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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主义者也同样喜欢使用与罗马共和人物有关的笔名，例如《联邦党人文集》的文章是由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个人分别写的，但都统一署上“普布利乌斯”（Publius）的笔名。Publius是指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又作Poplicola，公元前503年去世），他追随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是公元前509年领导推翻君主制的四位贵族之一，后来成为罗马共和的执政官（consul）。公元前509年是历史学家公认的罗马共和元年，共和维持了四百年。Publius本身的意思是“公众”，普布利乌斯有个绰号（当时很多罗马人有绰号，就像《水浒传》里的人物一样）叫“人民之友”。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等三人用这个笔名，表明他们是在为建立美国共和而努力，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表明自己在共和出现危机时捍卫共和，双方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在坚持共和这一点上却又都是相同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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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联邦党人和联邦党人都坚持共和，但是，共和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着针锋相对的不同立场。反联邦党人认为，被授予国家权力的人经常会滥用这一权力，权力难免会使人腐化堕落，尤其是一个掌握着军权的强悍统帅，他可以利用军队夺走人民的权力。而联邦党人则坚持，美国宪法中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权力腐败，而没有中央政府的共和制度则是脆弱的，难以维持长久的。在当时，由于强大的州政府各自治理，造成联邦政府无力征税，国家无法偿还在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债款，也无力建立起一支军队，或是履行其他国家事务。为了有效履行共和的国家职能，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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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罗马共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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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美国人钟情于罗马共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任何政体都不能凭空设计，都必须汲取他国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闭门造车地创立只具有某国特色的政体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是，在美国建国时期，全世界都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供美国人借鉴的成功共和政体先例。因此，他们只能到古代去寻找可以帮助他们塑造一个新共和政体的楷模，而最有参考借鉴价值的便是罗马共和。美国人排除了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政体先例，而选中罗马共和，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小城邦国，所以必须选择代议民主，罗马共和便是一个方便的先例。罗马共和是一个混合政体，以三个部分的权力相互制衡为其建构原则。罗马共和的最高行政权由两个权力完全相等的“执政官”（consul）掌握，以收相互钳制之效。贵族有他们的元老院会议，平民有他们的公民大会。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他们平时主持日常政务，并负责召开元老院会议和公民大会，战时则为军队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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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所设计的也是由三个部分的权力相互制衡的体系，但与罗马共和不同的是，那是立法、行政和司法。而且，罗马共和的元老院权力很大，始终是罗马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美国的立法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相互牵制，参议院的权力远不如罗马的元老院。再者，晚期的罗马共和因为权力内斗，失去稳定而终于瓦解，美国在建国时汲取了这个教训，用宪法和宪政，而不单纯依靠权力机构制衡，来防止重蹈罗马的覆辙。这样的宪法当然是由知识渊博、深思熟虑的政治精英们设计的，但是，在一个共和国家里，这样的设计必须要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方能成为国家的正式制度。因此，除了设计共和制度，最要紧的还有对普通民众进行共和教育，以争取他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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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美国民众的共和教育是第一代人的共和教育，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学校里系统地完成。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共和的了解和知识都是零碎、驳杂、偶然获得的，而且获得的也大多是二手知识，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当时的报纸和大众文化是他们知识的主要来源，而大众文化中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便是戏剧。在美国革命前后，许多戏剧都有关于共和的故事，如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的《加图》、莎士比亚的《恺撒》、奥托维（Thomas Otway，英国戏剧家，1652-1685）的《保卫威尼斯》（Venice Preserved），爱尔兰戏剧家布鲁克（Henry Brooke，1703-1783）的《古斯塔夫·瓦沙：国家的解放者》（Gustavus Vassa the Deliverer of His Country，瓦沙曾率众起义，驱逐丹麦人，在1523年被推举为瑞典国王）等，这些历史故事中有关于古代共和的知识。