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00135
1704800136
人文主义者是从共和制的缺陷去理解君主制的好处。萨琉特蒂（Coluccio Salutati）在《君主制》中将共和罗马末期的社会动荡归因为缺乏强人统治。他指出，元老院、贵族和平民相互争斗削弱了共和国，“唯有恺撒能治理国家，带来统一，他的死是一个悲剧，致使君主政体长期不能产生，使得新的内战爆发”。他还指责当时共和派的西塞罗不顾国家安危而肆意挑起事端。萨琉特蒂认为，确立君主制是因为必须如此，“各统治者掌权不仅是权宜之计，而且也是必要的选择”。在《论更好的生活方式》中，康维尔西诺将帕都瓦等地的“君主制”与佛罗伦萨、威尼斯两地的共和政制进行比较，反复论证君主制“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更适合于人类”这一真理。他断言，共和制将会毁灭和平与进步，这是因为在共和制中，“党派感情”与“私人利益”支配了人们的思想取向，就必然要“使一个国家的公民很难统一认识，也不会产生有效的共同行动。而在君主制下，君主与人民都关注整个社会的富裕与安宁，两者的利益一致”。他声称，甚至一个“平庸”的君主国也比任何共和国要强，人们“在一个君主一生统治期中获得的幸福，要比民众在一个世纪的共和统治下所获得的多得多”。维吉尔里奥（Pier Paolo Vergerio）在《君主政体》一书中也有强烈的同感。他强调，共和国的“民众政府”带来的只是党派冲突与分裂战乱，而君主却能强有力地“消除民变与动乱”，因此，“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形式”。13
1704800137
1704800138
一个好的制度有赖于构成它的统治者和人民，这二者都是教育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教育广大民众不抱希望也不感兴趣。他们觉得教育君主是比较可行的办法。教育君主只需要针对一个人或极少数人，君主们的出生、环境、教养等早已具备了系统和有效教育的便利。因此他们相信，可以通过“教育”的力量，使得君主成为贤明高效的统治者。
1704800139
1704800140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教育”有一种新的观念，“他们不再是或必须是学校的教师，不再受任何正统观念的约束……他们是现实生活中各方面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和实验者”。他们对于“新君主”的政治教育并不仅仅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方面的。新君主教育是一种文明教育，一种“人文教育”，语言、历史、文学、礼仪教养都是他们试图施加影响的领域，而教育的方式则主要是与君主“对话”。历史学家加林（Engenio Garin）说：“瓦拉赫和伊拉斯谟……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大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也是语言学方面造诣很深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学方面的功能，是为了积极从事改革活动和求得对生活和现实含义的原始理解。……他们受到古典著作的深刻影响，并且都是君主和教皇的对话者。”14
1704800141
1704800142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中最基本的两项是“修辞”和“历史”，对君主和绅士都适用。重视修辞和历史，是因为修辞能帮助学生获得政治和外交的话语能力，而历史则能教导年轻人学习古代人谨慎行事。修辞是说理的科学，历史是行动的科学。历史是新君主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对于君主来说，具有学习成功的统治经验和吸取失败教训的特殊意义。重视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种哲学，一种以史实和警示来教诲世人的哲学，而哲学探究的是关于人自己的真实知识。历史不能给人们一个未来的方案，但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人类普遍、恒久的共同特性，以更好地面对未来。
1704800143
1704800144
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夫斯（Juan Luis Vives，1493-1540）对君主与知识、进而与历史知识之间的关系有过专门而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因为君主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若君主能听取有知识的人的谏言和建议，对政治和社会的改良必然能产生有益的重要影响。学者同君主之间的关系，是沟通知识与政治、实现知识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方式。君主和其他一些有权力的人对社会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是好或坏，与有权者的道德水平和认识水平有直接关联，而道德水平的高低则与该人受教育的状况和知识阅历是分不开的。
