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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06 在民主社会里，宣传话语机制的危害一般会被限制在上述五个层面的前两个（散布利己的信息和信息的特别处理），后面三个层面的宣传（政治制度性洗脑、压制言论、愚民教育）很难有机会发生。因此，学校教育针对宣传的部分一般都是作为理性说理的“语言”和“话语”内容出现在教材里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反宣传教育也是针对前两个层面的。这两个层面的宣传主要发生在民主竞选的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信息中，学校教材几乎都是从这两种话语取例。这两种话语机制都有明显的利己目的，这样相对“简单”的宣传并不难被公民察觉，学校往往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向学生介绍。而关于更复杂、更隐秘的新闻传媒的宣传，一般会在大学的课程中接触到，其中还会有为讨论和研究宣传所开设的专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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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08 五、宣传与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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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10 宣传往往并不是简单的信息不实与欺骗问题，而是信息被管制或控制的结果。宣传中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前一种是“编造”（spin），指有选择、有意图地提供信息，用以影响和左右民众的看法；后一种是“组织化说服”（organized persuasion），所谓“组织”可以指新闻集团、政党、工会等。10斯普劳尔（M. Sproule）称宣传是一种有暗藏意图的谬误说理，是运用组织化力量来影响群众的话语机制，“宣传是大的组织或集团所使用的一种争取大众的手段，它为特殊利益服务，以大规模操纵诱人的结论为手段，这种结论经过精心包装，隐瞒了其真正目的和不实在的说理”。11在美国，学校教育中涉及“宣传”的教材往往从“不实在的说理”，也就是谬误的说理的修辞特征入手，帮助学生看清这种语言后面所隐藏的利己、功利或操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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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12 学校教育对待“宣传”的态度——警惕宣传还是利用宣传——成为区别两种不同性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尺度。警惕宣传的教育必定强调独立思考、判断和理性对话；而利用或进行宣传的教育则会把现成的、单一的“正确”知识或思想灌输给学生，并且不允许他们提出任何质疑。后一种教育背后的推动力往往是某个全面掌控国家和社会的政党权力，因此这种教育又被称为“党化教育”。学者任鸿隽曾对党化教育（教育政党化）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12大陆学者何卓恩在对民国时期“教育政党化”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的党化教育起始于“1924年国民党于广州实施‘联俄容共’，教育开始改走政党化的道路。1926年8月国民党政府拟订《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1927年8月又制定《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在影响所及的省市推行党化教育”。虽然1928年曾经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决议取消“党化教育”这个名称，但代之以一党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一直延续到国民党专制（在台湾）结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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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14 在学校里，党化教育的两个核心部分是一党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组织控制。以国民党去台后继续推行的党化教育为例，单纯将党义作为知识灌输于学生并非国民党的主要目标，当局更注重化党义知识为对党的信仰和效忠党的行为，这就更需要从组织上去推动。国民党去台以后继续运用常规的组织推动办法，如控制校长、建立训导制度等。这套制度由来已久，但又经常翻新。选派校长是当局的职权自不在话下，连教授的延聘当局也直接插手，台湾政治大学“校长、所长，乃至教授之聘定，都是经过‘总统’核定”，“有的专科学院，聘教授并不一定以学力为准，凡能够用以结好官方的，无不接纳。而官方也常以命令方式，强令学校延聘某人为教授”。而训导人员的权威，则无限加大，发展到学生必须言听计从的程度。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建立起一个特殊的推动机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并进驻到各个大中学校，规定高中以上学校青年学生一律参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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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16 “青年反共救国团”于1952年3月开始筹备，10月正式成立，是“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指导之下”以“拥护元首”为宗旨、以具体实施党义教育为使命的一个特殊组织，旨在通过举办各种训练活动控制学生的思想。针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自由中国》曾指出：“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籍党化教育，把下一代人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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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18 党化教育是一种“公民教育”，但那是一种为一党的权力和专制政府的利益服务的“公民教育”。早期台湾的这种“公民教育”，其责任是帮助政府统摄人民，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和维持稳定秩序。