《加图》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最喜爱的一个剧，在革命战争中，当美国军队被困于福吉谷（Valley Forge）的困难时刻，他让军中演出此剧，以鼓励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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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的报纸和刊物的区别还很模糊，从18世纪20年代起，一些英国报刊就已经传入美洲殖民地，这些报刊大都具有“辉格党”的平民倾向，所以特别受到美洲殖民地普通读者的喜爱，其中最著名的有《旁观者》（Spectator）、《闲谈者》（Taffler）、《卫报》（Guardian）、《手艺人》（Craftsman）。波兹曼这么说美洲殖民地的人民：“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他们从自己的故国原封不动地搬来高深的文学传统。1736年，书商们大事宣传《旁观者》《闲谈者》和斯梯尔的《卫报》。1738年出现了关于洛克《人类理解论》、蒲柏《荷马史诗》、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和德莱顿《寓言》的广告。”10多种英国刊物刊登的随笔、诗歌、文章都是出自当时的名家作者，同时具有一般民众能够认同的政治色彩。它们以普通民众为阅读对象，起到两个方面的公民教育作用。第一，是以有趣的方式谈论生活中的普通事情，在英国，这种传播方式是从内战时开始的。17、18世纪，英国争斗的两党（保守的托利党和激进的辉格党）都想争取民众，辉格党尤其擅长以短小有趣的时文吸引民众读者。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新型出版物的出现，标志着不同社会阶级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基本阅读民众。新型刊物就是以他们为对象的，18世纪英国作家、评论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称这类刊物是在为民众提供“廉价、容易的知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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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报刊随笔以富有文明教养的语言谈物论事，为公民的公共言论作出理性的示范。英国内战时，民众狂暴，社会失序，文明秩序受到损害，就像所有的流血革命发生时那样。因此，在王政复辟后，重新恢复社会文明和教养，形成理性的公共话语，便成为一件非常重要、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英国两党的斗争非常激烈、粗暴，充满仇恨和敌意，相互攻击尖刻而且恶毒。而当时像艾迪生那样的时论随笔风格则与此完全相反，它不是攻击性的，不以伤害别人为目的。它理性温和的风格具有一种知识的优雅，对读者有一种轻松、正派的气质熏陶作用。约翰逊认为，这种文风对18世纪英国民众的礼貌和教养影响可以与17世纪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对宫廷礼仪和品格的影响相媲美。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影响的是宫廷礼仪和教养，而英国18世纪的公共随笔影响的却是大众读者。12这些本来是为英国大众读者所写的文章传到大西洋彼岸的美洲殖民地，同样受到大众读者的欢迎，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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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以后，英国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革命，许多英国报刊都是英国政党政治斗争的产物，其中不少在政治上倾向平民，富有自由主义色彩，作者们不少是古典学者。17、18世纪初的英国文学正处在以古典为师的时期，生活在美洲殖民地的人们，许多除了《圣经》外根本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却也能从那些来自英国的报刊文章里感知作者们的古典情怀和共和价值观，虽然当时未必能完全明白其中的个里，但也受到了陶冶和影响。对18世纪初的美洲殖民地人民来说，公共演说也是极有吸引力的，那既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也是一种少不了的公共娱乐。演说家在演说中显一显自己的学问，也是常有的事。例如，1781年3月5日，美国爱国者道维斯（Thomas Dawes Jr.）在纪念波士顿屠杀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和罗马作家塞内加、罗马诗人奥维德，谈到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和评论随笔家和剧作家艾迪生，旁征博引地讲述共和的历史。不只是公共演说，大陪审团对犯罪者的控词也对民众有很大的影响，常常成为散播政治和治国之道的言论机会。《联邦党人文集》三作者之一的杰伊（John Jay）就喜欢用大陪审团的指控词（公诉）传播共和价值。13美国民众在公共生活中接受关于共和的知识，以及通过报刊阅读和大众文化接受共和知识，这些都是在社会而不是学校中发生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有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借助美国生活方式中已有的民主因素，并把它们融合到新的共和理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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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和教育与美国“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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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能够成功地融合美国原有的民主因素，并渗透到普通美国民众的政治意识中去，这与美国有着特殊的“民情”是分不开的。托克维尔认为“民情是使美国得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重大原因之一”。他所使用的民情（moeurs）一词，“其含意与其拉丁文词源mores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托克维尔同时指出，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有效，在主要因素中，地理条件不如制度，而制度则又不如民情。共和是一种人为制定的制度，民情是使这一制度在最大程度上起到预期作用的民众素质和行为习惯，“墨西哥所处的地理位置，其有利性不亚于美国，而且墨西哥还采用了与美国相同的法律，但墨西哥没有促使自己建立民主政府的民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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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有共和的宪法制度，并不能确保共和的民主政治，更不用说是民主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了，“任何国家的宪法，不管它的性质如何，都要求立法者必须依靠公民的良知和德行。这一点，在共和国比较容易实行和被人看到，而在君主国则比较难于实行，并且总是被精心掩盖起来。但是，这一点一定只是存在于某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在美国民情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的影响，“英属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由一些先是反对教皇的权威而后又不承认宗教至高无上的人开发的。