1704800145
1704800146
维夫斯还认为，历史知识对君主管理国家特别有用，“我认为历史的最大、最重要的用处是为了公民政府和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维夫斯把历史看成是人文学问中最重要的知识，他认为，对历史及其价值认识最深刻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君主的谋臣和顾问。历史为人的道德行为提供指导，品性学问优秀者为君主出谋划策，以历史为鉴对君主施以教育。在维夫斯看来，当时君主中的大多数傲慢粗暴之人，他们缺乏理智，陶醉于好命运，品德低下，心灵很腐败，愿听他人的阿谀奉承而不愿听别人的规劝和责备，只相信拍马者的赞扬。维夫斯提出，一个坏的君主“并不比任何老百姓更有价值”。他要求有学问的人不要阿谀奉承无知的君主，有学问的人应少称赞君主，不要为有权的君主文过饰非，而是要及时提醒君主勿忘他的道德义务；而贤明的君主则应从谏如流，多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成为有道德之人，给臣民树立良好榜样。15
1704800147
1704800148
政治伦理也是新君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种实践的伦理，它本身就是以历史上政治统治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不仅如此，好的政治伦理还应该以“人”而不是“权力”为价值核心。人文主义者是以“人”而不是“神命君主”的身份来看待君主，他们对君王的建议是一种对“人”的君主教育。这种教育既与封建王朝传统的大臣“劝谏”有别，也与后来一党专制的一些做法不同。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对他那个时代意大利的动乱纷争深感痛心，认为只有君主专制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君王的权威，其合法性不是因为“君权神授”，而是因为这样的权威对稳定国家有效，有好处。他在献给帕都瓦君主的《治国术》中指出，“一个人的专制要比一国人民的专制更能受到容忍”，因为“在没有专制君主的地方，人民就像专制君主那样行动”。由此，他要求帕都瓦君主采取措施，用法律“严惩那些每天都想变革的大逆不道者与叛徒”。他还将君主看作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颂扬君主是“公共秩序与和平的爱好者”，在国家的边境“修筑了强固的要塞”，每天都采取行动“让市民们感到自由和安全”；他还称正是该君主勇敢地与威尼斯战斗，让邻国对其畏惧或爱戴，“多年来在十分安定与持久和平中统治着一个繁荣的国家”。16这也是君主统治的实用政治伦理和合法性依据所在。
1704800149
1704800150
二、伊拉斯谟的“君主教育”
1704800151
1704800152
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君主教育代表，是马基雅维里于1513年写成的《君主论》和伊拉斯谟于1516年写成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权谋传授相比，伊拉斯谟坚持的是古典政治的贤明政治道德。16世纪初君主制日益走向了自负和专制，新君主的专制化迹象已现。君主们不愿接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要么根据“罗马帝国”的传统，宣称自己是罗马时代帝王的后裔，权力来自世袭；要么倡导“君权神授”，说自己是上帝派来管理尘世的统治者，权力不受人民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教育”为君主开出了药方：如果君主肆意妄为，就将成为野兽、恶魔；反之，则能成为上帝的使者，成为获得人民拥戴的国家代表。伊拉斯谟说，君主最主要的德行应是仁慈、爱民，而“君主之导师应当保证，让对‘专制’与‘暴政’这样的词语的憎恨深入王储之心”，办法就是时常为他讲述关于暴君的历史教训，“不断地谴责整个人类所唾弃的名姓：法拉利斯、马森提乌斯、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尼禄、卡利古拉，还有图密善”。17这些名字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非常陌生，但在伊拉斯谟那个时代的知名度绝不在20世纪的希特勒、齐奥赛斯库、斯大林、波尔布特、卡扎菲之下。
1704800153
1704800154
