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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以人的“自由”观念为其核心，而这个自由观念则又以“个体本位”来形成它的世界观。这样的“人”并不与“神”对立，他接受神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无可代替的权威。哲学家海勒（Agnes Heller）说：“整个欧洲的文化传统，迄今为止有两个渊源。一个来自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再一个就是来自于犹太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文艺复兴的文化第一次将这两种源泉结合起来。”3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将神学传统中的那个惩罚人类、否定现世人生的“上帝”，诠释成为造就了人与世界，并将世界交给人自己主宰的神圣权威，正是这个权威将自由意志的伟大力量赋予了人类。这个神圣权威让人自由，给人力量，并宣示人的尊严和高贵。这种对人的看法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动力，这样的人文主义既是从中古封建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西欧社会现实变动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也是人文学者们对人投以“哲学注视”的结果。他们注视人的哲学，“具体表现为关注人的历史，首先要让人记住自己，记住自己在尘世上的生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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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中世纪教会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进而阐发“个体本位”的人本思想的过程中，人文学者对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和基督教的神学文化传统进行对人的“哲学注视”，以此而产生的辨析与审视形成了文艺复兴特有的那种人文主义。一直到今天，这种人文主义仍然是美国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依据，并成为“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它的政治信念是，人天生便是自由的，奴役是外来强加于人的，人并不天生带有当奴隶和奴性的基因。人的自由首先是思想和人格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是教育的结果，同时这一自由又是人类争取和维护其他自由——政治、社会、经济等自由——的基本保证和合理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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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施特劳斯把人的自由教育与经典阅读联系在一起，他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指出：“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这是一个源自古希腊教育的理念，而古希腊的诗和哲学的人文教育则经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研究演变成以“伟大著作”为核心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有文化的人，“‘文化’现今主要意味着按心灵的本性培育心灵，照料并提升心灵的天然禀赋”。心灵需要老师。但要找到好老师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最终的好老师只能是历史上有过的伟大心灵，“老师自己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必须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那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伟大的心灵。或者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糊其词，可说是最伟大的心灵。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我们不可能在课堂里遇到他们任何一位。我们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他们任何一位。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实际上，无论学生的精通程度如何，他们都只能通过伟大的书来接近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接近最伟大的心灵”。36接近最伟大的心灵，也就是阅读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最为一代又一代思想求索家们不断思考与讨论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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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以复兴具有永恒人文价值的经典为己任，开创了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和文明先例。从此以后，经典阅读就一直是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正如施特劳斯所说，“自由教育是某种读写的（literate）教育：某种在文字（letters）之中或通过文字进行的教育”。37基于独立思想与判断的读和写的能力，成为民主国家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是自由的教育，文艺复兴和古典的自由对现代自由民主理念有价值，但不能等同为现代自由民主对自由的理解。施特劳斯告诫我们不要把“古典思想家”（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连文艺复兴时期的也可以算作古典思想家）当作现代民主的直接先驱，“‘古典思想家是好的’与‘民主是好的’这样的前提无法证实‘古典思想家是好的民主主义者’这样的结论。古典思想家把民主制看成是一种劣等制度，不承认这一点是可笑的”。38现代民主的价值观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所尚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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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贵族教育与谁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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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那里，自由教育不是民主教育，而是贵族教育。贵族不是指出身高贵，门庭显赫，而是指德才出众，因杰出而优秀的人物。正如布克哈特在他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研究中所指出的，荣誉是这个时期的基本价值观，而培养荣誉既是一种重要的培养手段，又是教育的结果。