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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50 学校教育只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民主共和协会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在政治参与中得到的培养和能力提高，因此，公民们的许多学习方式和途径都超出了学校所能提供的。学校教育对儿童是重要的，而对于成年公民来说，教育更是人一生的事情。在公共生活中，关于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来自许多大小不等的公众团体，也就是那些被称作是“公众”（publics）的公民自由组合。他们在团体之间和团体之内都有平等的讨论（deliberati-on），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自上而下传达的原则或主义。每一个公共事件都有示范性的公民教育意义，因此成为教育事件。事件是通过公共传媒才成为民众信息的，新闻报纸在传递信息和公民知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自由言论和独立媒体特别受到民主共和协会的重视，“民主报纸对协会的教育目的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那些拥有印刷机的协会都是最强的”。33当时订阅报纸的费用不便宜，许多协会会员负担不起，会员们便利用咖啡店、旅馆或公共阅报处的报纸。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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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52 报纸帮助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是向民众通告政府政策和决定的信息通道，当时的联邦政府对报纸免征发行税。35民主共和协会充分利用报纸传媒的力量，他们与联邦党人在报纸上展开了论战，还不断刊登有关自由的论文。他们对法国革命的报道、对联邦的一些政策的讽刺和批评文章都是在报纸上发表的。他们反对美国政府与英国在1794年签署的友好、通商与航海的《杰伊条约》，批评政府在英法战争中站在君主制英国的一边，而非共和的法国一边，他们还抨击亚当斯政府于1798年通过的《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案》（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当时，美国和法国剑拔弩张，法案的支持者要打压国内的亲法言论。法案禁止造谣中伤政府或总统。这项法案遭到了当时身为副总统的杰斐逊的强烈谴责。杰斐逊在1801年当选总统，有关的法律条文随后也就过期被废。在亚当斯政府期间，民主共和协会刊登的文章成为当时关于美国政治最有用的教材，因为它们涉及的事情本身就是公民们关心与争论的，民众越关心，争论越广泛，公共论题的公民教育效果也就越具体、越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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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54 五、民主公民教育：杰斐逊与民主共和协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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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56 杰斐逊是民主共和协会在民主公民教育问题上最有力的同盟者，他是他们的同道人，但不是他们的领袖或代表。杰斐逊对民主公民教育发表过许多重要见解，他之所以被看成是他那个时代民主与公民教育最重要的阐述者，是因为他有不同寻常的“英雄”身份：政治家、启蒙思想者、《独立宣言》起草者、反联邦主义者的代表、美国的第三任总统等等。历史，包括教育的历史都是“英雄”的历史，知道杰斐逊的人不计其数，而知道早期美国民主共和协会的人却非常的少。杰斐逊对民主公民教育的看法并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而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民主公民教育理念。杰斐逊与民主共和协会的理念汇合，是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可以在民主问题上取得共识的一个极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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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58 杰斐逊是一个“反联邦主义者”，他和“联邦主义者”们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他把民智，而非制度视为共和制度的优先因素。他没有把制度当成是万能的东西，他认为，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防止暴政产生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忽略作为民主政治主体的人民的政治素质，不去努力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民主意识，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暴政产生的根源和土壤的。他先后起草了《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关于改革威廉玛丽学院宪章和法案》《建立公立小学制度的法案》《关于建立弗吉尼亚大学的法案》《弗吉尼亚大学章程》《弗吉尼亚大学的目标与课程规程》《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和《公共图书馆法案》。他在1779年《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下称“1779年提案”）的前言中写道：“经验表明，即使在最好的政府形式下，那些被委以权力的人们，在时间的推移中，依靠缓慢的动作，也会把它变为暴政，因此人们相信：为了防止这个转变，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启迪一切人的心智，特别是把历史所揭示出来的事实，以及历史所记载的其他时代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知道一切伪装下的狼子野心，因而会及时行使他们的天然力量去击败它的目的。”36杰斐逊要用公民的民主教育来防止出现宪政名义下的暴政，这个想法与民主共和协会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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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60 杰斐逊的“1779年提案”是他对美国教育的重要贡献。尽管这个议案是为弗吉尼亚州的教育问题写的，但也是为了给其他州作一个示范。与杰斐逊的许多其他文件一样，“1779年提案”有一个“导言”，陈述支持公共教育的基本政治原则。这个提案最终没有通过，所以不像杰斐逊起草的另外两份文件那样广为人知，另外那两个文件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州权利宣言》（宪法权利修正案的雏形）。