伊拉斯谟规劝君主，不要以为自己是人民的“主人”，“如果你说你是所有子民的主人，那么他们就必定是你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你可就得当心了，因为诚如古人所言，每一个奴隶那里你都会发现一个敌人”。基督教君主尤其不该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主人，因为连异教徒的明君都不愿这样，“尽管以犯罪的行径窃取了帝王之位，屋大维仍然认为称作‘主人’是对自己的一种冒犯。……难道一位基督教君主还不能展现异教徒都有的那种谦逊吗？”伊拉斯谟说：“既然大自然让所有的人都生而自由，奴役是被强加在自然之上的，就连异教的法律都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一个基督徒获得了对其他基督教友的主宰地位，（却是去奴役他们）……这样的行为又何其不妥！”18伊拉斯谟对君主的规劝方式与今天一些人运用历史事例对统治者的“政治劝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反动派都能做到的好事，打倒反动派的就做不到吗？连劳动人民的敌人都做不出来的坏事，劳动人民的“代表”却在那里明目张胆地做，“这样的行为又何其不妥！”
1704800155
1704800156
伊拉斯谟说，君主厚颜无耻地声称自己是人民“主人”的并不多见，大多数统治者总是会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但是，他们所喜好的名号，如“伟大”、“英明”却是典型的“主子名号”，因为只有在心里把自己与上帝平起平坐的人才喜好这样的名号。他劝说道：“‘主人’这个名号，有那么多并不心归基督的统治者都避犹不及，出于惧怕遭人憎恨，拒绝接受他们心中实际想要被人称呼的这个名号。对这个名号欣喜，又是多么不合基督教的教义！……被称为‘伟大’，是合适的么？”自以为“伟大”，就会为所欲为，成为暴君，实行暴政。伊拉斯谟引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暴政的分析，总结了三点：“暴君只想保证，首先，其臣民既不愿也不敢起来反抗他的暴虐统治；其次，他们互不信任；第三，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体制。”为了实现暴虐的统治目标，安安稳稳地永远当人民的主人，暴君一定会使出必要的手段，“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想尽办法防止其臣民培育出任何精神或智慧，让他们永远像奴隶一样，甘居卑贱，易受诬陷，在自我放纵中逐渐衰弱。……为了实现第二个目标，他挑起臣民之间的纷争与互憎，让他们喜好攻击，同时自己却可以在子民的纷争中变得更加强大。为了实现第三个目标，他千方百计地削弱每一位臣民特别是那些良善之民的财富与声望；并且，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不愿在这一点上抵制他，因为知道毫无成功的希望”。19
1704800157
1704800158
历史学家博尔加（R. R. Bolgar）指出：“伊拉斯谟对性格培养非常重视，而君主的教育则又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他相信，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取决于他们的统治者。”20君主的美德不仅有益于王政，而且有益于教化人民，君主的美好道德生活是改进公共道德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君主的生活德性可以影响和改变他的人民的品德和特性。在赌徒君主的统治下，赌博盛行；在好战者统治之下，每人都被卷入战争；在享乐者统治之下，人们都在浪费奢侈中玩乐；在残忍的暴君统治之下，每人都带着责难和虚伪的理智。君主上行，百姓下效，所以君主应具良好德行。君主考虑人民的幸福不是只看他们是否有财富和身体健康，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正直和能够自我克制，他们是否很少贪婪或不和，他们是否闹宗派，等等。总之，百姓的思想品德如何、精神方面的文明程度如何，才是最关键的事情。而要使人民有好的德行，君主首先必须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淳化风俗。今天，我们说政体对民众的品性素质和道德状况有相当直接的关联，也是在上行下效这个意义上说的。
1704800159
1704800160
伊拉斯谟希望看到的不仅是开明君主，而且是基督教的开明君主，他对开明君主的期待是以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为基础的。奥地利历史学家弗里德利希·希尔说：“在1515年到1519年间，伊拉斯谟曾期望出现黄金时代的曙光，世界即将进入永久和平，基督教会将再现青春，学术科学都将再兴。伊拉斯谟以为有成就的学者们都决志为文化复兴而努力，黄金时代即将出现。”希尔进而评论道：“这不是空想，也不是做梦，而是16世纪初开始的人文主义思潮开花结果。”伊拉斯谟相信，虔诚、德行、智慧三者是相互联系的，虔诚是德行与智慧的最高体现，而走向虔诚与德行的必经之路是智慧。可以看出，伊拉斯谟所宣扬的虔诚、德行、智慧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世俗色彩，不同于中世纪以蒙昧和压制为主调的宗教精神。而且伊拉斯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也有不同，他们不会像他那样把虔诚置于这样突出的地位，对学问与基督教美德的密切联系有如此信心。21
