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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公民教育便不可能保证民主社会的自由秩序,暴民是对这一自由秩序的威胁,再多的军队对此也无济于事。杰斐逊坚持认为:“人民有权用权利法案来对抗世界上无论哪个政府——全国政府或地方政府,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都不应予以拒绝或停留在推理上。”39但是,推翻了政府后能否就此建立起一个更好的、真正民主自由的新秩序,那就要看人民的教育程度了。教育不仅能让民众明白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维持我们所有人自由的唯一靠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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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非常有远见地看到,为了更好地维持社会稳定与和平,与其给政府军队,不如给人民知识,人民越没有知识,就越可能成为暴民,而政府越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叛乱就越多。镇压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政府军事力量再大也防止不了叛乱。英国的军队比我们多,却几乎每五六年就发生一次叛乱。法国的军队更多(但是如孟德斯鸠所说,不及其他国家霸道),总是有二三十万人整装待命,准备镇压叛乱,其中每一次叛乱参加的人数都比马萨诸塞州多,流的血也多得多。在土耳其,那儿的暴君杀人如麻,可叛乱却几乎天天发生。再把他们叛乱者疯狂的烧杀掳掠同我们叛乱者的文明、克制和几乎自我灭绝的精神比较一下,然后回答:给政府军队,或者给人们知识,究竟何者能最好地维护和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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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产生暴民的唯一方法是教育,不是镇压,“要教育全体人民,使他们了解情况,让他们懂得维护和平与秩序对他们有好处,这样他们就会维护”。42愚昧和自由是不可能并存的,“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既愚昧又自由,那它就是在期待一件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43相反,“只要人民有知识,就能把他们自己的政府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当事情变得很糟糕,引起他们注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事情扭转过来”。44他明确表示:“我对一个军事力量非常强大的政府没有好感。它总是压迫性的。它使统治者逍遥自在,而人民却饱受苦难。”45杰斐逊始终坚持,民众不仅要有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杰斐逊越是信任民众有能力治理自己,就越是强调要通过教育培养去提高这种能力。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治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教育必须是普及的,他甚至认为,一旦教育普及了,没有接受教育的人,不应该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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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民的政府都应当为民众提供与民主有关的公民教育,这种教育与传统的道德或宗教教育是有区别的,它并不是单纯的德性教育,而是向民众提供学习政治自由、权利、义务、选举、自治知识的机会。杰斐逊在“1779年提案”的“前言”中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鲜明的民主政治教育特征的公民教育,在民主革命性上领先于他那个时代。他提议的法案并没有通过,部分原因是法案在政治上太过超前。杰斐逊自己也可能意识到这一点,1818年,他参加在罗克费希角召开的维吉尼亚大学计划委员会,他利用这个机会,修改了“1779年提案”,删除了前言部分。在杰斐逊撰写的罗克费希角会议报告中,他特别谈到了小学教育的六个目标,其中把职业教育放在最前面,渐次由阅读和簿记、道德和才能以及邻里和国家的义务提高到“知道自己的权利、有序而公正地运用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并时时以公正和判断来监视他们”,以及“有知识、有信念地遵守所有的(公民)社会关系规则”。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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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点教育目标中包括了当时民众所能接受的多方面、多层次教育内容,但最后二项仍然坚持他对民主公民教育的一贯主张。杰斐逊的小学教育六项目标的前四项是帮助学生成为能够在生计和经济上独立的个人,第五项是公民的民主知识,第六项是做人的社会品格,经济独立与自由的关系构成了杰斐逊共和理念的核心。他对欧洲和美国的观察使他坚信,只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的个人才有可能成为自由的共和国的合格公民。那些贫困而依附他人的、不习惯自己思考和行动的人们,要么就是被有钱有势者利用和操纵,要么就是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群氓和暴民。