因此，他们把一种我除了把它称为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之外，再无法用其他词汇称呼的基督教，带到了新大陆”。正是这种“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大大帮助了美国人在政治活动中确立共和和民主制度，“在这里，政治和宗教一开始就协调一致，而且以后从未中断这种关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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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称美国天主教徒从神那里得到自由探索政治真理的力量，“因此，美国的天主教徒既是最驯服的教徒，又是最独立的公民”。16他特别赞扬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共和和民主素质，这和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也许有些关系，但他并没有排斥新教徒，“美国没有对民主共和制度怀有敌意的宗教学说。那里的所有神职人员均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的见解同法律一致，可以说统治人们灵魂的只有一个思想”。托克维尔指出，基督教对美国民众的政治影响主要还是间接的，“别看它不谈自由，但它却很好地教导美国人掌握行使自由的技巧”。与干涉国家政治、破坏共和制度的中世纪僧侣不同，美国的神职人员们“都一致主张公民自由，甚至那些不同意信教自由的人也不例外。但是，他们并不支持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派系。他们不关心政治，也不参与党派的钩心斗角。因此，不能说宗教在美国对法律和政治见解的细节有所影响，但它却在引导民情，而且通过约束家庭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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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宗教起到的只是“引导民情”的作用，并不涉及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细节，更不为政治势力服务，所以它起到的公共政治教育只是道德方面的，这与党派教义的灌输有根本的不同。由于基督教的“民情引导”，在早期美国的民众中，形成了两种大众化的共和意识形态，麦克唐纳将之分别称作“清教共和主义”和“农业共和主义”。在18世纪的美国，“清教徒”和“农夫”这两种最广大的普通人群，可以说是把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包括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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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大众化的共和观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之处，那就是“特别重视共和的德性”，这和1789年以后，美国订立了宪法，用制度的力量来保证共和的稳定，因而事实上淡化了个人德行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传统共和与现代自由民主对美德在公共生活中作用的不同理解，也可以归结为对美德和制度的不同侧重和强调。美德一直是古典共和所强调的，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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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共和几乎没有例外地因公民的美德而具有活力，相反，共和的衰败都是由腐败而起。共和所要求于公民的美德一般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服从权威和法律、爱国、勇敢和自我克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Leonardo Bruni，约1370-1444）把佛罗伦萨共和国看作是罗马共和的直接继承者，他这样解释共和主义者的德行，“他们只考虑幸福所需要的条件。监禁、折磨、痛苦、贫困、流放并不能成为幸福的障碍。智慧而勇敢的人们——在真正意义上是智慧而勇敢的人们——有伟大、不屈的精神。他们只依靠自己，而不为凡人的不幸或命运沉浮而胆怯”。18从人文主义出发，布鲁尼把共和的德行看成是一种“习惯”，必须依靠教育和培养才能获得。他说：“所有的德行都是一种心灵禀性，常常称作为习惯。”例如，马天生就能飞奔，载负骑士，但是，如果不训练，就不能成为好马。同样，人不经过训练，就不能养成正义、节制和别的美德习惯，“因此，天生不完善的，可以通过长期的实行而完善。我们可以认为，每一种美德都是一种习惯，由训练和心智约束而获得，由经验和知识而臻于完善”。美德有两种：“德行美德引导人的行为和禀性；智性美德帮助人懂得真理”，布鲁尼列举了五种智性美德：智慧、知识、审慎、理解、艺术。至于德行美德，则是指遏制人的种种天生的不良欲望和情欲，如肉欲、贪婪、怒气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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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早期的两种民间共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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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期的民间共和观包括“清教共和主义”和“农业共和主义”。清教共和主义（Puritanical Republicanism）以基督教德行价值为核心，基督教德行与布鲁尼所倡导的那种人文主义共和德行有所区别，但并不矛盾。基督教价值对人的要求是：谦卑、敬畏、博爱、节制、自由（只服从神，但不能由他人奴役）。这些美德不少是人文主义共和的美德所要求的，如坚韧、勇敢、勤劳、节俭、独立、负责。而且，基督教和人文主义共和价值都与“自由个人主义”不同，都要求对共同群体的充分认同和参与。而且，共和的美德所要求的高尚克制与基督教要求的敬畏和节制也互相吻合。共和美德注重精神素质，这与基督教的灵魂说也可相互贯通。尽管基督教徒的“谦卑”也许与共和的勇气（男子气概，manliness）不尽相合，但基督徒是在上帝面前保持谦卑，这种谦卑不是被强迫的，而是人自由选择的，这种“自由”本身就可以说是共和所崇尚的一种勇敢，布鲁尼所说的共和德行（不害怕监禁、折磨、痛苦、贫困）便是这样一种包含自由承担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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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共和主义同时包含个人的和社群的因素。清教强调个人独立，把经济独立看成是其他独立形式的基础，有了经济独立，才能在政治上不依附于他人。那些在经济、政治上依附别人而不能独立的个人，很难指望他们成为公共生活中的可靠成员。清教的社群观认为，个人完全属于群体。这种群体主义甚至消除了社会生活的公域和私域的区别，例如，一个人思想异端，那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群体必须干涉、限制，甚至予以严厉惩罚的。就连一个人的喜好，也都可能被别人以社群关爱的名义横加干涉。