1704800161
1704800162
正是因为伊拉斯谟对基督教美德的信心，他相信可以用这种美德来教育君主，并取得可靠的效果，以代替共和那种不可靠的选举。共和制度的优秀人才推举依靠普遍高素质的人民，但是，人民的素质不高，也不可靠。如果人民能够选举出优秀而杰出的领导人，当然是共和的幸运。但是，即便如此，选举的结果本身也不可靠。如果选举出来的人开始还不错，但一旦大权在握就专制独裁，民众和整个制度都会拿他没有办法。因此不如代之以一个依靠个人而非众人优秀的制度，那就是君主制度。伊拉斯谟因此认为，“一个王国也最好是交托给比其他人更好地具备国王之资的人，这些国王之资就是智慧、正义、节制、远见卓识，以及对于公共福祉的关怀”，而要想得到这样的良君，“希望便维系在他所受到的恰当教育，对于这种教育的照顾应当倍加留意，以便让随选举权的丧失而失去的东西可以由对君主之教育来得到弥补”，“要是无权选择君主，就必须相当仔细地挑选教育当王储的人”。22今天，在人民不能行使选举权的地方，他们只能盼望出现英明、开明的领袖或领导人物，谁能是教育这些人物的教育者呢？他们接受的又是什么样的教育呢？这些问题伊拉斯谟是不可能想到的了。
1704800163
1704800164
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教育”
1704800165
1704800166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一部令一代又一代政治学家们感到兴奋的著作。他们把这部著作当作现代政治学的里程碑，而不仅仅是一个提供给君主的教育读本。政治学家们不妨把《君主论》当作一个可以让他们尽情施展文本阐述才能的“文本”，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那里，它恐怕只能是一本权术教科书。《君主论》中译本序言中说：“几百年来《君主论》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枕边秘笈的原因，恰恰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特别重视统治权术，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他告诫君主，只要目的能实现，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保证事业成功才是君主的头等大事。不可否认，君主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但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因此，‘一个好的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需要使用这一手或不使用这一手。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但是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和福祉’。”23
1704800167
1704800168
《君主论》中的许多建议其实都是许多暴君早已无师自通了的心得体会。例如，只要不妨碍到他们的权力利益，暴君们也会讲道德仁义，也会许下诺言，信誓旦旦地保证遵守。不用马基雅维里教他们，他们也知道，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并不需要重视遵守诺言，重要的是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在遵守信义于己不利的时候，君主决不会遵守信义，但仍会装出遵守信义的样子。至于其他的品质，马基雅维里告诫道，君主必须在表面上装出慈悲、忠实、仁爱、公正、笃信的样子，他甚至主张，一个聪明的君主一定要用策略造成一些反叛自己的仇敌，然后再用强力把仇敌消灭，这样才能使自己名声大震。在君主制政治上只应该考虑有效与有害，不必考虑正当与不正当，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说：“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要去实践那些认为是好人应做的事情，因为他要统治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24
1704800169
1704800170