因此,学习阅读、算术、料理自己的生计,即使这些看起来只是与私人事情有关的基础教育,也是可能具有民主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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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学是公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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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斐逊的教育设计中,小学占有特殊的地位(令人想起希特勒时期,小学教师特别受重视,当然原因是根本不同的)。其余三个部分是中学、大学和终身学习。在有公立中学和中学教育普及之前,小学是公民教育的大学。中学是大学预科,除了少数领取由百户区提供的奖学金外,全是自费的,培养出来的主要是职业劳动者和教师。大学是很少数人才有可能接受的精英教育,培养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可以再分为两部分:一是那些注定要以高深学识的职业为谋生手段的人;二是富人,他们拥有独立的财产,立志参与管理国家大事,或者过着有用而受尊敬的平民生活。这两部分人都需要学习一切更高的学科。”47杰斐逊认为,要维持国民的自由权利,保证领导人的正直,真正能依靠的不只是制度,而更应是普通民众自己。因此通过最基本的公共教育,即小学教育,来影响广大的民众,也就格外重要。杰斐逊也还一直关心与此相伴的另一种教育:大学教育。相比之下,处于中间的这一段教育(中学)并不显得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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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1779年提案”建议,在州里的每个“村”(village)或“百户区”(ward)设立一所小学,“所有的自由人儿童,不分男女,只要是百户区内的居民,都可以享受免费上学的待遇,为期三年,在这之后,如果他们的父母、监护人或朋友资助并允许,可以再学习三年”。在校学习的课程包括阅读、写作、算术和历史。读、写能力对于每个人的经济独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每个人的政治参与也是必需的。1817年杰斐逊的另一份提案更加强调了读写与公民政治能力的关系:“在此法案通过之后出生的和通过时12岁以下的儿童,只要神智正常,如果他们在15岁以后还不能用母语或习得的语言阅读,便不得成为共同体公民。”在这里,杰斐逊设想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初小教育,这种强制性不是来自外部的胁迫,而是来自民主自身的要求,其中可能涉及一个特殊的公民权利问题,那就是,如果家长愿意,他们有权利决定不让孩子接受读书教育吗?杰斐逊认为,“与其硬违背父亲的意愿,强行带走儿童去学校受教育”,“还不如就随父亲之意”。但是,为儿童提供前三年的免费教育就是为了排除家长的经济障碍。而且,子女因不接受教育而丧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能使父亲三思而行,“我们不能强迫教育,但我们至少可以使接受教育的动因变得更强大一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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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非常强调阅读在教育中的作用,阅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能力培养,而且,并不是阅读任何读物都同样有助于孩子的教育。杰斐逊认为,只有阅读有用的、有意义的读物,才能帮助孩子从小培养成用思考来对待公共事务的好习惯。杰斐逊设想的学校教育,其根本目标是为“未来的秩序打下原则的基础”。他并不赞成当时用《圣经》培养阅读能力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儿童时期的阅读“尚未成熟,不能把握宗教思考”。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父母都认为,在尚不能理解时阅读和熟记《圣经》,可以为孩子从小打下坚实的信仰基础,养成了习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杰斐逊则认为,不妨等孩子们理解力和判断力都成熟一点的时候再开始让他们读《圣经》。他建议阅读应当选一些内容真实的读物,尤其是历史和科学,而《圣经》里有许多“奇迹”和需要作精致复杂解读的内容,并不适宜儿童阅读。他在给17岁的侄子的信中劝他“牢牢把握理性,把读到的事实和想法都用理性来衡量一下”。他特别要求在小学里尽量少用宗教读物(意识形态读物同此),在一份1817年的学校提案中,他要求禁止教士到学校做“访客”,也不允许老师以攻击其他教派的方式宣扬自己的宗教信仰,学校应该把宗教教育限定在自然神论的范围内。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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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认为,最适合孩子们阅读的是那些能让他们获得公民知识并有助于相应判断的读物,那些用来学习读写的读物“应当同时让他们了解希腊、罗马、英国、美国的历史”。这些读物不仅让学生知道共和制度成功的例子,也让他们知道共和制度曾如何遭受破坏,如何由于腐败而难逃瓦解的命运。学生们可以了解美国自己的政治传统,以及建国者们曾抱有什么样的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理念。