这种党化教育虽然以学校为中心，但内容则以党的教条和政府规章为主，对公民知识并没有指导作用。台湾的批评者指出，“台湾长期在党国（party-state）体制的教育下，公民社会被驯化为‘忠党爱国’的制约规范，因此，公民社会与公民资格也就承担了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道德的重整、法治社会的维护，以及民主战胜共产之类官方的、集体的意识等。党国体制，内则强调安定繁荣、经济发展，外则对抗共产侵略、保国卫民，作为强化统治之基础。于是，当时的‘公民教育’被指涉为‘加强培养民主法治精神……其实对民主有相当疑虑。可以说表面上加强民主，而实际上以法治的说法予以贬抑，有时更以法治驾凌民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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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20 六、党化教育的“前宣传”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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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22 学校里的党化教育既是一种“前宣传”也是一种“宣传”。宣传要能够达到目的，产生效果，必须依靠前宣传的准备。前宣传，按照埃吕的解释，是指在人的头脑中制造一种“思维过程的短路”（short-circuiting the intellectual process），以形成缺乏思考或不思考的知识习惯。心理学称此为“条件反射”。“思考”与“知识”是有区别的，越有知识不等于越有思考能力，有时候情况正好相反，越是有知识可能反而越是在宣传面前缺乏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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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24 宣传所惯用的意识形态理论往往很能吸引“知识者”，但经不起简单的经验和常识检验。这就是“皇帝的新衣”效果。埃吕指出，纳粹和其他极权能强迫人在不相信宣传的情况下，也时时必须装作相信的样子，除此之外，在一般的情况下，宣传对一些人或事灵验，而对另一些人或事就不灵验。因此必须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宣传，一个是“前宣传”（pre-propaganda），又称下意识层宣传（sub-propaganda），另一个是“动态宣传”（active propaganda）。埃吕指出，任何宣传都必须“持续不断、不放松”，否则必然功亏一篑。这种“持续不断”指的不是“动态宣传”，动态宣传是指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针对一些特别事件发生时，用来动员群众的运动型的宣传。运动总会有间隙、有停止的时刻，无休无止地持续运动会起到令人麻痹的反效果。“持续不断、永不放松”指的是“前宣传”，也就是把人保持在一种要动员就可以动员的认知、情绪和心理状态之中，“前宣传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有某种行为的准备，对某种影响有所反应，使他进入一种状态，以便时机一到，就会有效地、不延迟也不犹豫地参加到某种行动中去”。宣传是一种意识形态灌输，但前宣传则“没有意识形态的目标，也可以与看法、想法或教义无关。它是在心理操控、性格塑造、情绪培养、陈见诱导中发生的，待机发生作用。前宣传必须保持不断、缓慢有序、悄然不觉。必须渗透到一个人的心灵里，才能使他形成容易接受宣传的倾向。他必须生活在某种心理气候之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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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26 台湾学校“前宣传”的特征是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而形成的。1949年5月国民党宣布台湾实行戒严，台湾从此进入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戒严法扩大了国民党的军事统治，诸如内乱罪、外患罪、妨碍秩序罪、公共危险罪等一些刑法罪行得交由军事机关审批，亦禁止人民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等基本权利，管制出版、新闻、通讯与出入境交通工具。18在这样一种大的专制政治气候之下，台湾的学校必须配合营造与之相适应的党化教育心理气候，使学校成为学生接受党化前宣传的重要场所。这种前宣传从儿童时期的小学到青年时期的大学，在悄然不觉中，慢慢地有序进行，持续不断地进行，从不中断。许多课程和教材也许并无明显的党化意识形态目标，但在学校党化、组织化的环境中，在与其他有党化目标的课程和教材同时采用的过程中，同样在为党化教育的宣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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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28 这种党化教育是一种前宣传与宣传的巧妙结合，前宣传与宣传是并重的。前宣传全面贯穿于课程、教科书、教学法、课外活动、学生组织等学校日常生活之中。学校和全体教师的日常工作都脱离不了这些教学因素，无论他们个人的主观意愿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对学生前宣传的工作。宣传与前宣传有交叠的部分，有的直接进入学校的课程、教科书或课外活动，但也有的发生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思想训练、监督之中，后者往往由党政组织的人员直接负责，成为国民党在台湾社会中全面宰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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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30 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为了确保党化教育宣传能够对学生发生持续有效的影响，关键手段之一便是在“九年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中控制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教材的内容是用“排除法”来确保其纯洁性和正确性的，它不需要直接有意识形态的目的，可以包含语言、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种种知识，但必须排除一切对党的意识形态“有害”的内容。要确保教材内容的纯洁和正确，就必须有可靠的编写人员和审核他们工作的国家权力体制。对此，有专门研究者这样介绍：“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教育行政采取中央极权制，由教育部颁订中小学课程标准，各级学校的课程皆遵照部颁标准施行，教科书亦采用由国家机关统一编辑或审定通过的版本。