这是一个“人格觉醒”的时代，“在13世纪，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于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多才多艺的人”和“完全的人”成为新的人格理想，而荣誉正是这样一种新人格的外化，“和这种个人的内部发展相适应的是一种新的外部荣誉——近代形式的荣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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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不仅是个人的杰出、优秀、出类拔萃，而且是别人也这样看待他，这种看待是心悦诚服的敬佩，不是可以强迫得来的。荣誉因此是同样具有自由意志和意识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肯定和共同价值认同。在文学、艺术、政治和其他事业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们都不是那种虽有光荣祖先但自己平庸又无能的人。只有像他们这样的杰出者才配得到荣誉。诗人但丁便是最早具有这种人文主义荣誉的人，“他曾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来争取诗人的花冠。作为一个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的，他不仅希望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出类拔萃，并且也希望别人这样认识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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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荣誉观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特征，它是从古罗马复兴而来的，荣誉在古罗马便是一种高尚的价值，但这种荣誉只是被限制在政治生活的范围内，而文艺复兴则把荣誉扩大到了文学、艺术、建筑、商贸、经济等其他领域。荣誉观念体现的是个体价值的意识，这种个体观念在古希腊尚不发达。例证之一就是希腊时代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诗人和哲学家的传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事情都是既零星又不确实，希腊历史记载的是国家而非个人的往事。伐泰（F. L. Vatai）指出：“在公元前6和前5世纪，希腊人对他们的诗人和哲学家的个人生活相对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反映了希腊人缺乏处理传记细节的适当方式。……传记成为一种准确的观念是希腊化时代的事情。”即便在“希腊化时代”（从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逝世开始，结束于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146年征服希腊本土），读者们对他们阅读的个人故事一般也都信以为真，并不太在意其中的细节是否真实，“他们想从中得到的无非是消遣，也可能有一些启迪”。例如，希腊作家赫密普斯（Hermippus）就写过一本关于哲学家面对死亡的书，希腊化时代的读者把它当个人故事来阅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读者看来，这种著作根本就算不上是真正的“传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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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世纪，在普鲁塔克那里出现了“传记”这样一种记录个人事迹的“适当方式”，但是，普鲁塔克传记中那种对“个人”的崇拜“只是献给英雄圣贤的”，而要等到在文艺复兴新的荣誉概念的影响下，才有可能“发展出来一种优秀的传记文学”。42这种传记展现的是一种“个体本位”的优秀者，他们不必是英雄圣贤，他们的生平之所以被别人用文字记载下来，是因为他们在文化或公共事务的领域中建树卓越，他们才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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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以“个体本位”为核心的贵族观念影响深远，从美国建国以后一直到今天，始终影响着美国的精英民主主义与大学教育的人文主义和“全人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并不完全满意希腊哲学家对“贵族”的定义，他们对“贵族”的新定义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所特有的。例如，但丁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五卷里的定义——“贵族之为贵族在于美德及其所继承的财富”，改为他自己的说法——“贵族之为贵族在于个人或祖先的美德”。布克哈特说：“在另外的地方，但丁不以这个结论为满足。他谴责他自己，因为甚至在‘天堂’里，当他和他的始祖卡却圭达谈话，提到了他的血统的高贵时，他认为那不过是一件外套，时间不断剪掉它的一些东西，除非我们自己每天增加一些新的与它相称的东西上去。他在《宴会》中把‘贵族’与‘贵族身份’同门第条件分开，并把这个概念与道德方面和智力方面的卓越情况等同起来，特别强调高度文化教养，因而把‘贵族身份’称为‘哲学’的姊妹。”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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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文主义对意大利社会的思想影响越来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门第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好坏和尊卑。到了15世纪，将门第与一个人自己的成就区别开来，已经成为盛行一时的看法，“波吉奥（Poggio）在他的 《论贵族》 的对话中，同意他的对话人——尼科洛·尼科利（Niccolo Niccoli）和洛伦佐·美第奇（大柯西莫的兄弟）的意见，认为除了个人美德之外别无其他高贵身份”。人们普遍认识到，古代贵族所占有的，都是靠武力抢夺而来，然而，“一个人的祖先从事于强盗职业的时间越长，他也就离开真正的贵族身份越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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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里士多德那种“继承的财富”的贵族观，尼科利也和但丁一样提出反驳，他认为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信念，而是出自一般人的印象；在真正能够代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伦理学》里，他把那些追求真正美好的人叫作贵族。尼科利认为，罗马的“贵族身份”（nobilis，即卓越者）这个词比较好，因为它使一个人主要凭借自己的行为和成就成为贵族。文艺复兴中的贵族观念与罗马人比较相近，但也有区别。罗马的贵族轻视工商业，宁愿在乡下种他们自己的地；这种种地甚至于还得到了一种特别的称号，“那是一种可尊敬的但却是乡下的贵族”。45文艺复兴的贵族观念与罗马人不同，“在威尼斯，‘贵族’，即那个统治阶级，都是商人。同样，在热那亚，贵族和非贵族的区别则是商人和水手”，因此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中“出类拔萃”的人士。