与伊拉斯谟不同，马基雅维里对君主因受教育而变得道德仁慈并不抱希望，而且也认为没有必要。这也许正是他对君主制性质的最为明智的判断，这就像在一个官场因政治制度而几乎整体彻底腐败的社会里没有必要对贪官进行道德教育一样。布克哈特说，马基雅维里写《君主论》，“那时国家正处于穷途末路、腐败不堪的状态中，而他所提出来的挽救办法未必都合于道德”。25《君主论》因此是写给对政治道德没有兴趣的君主读的，而且，这样的君主，他们的阅读兴趣本来就很有限。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君主论》是一本供“日理万机的在位的君主”忙里偷闲一读的“短小精悍的薄书，一本简明扼要的手册，它固然囊括了马基雅维里所通晓的一切，但是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读懂”。马基雅维里的《李维史论》比《君主论》篇幅长四倍有余，是一部政治立场上赞同共和的书。根据这两本书前面不同的“题词”，施特劳斯解释道，《君主论》是写给一位君主看的；而《李维史论》是写给两位作为公民个体的年轻人看的，“我们可以设想，《君主论》探讨马基雅维里从一个君主的视角所通晓的一切，而《李维史论》则探讨马基雅维里从共和政体的视角所通晓的一切。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考虑，马基雅维里是一位精湛高超的政治巨匠，他不带任何偏颇，不带任何成见，为君主们提供忠告，如何保存并扩大他们的君主权力，并且为共和政体提供忠告，如何创建、维系、推进一个共和政体的生活方式”。而且，“在试图把握这两部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假设，《君主论》表述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是写给实际上在位的君主们看的，而《李维史论》表述同样的学说，是写给潜在的君主们看的”。26实际上，在位的君主们对自己手中的权力远比对共和有兴趣，而潜在的君主们在没有成为君主之前也许会对共和还有一些兴趣，但是，一旦他们成为在位的君主，他们对共和的兴趣也就会很快被对权术的专注所代替，而他们自己也就会成为专制的君主。这样的事情，在古代和现代不断地发生，这确实是马基雅维里对统治权力本质的透彻见解。
1704800171
1704800172
专制政体与共和政体孰优孰劣，这是一个争论了数个世纪的老问题，马基雅维里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他在《李维史论》中表达了对罗马共和的崇尚，在《君主论》中却教授破坏共和的理由。即使在同一部著作中，也很难断定他对共和到底是敌是友。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讲述和分析亚披士（Appius Claudius，约公元前340-前273）的权力兴衰，在罗马共和最稳固的时刻，亚披士破坏共和的阴谋失败了。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表示，如果是他自己去破坏共和，手段一定会比亚披士高明得多。27马基雅维里认为，即使在共和相当稳固的时候，也照样可以有办法成功地把共和的公民变成顺从的臣民来加以奴役，例如，诱使国民把“爱国”当成“爱统治者之国”，进而当成“爱统治者”，或者让人们相信，共和美德的目的就是为统治权力服务。这样一些破坏共和的办法，古罗马的亚披士没有来得及用上，但以后的“亚披士”（如希特勒等）却是大大派上了用场。马基雅维里甚至责怪亚披士，有这样的好办法，为什么弃之不用。不难发现，在马基雅维里的权力现实主义和政治冷酷后面，有一种与传统君王道德和共和道德都完全不同的“非道德”政治观。28
1704800173
1704800174
彼得·比尔克（Peter Burke，一般译为彼得·伯克）说，人文主义者是“跪着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君主的……例如1515年伊拉斯谟把他的作品《论基督君主的教育》献给在布鲁塞尔宫廷里的查理五世时就是如此。据说马基雅维里也是亲自把自己的著作《君主论》送给他年轻的君主洛伦佐·德·美第奇的”。29可以说，这些为君主献策的人文主义者是最早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的“君主教育”包含着明显的巴结意图，连伊拉斯谟这样的大学者也不能免俗。莉莎·贾丁告诉我们伊拉斯谟是如何“跪着”向君主奉献这部著作的：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于1516年5月由弗洛本出版社在巴塞尔出版，是在查理王子登上阿拉贡王位的时候敬献给他的。此前数月，伊拉斯谟被任命为查理的谘议。根据他自己的记录，他向查理赠献了一部签名本以表敬意。呈上的这篇文献是作为一份精神“谘议”，也是借此谢恩与致敬。《论基督君主的教育》首版的扉页说此书是“凝练成令人倍感振奋的箴言”，旨在教导所针对的君主，并给予其道德上的支持。同样在扉页上，也说明本书收入了“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相关作品”，其中包括他献给腓力大公（美男子腓力，Felipe I el Hermoso，1478-1506，他是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的始祖）的一篇颂词。这篇颂词一直被研究者视为“伊拉斯谟在寻求庇护关系和稳定收入时写下的一份令人郁闷的谄媚之作”。腓力给了伊拉斯谟一大笔钱作为奖赏，或许还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负责教育自己的孩子（包括年仅3岁的查理王子）。1517年，伊拉斯谟为了寻求一位更慷慨的庇护者，再一次利用了《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他向英国的亨利八世敬赠了一部手工装饰的1516年弗洛本版，“1518年4月中旬，伊拉斯谟收到了国王赏赐的20镑。按照伊拉斯谟的标准，这笔报酬令人失望”。30