在课程修订的程序上，教育部并未设立一常设组织负责各级学校课程之修订工作，而是临时成立各种委员会，聘任非专职的委员从事此项工作，例如国中课程之修订，是由教育部成立‘国民中学课程标准修订委员会’，其下并成立总纲小组和各科修订小组，参与课程修订的人则包含教育行政学者、教育学者、学科专家和学校教师代表等，不过中小学的课程修订人员一向以官方人士和专家学者为主，迟至八九十年代才逐渐有少数学校教师或其他民间人士参与课程的制定，而且能够参与课程修订的人通常是符合官方意识形态和决策需求的人，完全是由上而下的课程决策模式，与民主社会由下而上广集各方意见的课程发展方式背道而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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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32 党化宣传必须持之以恒，但不需要总是以党的意识形态为直接目标。这个特点可以在台湾小学的“生活与伦理”、中学的“公民与道德”课程中看得很清楚。从内容要求上看，这类道德或公民教育与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并没有明显区别，但这是一种在党化教育“内容排除法”限制之下的道德或公民教育，它排除的是“民主的公民教育”内容，与所有党化教育下的“德育”课程和教材一样，重要的不仅是它在学校里教什么，而且还有它在学校里不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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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34 例如，1968年4月蒋介石颁布手令，特别对国民教育小学生活与伦理、中学公民与道德课程进行指示：“小学‘生活与伦理’、中学‘公民与道德’教科书之编撰与教学方法之改进，其目的首先在教育学生成为人之所以为人，并生活与行动得像一个人，成为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次之，则在教育学生成为一个爱国家、爱同胞、合群服务、负责守纪，且足以表现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前者必须注重生活教育与人格教育，后者则必须注重民族精神教育与民族道德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与民族道德教育，除国文为基本科目之外，历史、地理亦为其关键肯綮之所在。”因此，在1968年实施九年国教之后，国小课程比以往更加强调民族精神教育。而1968年颁布的暂行课程标准经过数年使用实验之后，“教育部”于1971年9月开始筹划全面修订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并于1972年10月公布施行。1983年再度修订国中课程标准，配合“国民教育法”之实施，“过去德智体群四育增加美育，成为‘五育’，所以其课程目标在培养五育均衡发展之健全国民，教材之选择注重民族精神教育和生活教育，加强实施公民教育，在‘公民与道德’一科内，除增进学生公民知识外，更重视道德行为之实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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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36 单从这些“德育”教学的内容来看，是不容易察觉它与专制党化教育意识形态的联系的，因为正如埃吕所说，作为前宣传，这种德育教学是悄悄地进行的。由蒋介石一人或国民党一党倡导并规定什么是“生活与伦理”、“公民与道德”，与民主国家中公民社会自己形成这些方面的规范化准则，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体现的是一种威权的、社会工程式的德育。由于威权的权力在倡导道德，它的道德合理性变得不容置疑，无论它再怎么专制、腐败、残暴，它也会俨然变成一个道德的化身。这种道德形象是不实的、有欺骗性的，它是一个精心包装的神话，为的是达到对专制权力有利的目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巧妙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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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38 七、党化教育的“国文”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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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40 党化教育的“德育”对道德的规定是极其狭隘的，它是一种安分守己的好国民的教育，强调的是遵循现成的规范化秩序，也正是因为如此，它限制了公民通过在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中的参与和自治实践，不断优化、改革现有规范的可能。高度强调现成的规范和秩序的合理性，并以此限制个人质疑和批判能力的发展，这种德育教育在潜意识层次上将学生培养成顺从的国民，让他们处于某种特定的认知、情绪、心理状态之中，以便让他们在动员性的宣传中会立即有宣传者所期待的反应。在专制国家里，学校里那些“德育优秀”的学生，几乎都是政府和政策最热烈的拥护者。在政治运动到来时，他们几乎都会成为最积极、最狂热的参与者和打手，成为专制领袖最迷狂、最盲目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们的“道德”和“品质”并不会在人道灾难降临社会的时候使他们变得更有正义感，更有同情心，更愿意或更能够为无辜受难、受害的人们仗义执言。恰恰相反，他们是那些最可能善恶不分，也最善于落井下石、为虎作伥的帮凶和打手。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在学校所成功接受的教育，动员性宣传又如何能在他们身上产生比一般人更有效的鼓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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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42 在党化教育的前宣传中，有两门课是特别重要的，一门是语言（或称“语文”或“国语”），另一门则是历史。这两门课分别与埃吕所发现的前宣传之二要素有关，它们的作用分别是培养条件反射机能和营造意识形态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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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44 条件反射是一种反应方式，而神话则是激起这种反应的对象和激发条件反射的特定内容。党化教育的“语文”训练使人对某些字词、符号或象征、某些人名、地名、颜色等有敏感的反应，如领袖、革命、国旗、军服、纪念碑、纪念堂等。