“1779年提案”的政治原则来自那两个著名宣言，其中陈述了什么是共和教育以及共和教育在共和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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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62 杰斐逊把“公民教育”确定为“公民政治教育”，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民众启蒙”：第一是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是让他们对暴政保持高度警觉。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人民需要政府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杰斐逊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这是“公民学”（civics）的第一要义，“是（公民学的）指北星”。37政府有滥用权力的“野心”，这使得人民的“自然权利”经常遭受到威胁，政府威胁自由是权力的“自然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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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64 所以，民众接受关于政府形式的知识，了解那些既能够制衡政府权力，又能使政府运行的政治制度，便成为必需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为了让民众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对于民众的自由权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体民众要随时对政府保持一种明达的、有知识的警觉。与许多联邦主义者不同，杰斐逊认为，民众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对政府保持警觉，因此必须向民众提供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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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66 民众启蒙教育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民主政治理论的知识。《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就是民主政治理论的体现。政府的职能是保护公民个体的“自然权利”，但是公民权利的最终可靠保障并不是来自政府（因为政府有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自然倾向”），而是来自民众自己的“自然权力”（natural powers）。民众的“自然权力”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因此，公民启蒙教育的对象不是个别民众，而是全体民众，或者说是汇集为“人民”的所有个体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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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68 虽然杰斐逊说“人民”拥有“自然权力”，但他看到，“人民”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人民也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有机整体，他们并没有统一的“心灵”、“精神”或“意志”。因此，启蒙必须是对公民一个一个地启蒙。杰斐逊在1810年写道，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对什么能保障、什么会危害他自由的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38人民不是自然的人群，不同的政治制度造就不同的“人民”。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是一种所有独立个体一致赞同缔结的契约关系。在杰斐逊那里，个人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而“人民”这种契约关系，无论它为多数人的统治提供了什么样的“全体赞同”合法性，都不能削弱个人拥有基本权利的原则。《独立宣言》说：“当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这些目的时，人民有权改变和废除政府。”但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在面对政府时几乎毫无权力可言，也根本不可能“改变政府”，个人与政府抗争，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不自量力，这根本不能算是什么权利。但是，只要个人知道自己可以与别的个人联合到一起，那么团结到一起的众人或人民就能找到共同的“自然力量”，这样的民主力量就有可能改变和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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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70 民主共和的权力制度与人民的自然权力，这二者的关系中有一个悖论：普通人民的权力要有效发挥作用，就需要有相应法律的保障；而这样的法律则又是由那些优秀不凡、不普通的人（领袖）设计出来的。正是这样的法律对天然不如领袖的普通人发挥了教育的影响力（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的习惯教育作用）。在法的作用下，人民可以形成奴性服从的习惯，也可以形成独立、自由个人的习惯。法律引导他们朝其中的一个方面发展，影响他们去了解自由需要什么，要求什么。这就是洛克在《政府契约论》（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所说的，人民必须通过教育才会知道他们有革命（改变政府）的权利。这是人民（即“大多数”）的自然权利，要是个人不知道自己的个人权利，他们就无从知道人民的集体权利，而提供这样的权利的知识，那就是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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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72 没有公民教育便不可能保证民主社会的自由秩序，暴民是对这一自由秩序的威胁，再多的军队对此也无济于事。杰斐逊坚持认为：“人民有权用权利法案来对抗世界上无论哪个政府——全国政府或地方政府，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都不应予以拒绝或停留在推理上。”39但是，推翻了政府后能否就此建立起一个更好的、真正民主自由的新秩序，那就要看人民的教育程度了。教育不仅能让民众明白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维持我们所有人自由的唯一靠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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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74 杰斐逊非常有远见地看到，为了更好地维持社会稳定与和平，与其给政府军队，不如给人民知识，人民越没有知识，就越可能成为暴民，而政府越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叛乱就越多。