将教师任免权从地方收归帝国政府掌握。公元425年，瓦伦蒂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425-455年在位）时，帝国下令设立学校权统归国家所有，民间办学实际上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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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但腐败已经在悄悄发生，约翰·麦克说：“罗马政府自从奥古斯丁以后在不断完善着。其中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在克劳狄乌斯（Claudius，41-54年在位）的统治下，帝国的官僚机构迅速壮大。而随后的皇帝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则把这一套官僚体系建设得十分富有组织性……哈德良把文官系统和武官体系分开……上述皇帝的努力都提高了帝国运转的效率和皇帝的权威。”63腐败是在高度集中的官僚权力中发生的，这种权力即使在国家有“开明君主”的时候，也完全没有力量能够加以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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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是一个被称作“罗马和平”的时期（pax romana），这个时期是一个和平、较少军事扩张行动的时代，在这个相对和平、稳定、繁荣的时代里，滋生着罗马的国民腐败。过度消费、放纵物欲、贪图享乐、贪婪，这样的生活削弱了罗马人的意志、精神和思考能力。官僚统治的强大，使普通人充满了无力感，他们对公共事务疏远和冷淡，转而追求生活享受。民众对官僚的敛财、挥霍虽然不满乃至痛恨，但又根本无法监督和制止，同时又很羡慕，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或者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罗马，当奢侈之风销蚀了罗马人的传统道德时，它也扼杀了自由、团结、爱国心和创造力。安逸享乐磨灭了罗马人的进取心，曾经铸造了“高贵的罗马人”的那些因素渐渐消失，精神文化的没落成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起点。这个时代也使得罗马的教育充满了危机，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便是这个时代教育危机意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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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昆体良和他的《演说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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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出生于大约公元前35年，出生地是西班牙（当时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埃布罗河上游加拉古里斯的一个小镇。他父亲受过很好的教育，也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昆体良于暴君尼禄（Nero，5468年在位）时代早期到罗马学习修辞，师从于著名律师、雄辩术教师多米提乌斯·阿弗尔（Domitius Afer）。阿弗尔死后，他回西班牙从事法律。公元68年，他跟随当时的西班牙总督、不久后成为罗马皇帝的伽尔巴（Galba，6869年在位）重返罗马。公元70年是昆体良一生教育活动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皇帝韦伯芗在罗马历史上首次开办了由国库支付薪金的国立雄辩术学校，包括一所拉丁语雄辩术学校和一所希腊语雄辩术学校。这位皇帝“对艺术并不太感兴趣，但对教育感兴趣，要用教育来培养一个有才智、负责任的统治阶级”。64昆体良受命主持拉丁语雄辩术学校，从而成为罗马教育史上第一位公职教师，直到公元90年退休，前后长达20年之久。在教授雄辩术的同时，他兼操律师业务，这使他有可能用当律师的丰富实践经验来充实教学内容，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公元90年以后，他从事写作，一度曾担任皇帝图密善两个侄外孙的家庭教师，并因此被封赠执政官的荣誉称号。但是，“昆体良在完成《演说术原理》的时候，这两位年轻人——不稳定王位的争夺者——都已经被流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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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大约在公元95年出版，第二年，已经成为暴君的图密善就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死了。《演说术原理》论述了修辞的理论和实际运用，也论述了演说者应该受到的教育。在这之前，昆体良还出版过《论腐败雄辩之由》，据信是为“《演说术原理》后来论述观点的预先准备”。66这二者的先后关系说明《演说术原理》是他对修辞在公共生活中的现实情况有所不满而写作的。图密善的暴政对昆体良写作《演说术原理》不会没有触动。道德崩坏、政治和社会失序，这些都与公共说理的丧失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昆体良有抱负要重振好的修辞传统，他选择的是从教育入手，也就是从“育人”开始。但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政治腐败的时代，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抱负，他那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共和，而是皇帝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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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写作于皇帝图密善在位的最后几年，图密善是一位与尼禄同样臭名昭著的暴君，越到他统治的后期就越残暴，这大概是暴君的一个通例。图密善被史学家称为是一个精神错乱、没有理性，因此特别残暴的皇帝。而同时，他又是一个能干的暴君，“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皇帝，对每个行政部门的工作都仔细考虑，对于艺术也是个热心而内行的赞助人”。67对图密善统治下的那个腐败时代，历史学家谟费（James Murphy）评述道：“在图密善的时代，秘密警察活跃，随时在民众中寻找猎物，就连参议员都被纵容以各种方式相互告密……谁只要稍微引起有不忠不敬的嫌疑，就会被处以死刑。”68也就是在这个政治、社会极为腐败的时候，图密善这个最大的腐败者却任命自己为“‘永远的督察’（censor perpetuus），负责督察公共道德”。