埃吕指出，培养个人和集体的条件反射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个训练阶段和不断重复。不能指望将同一程序重复仅仅数周便见到效果”，这是一个“缓慢但目标明确的准备过程，没有它，任何宣传皆不可能”。21在学校里，条件反射的训练融合在语文、历史、地理等教材里。修辞手法的教育自古就是语言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把一党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儿童语言学习的修辞教育中，是党化教育的特点。例如，纳粹德国最有名的插图少儿读物《毒蘑菇》就是用看上去美丽、其实有剧毒的蘑菇来比喻犹太人，煽动孩子们条件反射地仇恨犹太人情绪。如何辨别有毒的蘑菇，这很容易引起儿童的知识好奇，而蘑菇与犹太人的联想，利用的则同时又是语言新鲜的“喻说”功能，这样的“语文教育”确实能收到很好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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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46 但是，党化语言的“新鲜”却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它总是不断在被机械、刻板、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语言教学中的那种机械、刻板，不仅仅使得学生思想贫瘠、僵化，而且更在其中暗藏党化教育特有的“语素”。例如，把“太阳”与“英明政党”等联系起来的那种“语素”联想是党化教育所特有的，在其他语言环境中毫无用处。党化联想是在党化教育的特别语境中定型的。“定型”（to condition）与“条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中的“条件”是同一个意思。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里，初等语言教育都有许多字词与意义的条件反射联系，如十字架代表耶稣，树代表生命，花代表美丽，但党化教育所频繁运用的那种特别政治化的条件反射却只能发生在非常特殊的政体环境中。美国的政治教育也有条件反射的前教育或前宣传作用，象征物如国旗、国歌，人名如华盛顿、林肯，地名如麦克亨利堡（Fort McHenry）、葛底斯堡（Gettysburg）等都会在美国人头脑里引起条件反射。但是，这些都不是特别触发某个政党的正确的意念反射，美国民主党的象征是“驴”，共和党的象征是“象”，根本无法与“太阳”之类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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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48 党化教育必须制造“神话”，神话是一种能激发情绪和意念的形象，一种称心合意的的图景，制造神话最多，最有效的便是党化的历史课。历史课上那些灌输给学生的“历史”之所以是神话，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真实性和事实性，变得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对人有制服作用，使人完全被包围。由于这种形象代表了全部让人觉得美好、正义、真实的事物，所以能激发人的行动。不同的宣传制造不同的神话，“种族、无产阶级、元首……这类神话最后完全占据了人的心灵，使他愿意为之献出生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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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50 在党化教育中，最重要的神话便是党的一贯正确，党是真理、正义和美好未来的化身，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永久的未来。这形成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本身就是一个既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的神话。当这个党拥有魅力型领袖时（希特勒、斯大林等），这个领袖与党合为一体，领袖就是党的化身，而当党不再拥有这种魅力型领袖时，党便更需要用它经过美化、英雄化的历史及杰出人物来制造这一神话。台湾党化教育营造的党的意识形态神话包括“中华民族”、“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领袖蒋中正”、“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领导国民党”等等。这些神话之所以能够起到宣传所期待的激励作用，是因为人们对这些神话对象的语言思维已经接受了特殊的定型训练，在想到或说到它们的时候，根本用不着经过独立的思考、判断，马上就能有相应的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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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52 八、高度组织化的党化教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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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1154 从小学到大学，处处都有党领导的、贯彻党的权力意志的组织，这是保证党化教育的必要条件，对前宣传来说是如此，对宣传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说前宣传是全体教师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的话，那么，宣传则是主要由专门负责的党工人员掌握和安排的。学校里的学生组织虽然有的看起来是非政治性的，但都受到党、团组织的严密监督和掌控，自发、独立的学生组织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招惹政治嫌疑，带来危险。除了一些实际是党、团外围的学生组织，如学生会、学生社团、党、团的支部更是直接建立到学校里，以便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并对其他学生进行引导和监控。组织化的宣传由专门的政治工作人员负责，他们是党、团干部，通过他们来确保对宣传内容的正确理解（统一口径），并保证多有变化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精神能够自圆其说。作为宣传员，他们在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他们的政治身份与宣传工作任务也绝对一致，因此具有宣传所需要的政治背景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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