镇压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政府军事力量再大也防止不了叛乱。英国的军队比我们多，却几乎每五六年就发生一次叛乱。法国的军队更多（但是如孟德斯鸠所说，不及其他国家霸道），总是有二三十万人整装待命，准备镇压叛乱，其中每一次叛乱参加的人数都比马萨诸塞州多，流的血也多得多。在土耳其，那儿的暴君杀人如麻，可叛乱却几乎天天发生。再把他们叛乱者疯狂的烧杀掳掠同我们叛乱者的文明、克制和几乎自我灭绝的精神比较一下，然后回答：给政府军队，或者给人们知识，究竟何者能最好地维护和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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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76 防止产生暴民的唯一方法是教育，不是镇压，“要教育全体人民，使他们了解情况，让他们懂得维护和平与秩序对他们有好处，这样他们就会维护”。42愚昧和自由是不可能并存的，“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既愚昧又自由，那它就是在期待一件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43相反，“只要人民有知识，就能把他们自己的政府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当事情变得很糟糕，引起他们注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事情扭转过来”。44他明确表示：“我对一个军事力量非常强大的政府没有好感。它总是压迫性的。它使统治者逍遥自在，而人民却饱受苦难。”45杰斐逊始终坚持，民众不仅要有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杰斐逊越是信任民众有能力治理自己，就越是强调要通过教育培养去提高这种能力。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治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教育必须是普及的，他甚至认为，一旦教育普及了，没有接受教育的人，不应该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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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78 每一个人民的政府都应当为民众提供与民主有关的公民教育，这种教育与传统的道德或宗教教育是有区别的，它并不是单纯的德性教育，而是向民众提供学习政治自由、权利、义务、选举、自治知识的机会。杰斐逊在“1779年提案”的“前言”中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鲜明的民主政治教育特征的公民教育，在民主革命性上领先于他那个时代。他提议的法案并没有通过，部分原因是法案在政治上太过超前。杰斐逊自己也可能意识到这一点，1818年，他参加在罗克费希角召开的维吉尼亚大学计划委员会，他利用这个机会，修改了“1779年提案”，删除了前言部分。在杰斐逊撰写的罗克费希角会议报告中，他特别谈到了小学教育的六个目标，其中把职业教育放在最前面，渐次由阅读和簿记、道德和才能以及邻里和国家的义务提高到“知道自己的权利、有序而公正地运用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并时时以公正和判断来监视他们”，以及“有知识、有信念地遵守所有的（公民）社会关系规则”。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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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80 这六点教育目标中包括了当时民众所能接受的多方面、多层次教育内容，但最后二项仍然坚持他对民主公民教育的一贯主张。杰斐逊的小学教育六项目标的前四项是帮助学生成为能够在生计和经济上独立的个人，第五项是公民的民主知识，第六项是做人的社会品格，经济独立与自由的关系构成了杰斐逊共和理念的核心。他对欧洲和美国的观察使他坚信，只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的个人才有可能成为自由的共和国的合格公民。那些贫困而依附他人的、不习惯自己思考和行动的人们，要么就是被有钱有势者利用和操纵，要么就是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群氓和暴民。因此，学习阅读、算术、料理自己的生计，即使这些看起来只是与私人事情有关的基础教育，也是可能具有民主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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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82 六、小学是公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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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84 在杰斐逊的教育设计中，小学占有特殊的地位（令人想起希特勒时期，小学教师特别受重视，当然原因是根本不同的）。其余三个部分是中学、大学和终身学习。在有公立中学和中学教育普及之前，小学是公民教育的大学。中学是大学预科，除了少数领取由百户区提供的奖学金外，全是自费的，培养出来的主要是职业劳动者和教师。大学是很少数人才有可能接受的精英教育，培养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可以再分为两部分：一是那些注定要以高深学识的职业为谋生手段的人；二是富人，他们拥有独立的财产，立志参与管理国家大事，或者过着有用而受尊敬的平民生活。这两部分人都需要学习一切更高的学科。”47杰斐逊认为，要维持国民的自由权利，保证领导人的正直，真正能依靠的不只是制度，而更应是普通民众自己。因此通过最基本的公共教育，即小学教育，来影响广大的民众，也就格外重要。杰斐逊也还一直关心与此相伴的另一种教育：大学教育。相比之下，处于中间的这一段教育（中学）并不显得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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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86 杰斐逊的“1779年提案”建议，在州里的每个“村”（village）或“百户区”（ward）设立一所小学，“所有的自由人儿童，不分男女，只要是百户区内的居民，都可以享受免费上学的待遇，为期三年，在这之后，如果他们的父母、监护人或朋友资助并允许，可以再学习三年”。在校学习的课程包括阅读、写作、算术和历史。读、写能力对于每个人的经济独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每个人的政治参与也是必需的。1817年杰斐逊的另一份提案更加强调了读写与公民政治能力的关系：“在此法案通过之后出生的和通过时12岁以下的儿童，只要神智正常，如果他们在15岁以后还不能用母语或习得的语言阅读，便不得成为共同体公民。”在这里，杰斐逊设想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初小教育，这种强制性不是来自外部的胁迫，而是来自民主自身的要求，其中可能涉及一个特殊的公民权利问题，那就是，如果家长愿意，他们有权利决定不让孩子接受读书教育吗？