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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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文化、重教养的，而不只是追求金钱和财富的资产阶级，而人文主义者的一项重要的教育便是以他们为对象。在君主政体下，他们中的上层与君主结成了统治者的共同利益和联盟，而他们共同的身份便是“廷臣”。廷臣集聚的那个宫廷，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一个真的宫廷。布克哈特写道，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他们是平民，血管里边没有贵族的血液”，“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社会在任何方面不逊于一个宫廷”。当然，在君主眼里，有贵族血统仍然是一个完美廷臣的条件，但是，“真正的廷臣……在一切生活关系中，他之所以必须特别维持一种尊严的有节制的风度，理由并不在于他血管里流着的血液，而在于要求他做到的一种完美的风度。我们在这里已看到一种基于文化和财产的现代尊荣概念；基于财产只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们致力于文化生活和有效地促进它的利益和进步”。47财产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为一个人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优秀者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但是，真正标志着贵族上流的，还是被称为“廷臣”（courtier）的那种文化。这也是吸引许多人文主义者，使他们成为体制内“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他们是这一文化教育的产品，同时也在其中起着教育者的作用，维持着这一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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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为“廷臣”的“高贵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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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开明君主，他们接受了新思想，热心于改革，不肯墨守成规，资助和保护文学艺术活动。除了获取名声装点门面，其中也不乏学识广博、具有真才实学、颇有人格魅力的君主。这些新君主显得十分独立，更愿意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包括权术、阴谋手段、驭民策略等）来治理国家。他们竞相把有名望的人文主义者笼络到自己的宫廷任职。一些被宠信、重视或想升迁的贵族，也进入宫廷陪伴君主。这样，由于宫廷仪式的需要，便产生了“廷臣”这一在历史上持续很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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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比尔克在《廷臣》中说：“廷臣和人文主义者、君主一起，同属于人们非常熟悉的文艺复兴时期社会人物的形象之一。”48人文主义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特殊知识分子人群，“人文主义”的个体本位的“人”，将他们与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僧侣”区分开来。与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色的“人文主义者”相比，“廷臣”和“君主”却是自古有之，而且文艺复兴之后也还是代代都有传人，为什么“廷臣”会成为具有文艺复兴标志的特别“社会人物形象”呢？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以他们的开明、纳新、爱好文学艺术等“文明特征”，与其他时期“君主”的野蛮和暴虐形成区别的话，那么，正如比尔克所说，“廷臣”以他们“高贵绅士”的新身份，而不是人们对“贬义的‘宠臣’”的旧印象，显现出他们独特的素质、抱负和形象。廷臣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全新形象，“首先应当感谢卡斯底格朗（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因为他所写的对话是公元15和16世纪大量关于廷臣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之一。有一位美国学者曾经把这些文章进行了归类，其中1400多篇描写出身高贵的绅士，800多篇描写贵妇人。这些文章大部分都谈到了宫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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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不只是一个地方，一个守备严密、豪华广大、戒备森严的宫殿，而更是一个直接由君主权力形成的“社会环境结构”，一个可以展示君权的“国家剧场”。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不同意把宫廷仪式“仅仅看作是一种愚弄人的、应当取消的东西，或者只是用功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它”。50比尔克认为，在欧洲，“权力的中心被认为是神圣和‘示范性的’：是一个其他人应当效仿的模式。宫廷被认为是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化身，是一个自然秩序的微型宇宙和超自然等级的反映”。因此，用现代伦理的眼光来批评文艺复兴时期廷臣们对他们君主的“奴颜婢色”、“阿谀逢迎”或“卑躬屈膝”，便会引起一种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尊严”所不符合的“奴才”误解。51廷臣对君主保持一种社会等级，而不是人格差别的屈从。这与专制君王以及现代专制或极权寡头周围的奴才、亲信、宠臣、亲密战友或同志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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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是当时社会文明的缩影，是政治、军事、外交、文学和艺术活动的中心。宫廷是以君主为首的大家庭，一般会有几百至上千人不等。在卡斯底格朗时代，乌尔比诺宫廷有350人，教皇利奥十世的罗马宫廷达到了2000人。如此众多的宫廷人物，身份五花八门：有主教、军人、学者、政客、艺术家、外交使节等等。他们都是自己专业领域中的能手，又各以自己所参与的活动使宫廷生活大放光彩，构成了当时的“精英社会”。但更重要的是，宫廷是一种君主操作和控制权力的方式，“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也像中世纪的君主一样，喜欢经常有一些重要的贵族在自己身边，以便听取他们的建议；同时也是为了控制他们，把他们同他们在农村的权力基础分开，让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活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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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多种精英人才的聚集和相互频繁往来，宫廷也成为一个在文化和教养上相互教育，甚至教育君主的场所。