社群的一致对个人自由具有不容置疑的、压倒性的优先考量，这种集体主义也使清教共和主义本身包含着一种潜在威权主义倾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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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教共和观同时存在的另一种早期美国大众共和观是“农业共和主义”（Agrarian Republicanism）。当时美国的大部分人口都与农业有关。农业共和主义比清教共和主义更强调制度而不是德行的作用，尽管那主要是指一种人民拥有土地的制度。清教共和主义认为，有了公民美德就能保证共和的健康存在，而公共道德下降则必然导致共和的衰落，如果公共道德下降太甚，甚至堕落，共和便会死亡。更为可怕的是，公民腐败堕落，共和便会没有纲纪，社会失序，而且乱世出魔王，接踵而至的必然是专制强人和强权暴政。农业共和主义则更强调自由的作用，它认为，自由是共和的灵魂，凡是存在奴役和奴隶的地方，一定不可能有共和，单单依靠公民的个人美德，难以维持共和的稳定存在。公民的自由是共和稳定的根本条件，公民自由必须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保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保障个人能够拥有土地，有了土地，公民才能够真正独立与自由。农业共和主义在农业种植发达的南方尤其有影响。这种公民自由思想受到英国作家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和托马斯·高尔顿（Thomas Gordon）所著的《加图书信集》（于1720-1723年发表，有144篇文章）很大影响，他们写道：“安全、幸福、独立地生活，这是自由的目的，也是自由的效果。……真实的或想象的不得不（依附他人），都会把人变成奴仆、随从和彼此依附的生物。因此……所有人都竭力想获取的财产是独立的最佳保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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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共和主义与清教共和观一样强调人的经济独立，但更具体地强调土地的公平分配。农业共和主义同时对权力保持更大的戒心，因此不把对共和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人物的个人德性上。农业共和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泰勒（John Taylor）说：“一个国家越是把它的自由寄托在个人的品格之上，就越难以保全自由。如果我们希望从个人私德产生公共的善，那么个人的恶也一样会变成公共的恶，那时候，我们就什么防护也没有了。”22因此，泰勒主张用制度结构的力量，而不是以期待出现政治贤人来保障共和的自由。清教共和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北方，而农业共和主义的影响则主要是在南方，当时的南方还是农业社会，土地制度是最根本的，人只有拥有土地才能独立，只有独立才会有美德，而只有美德才能保障共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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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今天，共和的健康存在需要依靠美德还是体制，仍然是一个备受关注和富有争议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共和公民教育的主要途径和目的。共和公民教育需要借助和依靠什么力量来进行呢？是个人品格培养还是民主法治制度？总的共识趋势是，与美国建国时期相比，今天人们对美德的可靠性，尤其是清教共和主义的那种美德观，有了更多的怀疑，至少不再是信心满满。这样也就更多地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对权力分配和限制以及对权力过分集中也更为警惕。人们更多地认识到，没有自由民主制度来支持的共和美德甚至会具有极权倾向，就连“共和的自由”也不例外。麦克唐纳就此写道：“共和的自由是极权式的：人们所拥有的是做某件事，只是做那件事的自由，这件事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个人的自由被完全包含到了政治群体的自由之中。”23这就像我们在美国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描写早年美国（1642-1649）清教社群生活的《红字》中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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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公共利益”呢？当这个是由专制权力来强行决定的时候，“公共利益”也就变成了“权力利益”的代名词。这种极权式的共和把每一个发生在公民个人头脑中的想法、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每一件发生在他家里的事情，都当作与群体公共利益相关的事情，都予以监督、干涉和惩罚，这时候，就会制造出许许多多的“思想犯”。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的那种子女监视父母、公民互相监视、相互揭发、随时打小报告向政府和组织秘密汇报，就会成为表现政治觉悟、思想正确的事情。在一个名为共和实为极权的国家里，不管是心甘情愿还是迫不得已，这类事情是人人都会去做的，也是不得不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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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国共和的危机和君主制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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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美国宪法的制定标志着美国共和观念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以后，共和的重心从美德转向制度。美国人在制宪前后的共和观念变化，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共和仍然具有启发意义。这个时期，许多美国人对共和的信念曾经发生过动摇，甚至有建议用君主制来代替共和的。这种动摇与彷徨并不奇怪，它让我们看到，共和是一种多么脆弱的体制，而且，它还提醒我们，可以用哪些制度设计来克服这种脆弱性。美国成功地渡过了这个共和初生期的危机，并在制度上有效地稳定和发展了共和制度。这个经验对于整个现代世界都是宝贵的历史先例。从此以后，那些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国家，不必像建国时期的美国人那样到古代的罗马共和寻找先例和楷模，而是可以直接从美国这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家汲取经验和教训。例如，中国共和理想的“三民主义”便是从美国而不再是从古代的罗马借鉴理念和政治表述的。未来的世界也许会出现比美国更好的民主共和实践，因此也为人类提供新的、更好的共和楷模。即使到了那一天，人们仍然不会忘记美国共和对人类曾经具有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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