杰斐逊认为，“与其硬违背父亲的意愿，强行带走儿童去学校受教育”，“还不如就随父亲之意”。但是，为儿童提供前三年的免费教育就是为了排除家长的经济障碍。而且，子女因不接受教育而丧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能使父亲三思而行，“我们不能强迫教育，但我们至少可以使接受教育的动因变得更强大一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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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88 杰斐逊非常强调阅读在教育中的作用，阅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能力培养，而且，并不是阅读任何读物都同样有助于孩子的教育。杰斐逊认为，只有阅读有用的、有意义的读物，才能帮助孩子从小培养成用思考来对待公共事务的好习惯。杰斐逊设想的学校教育，其根本目标是为“未来的秩序打下原则的基础”。他并不赞成当时用《圣经》培养阅读能力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儿童时期的阅读“尚未成熟，不能把握宗教思考”。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父母都认为，在尚不能理解时阅读和熟记《圣经》，可以为孩子从小打下坚实的信仰基础，养成了习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杰斐逊则认为，不妨等孩子们理解力和判断力都成熟一点的时候再开始让他们读《圣经》。他建议阅读应当选一些内容真实的读物，尤其是历史和科学，而《圣经》里有许多“奇迹”和需要作精致复杂解读的内容，并不适宜儿童阅读。他在给17岁的侄子的信中劝他“牢牢把握理性，把读到的事实和想法都用理性来衡量一下”。他特别要求在小学里尽量少用宗教读物（意识形态读物同此），在一份1817年的学校提案中，他要求禁止教士到学校做“访客”，也不允许老师以攻击其他教派的方式宣扬自己的宗教信仰，学校应该把宗教教育限定在自然神论的范围内。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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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90 杰斐逊认为，最适合孩子们阅读的是那些能让他们获得公民知识并有助于相应判断的读物，那些用来学习读写的读物“应当同时让他们了解希腊、罗马、英国、美国的历史”。这些读物不仅让学生知道共和制度成功的例子，也让他们知道共和制度曾如何遭受破坏，如何由于腐败而难逃瓦解的命运。学生们可以了解美国自己的政治传统，以及建国者们曾抱有什么样的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理念。通过了解“其他国家和其他人民的经验”，学生“可以对人的行为和权谋变得更有判断力，对政治野心更有识别能力，看清并挫败这些野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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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92 杰斐逊说的“历史”是指第一手历史，因此，必须阅读经典著作，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在那些可称为“经典”的著作中，杰斐逊更强调的是其中有“共和”和“自由”内容倾向的。历史是可以从不同的价值角度去书写的，历史读物的选择对学童的价值观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杰斐逊就不满意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华盛顿的一生》（Life of Washington），想请美国作家和政治家巴罗（Joel Barlow，1754-1812）写一部真正的美国时期的共和史。他对休姆的《英国史》也不满意，建议让学生在读过其他英国史之后再读这部著作。他认为：“如果学生一开始就读（这部英国史），那么休姆的托利党观点（精英政治）就容易在美国为托利主义造势。”正因为如此，他甚至认为，在大学里也只要读休姆《英国史》的节选本就可以了。真正真实的历史书就算有，也是很少的，杰斐逊对此有清楚的了解，但他却并不因此而对历史或历史书抱虚无主义或绝对相对论的看法。他一直坚持认为，学历史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要由具备坚强共和信念的教师来教授和指导。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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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94 在小学的层次上，无论是对教育的六个渐进目标，还是像历史这样的具体课程，杰斐逊所强调的都首先是培养“美国公民”，而不是“有知识的人”。因此，杰斐逊虽然以自己对建立维吉尼亚大学的贡献而自豪，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民主公民教育的重心所在。公民教育体系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最低层，而不是最高层。他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必须在小学和大学当中放弃一个，那我愿意放弃大学。比起少数人懂得高深的科学而大多数人愚昧无知来，全体人民受到启蒙教育成为体面（的公民）对国家安全要重要得多。少数人有学问，多数人无知识，这是一个国家所能陷入的最危险的境地。”52杰斐逊重视小学教育，一生都没有改变，这就像他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一生都没有改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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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96 七、精英教育与自然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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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0698 杰斐逊认为，民主国家必须由真正才德兼备的人来治理，他称这样的人才为“自然贵族”。挑选人才是区分真假贵族的关键。让真贵族有机会冒出来，有两个途径：一是修改关于财产继承的法律，二是扩大接受教育的人群。杰斐逊希望这样能够鼓励出现德才兼备的真贵族，遏制、打败那些“用财富和出身来博得公众信任”的假贵族。他并不是要发动一场针对当时社会精英阶级的革命，他的意思是，让真贵族能有机会脱颖而出。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家族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解释，为什么富人应当自愿承担百户区学校的主要费用：如果不订立长子继承权的法律，那么再富有的家庭也往往“富不过三代”，既然他们的后代也会成为穷人，那么自然也就能够得益于免费的公共教育。53这种公共教育，也就是“公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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