通过了解“其他国家和其他人民的经验”,学生“可以对人的行为和权谋变得更有判断力,对政治野心更有识别能力,看清并挫败这些野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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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说的“历史”是指第一手历史,因此,必须阅读经典著作,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在那些可称为“经典”的著作中,杰斐逊更强调的是其中有“共和”和“自由”内容倾向的。历史是可以从不同的价值角度去书写的,历史读物的选择对学童的价值观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杰斐逊就不满意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华盛顿的一生》(Life of Washington),想请美国作家和政治家巴罗(Joel Barlow,1754-1812)写一部真正的美国时期的共和史。他对休姆的《英国史》也不满意,建议让学生在读过其他英国史之后再读这部著作。他认为:“如果学生一开始就读(这部英国史),那么休姆的托利党观点(精英政治)就容易在美国为托利主义造势。”正因为如此,他甚至认为,在大学里也只要读休姆《英国史》的节选本就可以了。真正真实的历史书就算有,也是很少的,杰斐逊对此有清楚的了解,但他却并不因此而对历史或历史书抱虚无主义或绝对相对论的看法。他一直坚持认为,学历史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要由具备坚强共和信念的教师来教授和指导。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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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的层次上,无论是对教育的六个渐进目标,还是像历史这样的具体课程,杰斐逊所强调的都首先是培养“美国公民”,而不是“有知识的人”。因此,杰斐逊虽然以自己对建立维吉尼亚大学的贡献而自豪,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民主公民教育的重心所在。公民教育体系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最低层,而不是最高层。他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必须在小学和大学当中放弃一个,那我愿意放弃大学。比起少数人懂得高深的科学而大多数人愚昧无知来,全体人民受到启蒙教育成为体面(的公民)对国家安全要重要得多。少数人有学问,多数人无知识,这是一个国家所能陷入的最危险的境地。”52杰斐逊重视小学教育,一生都没有改变,这就像他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一生都没有改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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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精英教育与自然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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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认为,民主国家必须由真正才德兼备的人来治理,他称这样的人才为“自然贵族”。挑选人才是区分真假贵族的关键。让真贵族有机会冒出来,有两个途径:一是修改关于财产继承的法律,二是扩大接受教育的人群。杰斐逊希望这样能够鼓励出现德才兼备的真贵族,遏制、打败那些“用财富和出身来博得公众信任”的假贵族。他并不是要发动一场针对当时社会精英阶级的革命,他的意思是,让真贵族能有机会脱颖而出。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家族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解释,为什么富人应当自愿承担百户区学校的主要费用:如果不订立长子继承权的法律,那么再富有的家庭也往往“富不过三代”,既然他们的后代也会成为穷人,那么自然也就能够得益于免费的公共教育。53这种公共教育,也就是“公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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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还提出最早的“公费生”和“奖学金”构想。他建议,每个学区(collegiate district)应从众多小学生中选出两名或不止两名“才能和品行有前途”的学生,让他们免费上中学(grammar school),而在他们中再选出少数优秀者免费进入大学。他在《弗吉尼亚州信简》(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写道:“以这样的方式,每年都可以把优秀的学生挑出来。”由于弗吉尼亚州民众在金钱上并不大方的实际情况,杰斐逊后来减少了他所提议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人数,但他一直坚持奖学金制度的好处。奖学金不只让获得者受惠,而且也让大家都能参与竞争,都重视教育。除了奖学金,还可以用别的办法让学生有荣誉感。他在1817年提出建议,访问学校的要人可以面试学生,为他们颁发荣誉称号。他一直希望,这种人数不多的公费和奖学金名额可以为将来的教育作一个开创性的试验,以便尽量从广大的学生中挑选和帮助培养可以成为精英人才的“自然贵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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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把教育的目的看成是培养“自然贵族”,这其实也是古典共和的一个传统看法:城邦的兴盛与稳定取决于有德性的、优秀的公民。