有的廷臣本人就是人文主义者，例如，卡斯底格朗自己便是一位这样的代表人物。他论述了廷臣的地位和作用，特别强调廷臣教育君主的重大意义。他说：“指导和劝告君主向善，使其远离邪恶，使君主知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使其热爱行善而痛恨作恶，这是廷臣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作为廷臣，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对君主施加影响，有责任敦促君主明察秋毫，公正不阿，惩恶扬善，成为贤明君主；也要巧妙提醒君主某些不恰当或者不周全的决定，以免铸成大错。总之，廷臣应当倾全力辅佐君主建功立业，争取荣誉，进而使国家富足，国民安居乐业。从理论上讲，廷臣的作用主要是给君主当顾问并传达君王的命令，但实际上他们也可能成为君主的紧密合作者和协助者。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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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廷臣这样的“高贵绅士”，他们的教育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宫廷里进行的，这种教育的意义也比“学校教育”来得宽广，它要教育的不只是知识，而且还有荣誉和体现文明的礼仪（civility）。这种教育一直到今天对欧美教育仍有积极的影响（当然是在“上流社会”中进行），成为一种学校知识之外的气质和修养熏陶。一个国家的“礼仪”（或“教养”）文化，若能在传统中持续传承，无不以王室为顶端向下流布。“礼仪”不仅包括行为举止、衣着、言谈，还包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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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来自教育，礼仪的宫廷教育同时对贵族和民间都有示范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尔克说，“宫廷也是一个教育机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也曾身为廷臣的斯宾塞（Edward Spenser，约1553-1599）在《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中说，宫廷教育它的成员如何说话、如何笑、如何沉默、如何走路，甚至如何撒谎，从小在宫廷行走的年轻人不仅学习文雅的举止和军事技能，还要学习一些音乐、诗歌方面的知识和能力。54卡斯底格朗的《廷臣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中有很长的篇幅讨论如何有教养地运用幽默的技能，如何得体地说笑话，包括不在不喜欢说笑话的人面前说笑话等。卡斯底格朗的这本书在1528年问世，随即被翻译成欧洲所有的主要文字，被赞誉为是“这一时代主要伦理和社会思想的概括和集中表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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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底格朗笔下的“廷臣”不是从中世纪骑士制度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而是脱胎于人文主义的教育纲领。这种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让人锻炼身心并鼓励雄心，培育一切适合人类天性的高贵感情，并以此为基础培养完人。卡斯底格朗在《廷臣论》中，全面论述了廷臣的地位和应担当的责任，廷臣应具备的品德学识以及如何通过教育获得这些素养，廷臣与君主的关系以及希望完美廷臣影响君主进而改造社会的理想。卡斯底格朗所表现的正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不脱离政治的教育理念。廷臣与君主的关系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犹如师生，廷臣应该成为君主的正面教师。优秀的教师才能引导出优秀的学生，因此，廷臣必须首先成为完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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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底格朗笔下的廷臣是无所不能的完人，从肉体到灵魂，是标准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完美公民”形象。公民与廷臣本不是同一概念，但他通过对“完人”的期待与设想，在理想中将两者合二为一，成为具有文艺复兴特色的完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和成长中的人，也是一个能意识到自己成长的现代意义上的人。“廷臣”的概念与传统或普通意义上的“侍臣”或“奴臣”是不同的，卡斯底格朗设想的“廷臣”不只是亲近、讨好君主或国王的“宠臣”，而更是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不脱离政治关系的优秀的“一般人”。这种“优秀的一般人”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已经难以理解，其实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对“优秀的一般人”都会有自己的表述。这样的人物只能是一个理想中的神话，并不能把他当作实际社会角色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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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底格朗所设想的廷臣与君主的关系，与伊拉斯谟或马基雅维里所设想的人文主义者与君主的关系有所不同，但也有关联。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廷臣和人文主义者代表着两种与统治权力接触密切程度不同的知识分子，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他们不需要成为权力的体制内成员（如担任“秘书”、智囊、谋士等），当然，这种差别有时候仅仅是程度上的，只要有机会，相互之间的转换也很容易。毋庸讳言，宫廷是一个非常容易沾染与权力腐败有关的恶习的地方，这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不断有人批评宫廷和廷臣的原因。法国诗人阿兰·夏蒂埃（Alain Chartier，约1385-1430）是王太子（后来的查理七世）的秘书。他就曾经批评宫廷是“聚集在一起，为了相互欺骗的一批人”。56与今天的官场一样，宫廷在它华丽、优雅的外貌下，也常常隐藏着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充斥着无知、懒惰、傲慢、在权力面前惴惴不安的人物和角色。他们在互相模仿、学习的教育过程中，得到培养的是奉承、傲慢、谄媚、寡廉鲜耻，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卡斯底格朗“道德教育”中所设想的那种有荣誉和有教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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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文主义教育的新知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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