69他任用昆体良很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装点道德的门面，而昆体良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这可能是他一面担任图密善侄外孙的家庭教师，一面又与图密善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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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统治暴虐无道、秘密警察横行、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时代，字词和事实之间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联系，人们在假面下生活、行事，说的话不是用来表达真实的想法，却反而是用来隐藏真实的想法。对皇帝和他的宠臣阿谀奉承，甜言蜜语，这样的事情充斥在人们的日常和公共生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中所崇敬和期盼的那种正直而耿言的演说家，像西塞罗那样的典范演说者，不但不可能出现，而且，就是出现了也定然难免杀身之祸。对一个正派耿直、疾恶如仇的演说家来说，“一个演说家的声誉来自他对国家敌人的公开谴责”。70演说家不只是一个会说话的人，而且更是一个担负着公共责任的人，一个有道德良心的人。这样的演说家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敢于说真话、针砭时政的公共知识分子。对这样的演说家来说，面对邪恶、丑陋、败坏的政治人物和现象，无畏地进行揭露和谴责是他公共言说的意义所在。在暴君当道、政治专制而腐败的统治下，这样的批评行为一定会被禁止，而以公共批评为己任的演说家事实上也不再可能产生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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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体良的时代，演说者在罗马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与西塞罗的共和时代已经完全不同。演说者主要是在法庭上为委托人辩护，而鲜有公共辩论、明辨事理、影响政治权力的作用。昆体良想要恢复罗马共和时代那种业已丧失的演说家传统，或者至少还把它作为一种可行的理想，以此来针砭他那个时代公共话语的腐败和沦落。这其实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努力，正如格温（A.Gwynn）所说，“政治演说已经死了，罗马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政治演说已经完了；但昆体良还是从过去时代的人那里选择了他的教育理想”。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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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除了具体的教学法内容（这是一般教育学和教育史中介绍得最多的），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有其独自的教育设想和建议，这三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语言风格的理论，他在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朴素自然和华丽矫饰——中选择了前者，并将之确立为公共话语的理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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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应用，也就是语言技能培养，许多都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西塞罗的著作。他把演说术的应用分为五个部分：立意构思（inventio），也就是提出观点和主要的意思；布局（dispositio），把观点或要说的话用合适的结构组织起来；文采（elocution），用令人愉悦的文字来表达；记忆（memoria），记住要说的话，不要照章宣读；陈述（pronuntiatio），语音、语调、手势、面部表情。对每一部分，尤其是前三个部分，他都有仔细的分析与说明。这与他自己作为演说者和教师的经验有关。这些分析和说明可以视为集希腊、罗马实用修辞之大成，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不再是演说者）的写作训练教本。今天美国大学里的写作课本，有许多地方都得益于这样的写作传统，如选择论题、将论题表述为主题句、每段的主题句、承上启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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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面是教育理念。昆体良的教育是为了实现一种从人一出生就开始的“完美演说者的教育”。这个教育目标要成就的不是“公民”、“国民”、“人”，而是“演说者”。演说者可以是官员、律师、教师，但“演说者”是一个具有特定社会事业的职业功能身份。昆体良的主张大多与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他强调“演说者”身份，是因为他自己虽然当过律师，办过教育，但始终是一个演说者。他强调从小就要开始全面教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成长、教育与事业的一个总结。他强调演说者的道德教育，这也同他曾生活在韦伯芗皇帝时代有关。韦伯芗把教育的作用看成是培养能干而有德性的官吏，韦伯芗皇帝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的“良知教育”时期。当然，“良知教育”是否就能产生有“良知”的官吏或道德操守好的官僚，这并不全是由教育目标来决定的。罗马帝国的腐败证明，官吏和官僚所处的政治制度、社会风气、普遍道德文化状态，对他们实际上会成为什么样的官吏，起着远比学校教育更大的决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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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完美的演说者”可以很容易转化为一种好官吏的角色理想，也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为国家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一个像韦伯芗这样的“好皇帝”或“能干皇帝”所需要的那种官吏。这样的教育理念与皇帝的统治目的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演说术原理》是罗马帝国教育的特定产物，它对帝国的弊病、腐败和沦落充满了忧患意识，设法加以改变和治疗，但却不是从制度上对之加以改变。这使得《演说术原理》成为一部虽非空前，但却是绝后之作，因为“演说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格温对此写道：“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是罗马教育的一个里程碑：那是一个长时期发展的顶峰，再也不可能有继承者……再也没有别的教师能用昆体良这样的权威说话，再也没有别的演说者对演说技艺能有他那种兴致，去承续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另写一部《演说术原理》了。”