他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说:“人类中有一种天然的贵族。这种贵族的基础是美德和才能。……我认为,就社会的教育、信任和治理而言,天然的贵族是大自然最宝贵的馈赠。的确,大自然创造了社会状态的人,却没有供应充分的美德和智慧来管理社会的事务,这岂不是矛盾至极。可不可以说,能够最有效地选择这些天然的贵族进入政府机关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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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似乎是说,那些“天生”或“自然”优秀的便应该成为其他人的统治者。然而,他又说,没有人天生就是只配被人统治的:“科学知识的普遍传播已经向每一种见解揭示了一个明白的事实,即人生下来并不是背上装着马鞍,也不是得天独厚的少数人理当穿着皮靴,套着靴刺,堂而皇之地骑在他们背上。这对别人来说是希望的根本。对我们来说,要让每年的今天永远使我们记住这些权利并一如既往地忠于它们。”56他认为,合法的政治统治是一种服务,服务对象便是公众,统治者的基本责任就是保护公民同伴的权利和自由。任何认为自己天生就比别人权利少,而该受他人统治的想法,都是“荒谬”的:“认为一个人本身应有的权利少,邻人或全体邻人应有的权利多,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也是违反人情的。这是奴役,而不是《人权法案》使之成为不可侵犯、我们的政府必须予以维护的那种自由。要彻底剥夺那种自由,最有效莫过于确立一种舆论,认为国家永远有权让所有人为它服务。”57为公众服务是担负比别人更多的责任,是一种“痛苦”,“我认为公共服务和个人痛苦是密不可分的”。要贪图享乐就应该去过私人生活,别涉足公共政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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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共服务是一种“痛苦”,从政应该算是一种个人牺牲,因此,公民从政是一种与“爱国”和“关心国人”同样值得称赞的美德。这与从政为个人升官发财是截然不同的。民众选举一些优秀者担任公职,首先看重的便是他们“甘受从政之苦”的美德。但是,杰斐逊并不相信自然已经赋予人类,哪怕是人类中的优秀分子,足够的美德,让他们能够全然不顾自己的私利,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杰斐逊对从政者“为公众服务”的动机并不信任,他认为,即使对那些道德优秀的权力精英也必须严加监督。在这一点上,他与古典共和主义对美德的信任形成了对比。他并不认为,那些有才能的人,只要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便对腐败有了抵抗能力。因此,要防止腐败便不能只是依靠给少数精英提供最好的道德教育的办法,而是必须为广大民众提供必要的政治教育,让他们能够有效地监督精英当权者。民众的警惕和戒备也许是出于错误的判断或缺乏真正经验,但这不要紧,因为时刻存在的民众警惕和戒备本身就对当政者有所管束,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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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缺乏政治经验和知识,情绪容易冲动,判断常有失误,这些常常被当政者用来作为民众理应服从领导、服从权威、安分守己、不要乱说乱动的理由。杰斐逊在法国出任美国驻法大使期间(1784-1789),目睹了法国民众不理会这种统治者比民众高明、因此理应统治他们的说辞。杰斐逊是站在民众这一边的,在一封寄自巴黎的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人民是统治者唯一的审查者;甚至他们的错误也有助于使统治者遵守某体制的真正原则。过分严厉地惩罚这些错误就等于镇压公众自由的唯一保障。防止人民进行这些不正当干预的办法,是通过报纸渠道让他们充分了解国家大事,并努力使报纸进入千家万户。由于我们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舆论,首先就应当使舆论保持正确;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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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和能力上,民众是政治的弱者,但杰斐逊并不将此视为政治权力必须专属于精英强者的理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弱者和强者对于平等和公正的要求是不同的,“关于平等和公正问题,尽管想发现关于它们的真理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比起规劝那些有能耐的人不要多占多得来就会显得容易了,因为弱者总是渴求平等和公正,强者却往往对此不屑一顾”。60弱者比强者更要求公正,这并不意味着弱者比强者更讲道理或更在乎美德,而是因为要求公正对他有好处,这也是为什么弱者一旦变成强者后,很快就会变得对公正“不屑一顾”。这是由“植根于每一个人内心的鄙陋和丑恶”所决定的。亚里士多德说:“民众喜爱切实的收益甚于荣誉或地位。这里是一个证明:他们忍受了古代僭主暴政和寡头们的统治,条件仅仅是允许他们进行耕作并且不剥夺其财物。”他认为,民众有选举并审查行政官员的决定权就够了,民众不必占据政治职务,只要有这些权利就可以约束强者,并感到满意,而强者(“贤良显要之士”)也可以因为“不受不如他们的他人的统治”而满意。强者和弱者要“相互牵制,人人都不能只按自己认可的标准行事”。61民众选举和审查官员的权利是用来交换让“贤良显要之士”占据政治职位的。