1704800175
1704800176
四、人文主义教育的个体本位和自由精神
1704800177
1704800178
马基雅维里看到的君主本质是无可救药的嗜权和狡诈，他对人性的看法同样阴暗。他认为，人的本性特征是他的自私欲望，人类天生都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人无一例外受利欲驱使，毫无道德可言。而且，人是诈伪狡猾的，人民服从君主，是出于不得已，如果君主不能有效驾驭，他们就会随其本性，唯恶是从。这样的人性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中确实是一种异类，至少不是主流。人文主义者们一般对人性有着远为乐观光明的理解，把人看成是天性自由、理性的动物。他们认为，有的人虽然还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天性，但通过教育是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变的。即便在对君主的进言中，人文主义者也把臣民首先看成是自由的人民，而不是君王的奴仆或扈从。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就强调人的自然的自由，君主在对自由的、自愿的臣民的统治中，应该有某种使人的自由成为合理的全然神圣的东西。
1704800179
1704800180
自15世纪早期起，有一批倡导人文主义教育的人文学者，他们今天被称为“人文主义教育者”（Humanist educators），他们的教育论文包括维吉利奥（Pier Paolo Vergerio，1369-1444）的《论自由人应有的品质》（De ingenuis moribus et liberalibus adolescentiae studiis）；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 《论学习与文学》（De studiis et literis）；西尔维斯（Aeneas Sylvius，就是后来的庇护二世教皇）的《论儿童教育》（De liberorum educatione）和格里诺（Battista Guarino，1434-1513）的《论教与学》（De ordine docendi et studendi），等等。31这些论文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用“自由教育”来塑造完美的人格。人文主义者所说的自由教育是“人文学科”的教育，即以诗歌、修辞、语法、历史和伦理学为基础的教育，他们力主以“人文学”来代替枯燥乏味的经院主义教育纲领。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只有以“人文学”为纲领才最适合人的需要，也才能最有益于他们生活的社会。
1704800181
1704800182
人文主义者皮埃尔·维吉利奥认为，通过历史、道德哲学、雄辩术等人文学科可以培养和发展人之躯体和精神的最大禀赋。他在1404年为帕多瓦大公弗朗切斯科的儿子乌尔比诺写的一篇论述教育的文章《论自由人应有的品质》中阐述了自由教育理想：“我们可以把适合一个自由人的教育称为自由教育，通过这种自由教育，我们获得并履行美德和智慧。这种自由教育要求充分培养和发展人之躯体和精神的最大禀赋，从而使人变得高尚……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囊括在‘自由学习’名下的各门科目。在这些科目中，我把历史置于首位，其原因在于它具有使学者和政治家都恋恋不舍的魅力和实用性。其次是道德哲学，它是一门独特的‘自由艺术’，其目的在于教导人们懂得自由的真谛。历史则为道德哲学的原则提供具体的例子，它一方面向人们表明人们应当做什么，另一方面表明过去的人说过什么和做过什么，且我们应当从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第三是雄辩术，它在这些科目当中具有独特的位置，通过哲学，我们可以懂得事物的本质，通过雄辩术，我们可以用美妙的形式将它展示，说服心存疑虑的人们。”32
1704800183
1704800184
布鲁尼的《论学习与文学》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一篇重要的教育论文，这是布鲁尼在1424年为巴蒂斯塔·马拉代达夫人撰写的一篇关于如何自学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把实用知识和“人的文学”结合起来，是人文主义的教育目标。他对实用知识着墨不多，而是把重点放在“人的文学”上。布鲁尼所说的“人的文学”即人文主义者眼中的“人文学科”。那么这些人文主义学科包括哪些内容呢？布鲁尼认为首先是神学和道德哲学；其次是历史；第三是演说术或修辞学；第四是诗歌。布鲁尼认为，这些人文学科都是“与生活和行为举止密切相关的科目，因为它们能塑造人并能使人完美，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为‘人文学科’”。33
[
上一页 ]
[ :1.70480013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