72《演说术原理》所终结的不仅是一个古代修辞的传统，而且更是一个用古代修辞来匡正时弊，去除当代国家腐败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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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育匡正不了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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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要纠正罗马帝国的演说术教育，针对的既是当时的教育，也是当时的公共语言。一个社会的总体素质往往反映在它的公共语言品质上。一个道德规范健全的社会，它的公共语言基本上会是真实、理性、朴素的，而一个社会在变得腐败的时候，它的语言也会变得花俏、空泛、虚假、非理性。昆体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看起来兴盛，但它的腐败已经开始了。这种腐败首先是从罗马政治权力的专制开始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权力就是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罗马帝国的腐败也开始显现在它的公共语言上。在图密善之前，罗马帝国就已经出现过尼禄这位著名的暴君，尼禄的老师是罗马著名的作家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65），塞内加是“白银拉丁文体”的代表人物，语言修饰华丽、文采飞扬，与共和时期的西塞罗所代表的那种真实、沉稳、理性严密的拉丁风格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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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赞赏和倡导西塞罗的风格，因为他在塞内加的文体中看到的是罗马道德沦丧的危机。塞内加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也主张用哲学将人引向德性，主张抑制欲望、追求道德。但是，他本人言行不一，不仅大肆敛财，而且对他的学生尼禄更是教育无方。卡修德在《罗马纪》第六十一卷第十章中说，尼禄偏爱娈童的兴趣是他的老师、同性恋者塞内加引导出来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则认为，塞内加不仅容忍尼禄的性无度，而且时而还助他一臂之力。73昆体良对塞内加有严厉的批评，虽然针对的是他的文风，但不满的是他的人品。在昆体良看来，人品与文风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昆体良认为，塞内加的文风因其“富有吸引力”而加倍危险：“他的文风大部分是腐败的，而且因为到处能吸引人，其谬误绝对危险。”74昆体良的看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对塞内加及其风格的评价”。75当然，后来有人对塞内加持不同评价，但昆体良的看法从其出发点来说，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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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想通过纠正文风的腐败来恢复社会的道德风尚，在他看来，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但是，以教育来挽救社会或者通过教育来培养德才兼备的官僚，以此来维护政治的清明，这条道路远不如昆体良所设想的那么平坦。而且，后来的人类历史也证明，在一个已经腐败的，但拒绝根本改变的政体中，教育救国的路其实是根本走不通的。教育不可能改变人性，更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培养成正人君子。私人道德的好坏并不能决定一个政体和它的政治文化会是清明还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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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成书于公元1世纪，不管作者多么用心良苦，这部著作在问世后的罗马帝国时期内都没有起过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教育历史家W.巴克莱说，罗马教育有理想，但无实现的条件，“帝国的环境使得这个理想无法实现”。76这个评价是客观和公正的。从公元2世纪初开始，罗马的财政急剧恶化。在罗马共和时期，罗马的扩张费用主要靠在对外国战争中的掠夺，而在罗马帝国时期，则主要靠对国民的盘剥，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是帝国的重要经济来源。要收税就得依靠庞大的官僚队伍，无所不用其极的税收、征用、强制劳动是由官僚大军来强制执行的，到处都是皇帝的私人耳目，去调查任何可能的逃税的蛛丝马迹。官僚控制了罗马社会的一切领域，而官僚统治则又加剧了罗马帝国的专制暴政和腐败。这是一个必然的恶性循环：专制需要官僚统治，而官僚统治则又使专制变得更加专制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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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的教育理论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他把道德教育看得比其他任何教育都重要，他甚至把道德提升到了做人根本的高度。他一直强调，只有一个好人才能成为演说家，这甚至比西塞罗所说的“一个演说家应该是一个好人”更进了一步。但是，在学校里的道德教育是解决不了专制政体中官僚腐败问题的，因为官僚腐败是整个政体腐败的一部分，不是学校里教什么不教什么的结果。昆体良的教育和他设计的教育改革，如果侥幸成功，或许可能造就出一些私人品格意义上的好人来，但那也不是公共意义上的好人。正如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所揭示的，一个人有好的个人道德并不能防止他在公共事务中作恶。一切在腐败政体中设想的体制内教育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那就是看不清“一个好人并不总是说实话，也不总是在为好事辩护”。77在一个政治专制的国家里，就算一个人私德很好，也不能保证他在一个邪恶的政体大环境中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大胆作恶。从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到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好学生和好人在邪恶的制度中作恶，学校扮演邪恶制度的助手和帮凶——教育不仅无力匡正政体之恶，反而在政体之恶中听候差遣、投效卖力、奉命唯谨，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这些都是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里被反复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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