在古典共和理论中,这是保证共和既有能人治理,又让民众觉得满意的两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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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弱者与强者关系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也与联邦主义者有分歧,他强调民众(弱者)的权利,认为担任政治职务者应当由他们选出,而不是事先设定“贤良显要之士”(强者)适宜担任这样的职务。强者统治弱者的原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也许可行,但在民主共和时代的美国则不可行。代替古典共和的美国民主共和也许并不完美,但却符合民主的原则,而民主则是民主共和与古典共和相区别的特征所在。杰斐逊在1789年12月20日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我赞成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规模更大的众议院。……虽然我认为一个这样选出的众议院远逊于目前的国会,但是这个缺点并不抵消它维护基本原则、使之不受侵犯的优点,这个基本原则就是:除了人民自己直接选出的代表外,任何人不得对人民征税。”62他反对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让某些人总是占有职位,尤其是总统一职,“理智和经验告诉我们,总统如果可以重新当选,他就一定永远会重新当选。这样他就成了一位终身总统”。63杰斐逊具有强烈的弱者意识,并在政治上向弱者倾斜,这是他民主思想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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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治是每个公民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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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是一位睿智的思想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位受到他同时代人和后世尊敬的政治家。他的教育理念是启蒙思想和民主政治结合的产物,他是从“政治”来设计教育的,在民主政体中,这似乎有一种道义上的自然合理性,因为它对于人民来说是安全的,需要的。但是,在不民主的,甚至是专制、极权的政体中,从“政治”来设计教育却是对人民极端有害,极端危险的。杰斐逊的民主政治理想主义使得他的教育理念与实际可能的学校教育实践有相当的距离,这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不可能完全落实为学校教学实践是同一个道理。他在世时,他的教育理念有的太超前(如他的“1779年提案”),有的则太理想化,难以在实际操作中实行,例如,他认为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权力过于集中,所以办学校和主管的权力应该下放到更小的“区”。可是,这样分散的学校管理既缺乏效率,又程度参差不齐,并不利于维持必要的教育水准。他对“普通人”办学能力的信任太理想化,甚至近于盲目。他把教育的政治意义不仅看得比专业知识更为重要,而且还认为是所有知识的终极目标,这种政治挂帅的想法,直到今天也没有比他活着的时候更被美国人认可。更不要说他对妇女和少数族裔接受教育的必要和能力所持有的偏见了,在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被美国人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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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谁是需要受教育的公民的认识上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他说:“对我来说,妇女教育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系统考虑的题目。我考虑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女儿的教育令我偶有所思而已。”杰斐逊认为,妇女接受教育是为了能够指导自己女儿,或者“有必要”的时候教育自己的儿子,这个必要的时候指的是“父亲不在了,没有能力或者根本不管”。杰斐逊认为,黑人的智力够不上受教育的水准,因为他们总需要有人照看,而美洲的印第安原住民需要先学习欧美文化,放弃自己的土著文化,然后才能接受教育。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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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不会对他们的政治家,即便是那些最有思想的政治家,感到完全满意,他们也不必这样。完美的政治家或十分英明的启蒙者都只是虚构的人物。完美的政治家要能使人人满意,就必须消除所有的社会冲突或异见,这样的人物只能存在于一个极小的团伙之中,或者存在于一个很多人都被迫装作满意的社会里。十分英明的启蒙者要充当所有人的导师,要所有人都对他万般崇敬,这样的人物只能存在于一个人民集体愚昧、根本无力进行自我思索的国家里,或者存在于一个所有人被迫洗脑、绝大多数人接受思想奴役的社会里。但是,美国从来就不曾是这样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共和协会和他们的民主参与、政治批判便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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