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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化教育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宣传教育，在台湾，对这种教育起到重要作用的是青年组织“救国团”，它的成立直接来自蒋介石于1952年3月提出的组织青年学习的号召，同年10月正式成立，隶属于“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担任主任。救国团成立时，蒋介石训词的第一条就是强调它的“教育”作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教育性的组织……本团的教育和训练方针，必须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密切配合，而每一个团员，必须在三民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及政府决策之下，加强革命信念，增进革命知识，学习工作方法，锻炼坚强体魄，使自己成为文武合一德术兼备的人才，以担负反共抗俄救国救民的责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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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说的“教育”其实就是宣传。救国团实际推行的工作包括：实施爱国教育、推行文教活动与建教合作计划、青年就业辅导、学生康乐活动、社团辅导及海外华侨联系工作；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负责高中以上学校的军训教育，1953年7月“行政院”颁布“台湾省高级中等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及“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责成救国团具体负责校园的军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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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团不断向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教导他们必须以领袖和国家至上，在其推行团务的会议中一再重申，“我们认为三民主义是我们立国的大计，是我们青年反共救国的指标；总统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是今日反共抗俄革命领导的中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必须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原则，以达成中兴复国的大业”。由于国民党政权认为在大陆的失败是因为青年的思想不稳以致受到国际共产主义的诱惑，因此救国团的第一要务便是实施爱国教育，统一救国思想，对青年实施军事训练，以完成所谓反攻大陆的中兴大业，入团青年更必须宣誓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献给领袖和国家。由救国团的成立宗旨和团章都不难看出国民党政权对台湾青年学生进行洗脑、控制和动员的意图，“为达此目的，救国团常发给学生必读的小册子，举办各种与党义相关的活动和比赛，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训练营，推行青年守则运动，不时高唱‘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口号，党化教育铺天盖地席卷整个校园内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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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立救国团，国民党还在大学设立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为了避免批评，往往并不公开），中小学则设置“安全维护秘书”及校内书刊审查小组，用以监控校园师生的思想言论，防止出现言行不轨。国民党还在学校课程中加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或军训等科目；在国语文科、社会学科等学科更是灌输忠党爱国、效忠领袖等观念，以培养未来的忠党精英和服从政府的顺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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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自由主义学者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批评党化教育的正当性，除反对将三民主义等党义教育列入学校教育内容，更反对国民党党团组织公然进入学校，以党组织来管制学生和校园。殷海光指出，党化教育“控制学校教育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人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他认为党化教育就是“把教育当作党的宣传工具，神化党的人物和党的历史，灌输青年从党的立场来看世界，憎恶党所憎恶的、喜好党所喜好的，随着党摇旗呐喊。在学校建立党化的政治组织，控制校内师生的生活，安置‘安全’人员驻校侦查并监视师生的言论和思想，凭藉政治力量把一党的党义等列为必修课目”。25《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认为：“党化教育压狭人心，制造偏见，除对一党以外，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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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族主义包装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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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专门课程是“民族精神教育”，这是一种以“民族精神”来包装的党义课程。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便已经确立中华民国教育须以三民主义为根本原则，其实施方针第一条为：“各级学校三民主义之教学，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务使智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而国民党政权迁台后，蒋介石认为在中国大陆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注意民族精神教育，由于学校教育对青年领导的失败，导致青年不信奉三民主义，被共产党所诱惑。因此，他在1951年的“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指示四维八德之生活化、行动化”和“改造教育与变化气质”等讲词中，都特别强调要恢复民族精神教育，也就是落实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民族精神教育就是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教育政策，三民主义教育也就是国民党维持其政权正统性的中心思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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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思想教育课，统领国语、史地等知识性课程，有论者将其内容归纳为四类：“一、反共爱国教育；二、思想教育；三、道德生活教育；四、国语教育”。反共爱国教育是以领袖崇拜、史地教育和仇视共匪为主；思想教育主要是三民主义教育；道德生活教育重视“四维八德”的教学和实践；而国语教育则基于“团结民族精神，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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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教育的主管不是学校，而是“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台湾省“教育厅”训育小组以及相关的协办单位，涵盖“内政部”、“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新闻局”和救国团等。由政治权力直接控制学校，这是党化教育的条件，也是其必然特征。党化教育的常规组织主要发挥校长、训导干部，以及党组织的作用。这在台湾曾引起许多批评。《自由中国》发表的“读者投书”，就批评校长的不伦不类，“校长本来是办教育的，但在党化教育体制下，却往往成为在学生中推动党化教育的官僚机器”。也有中学教师致书，揭露党化教育下“校长职员官僚化”、“校工老爷化”、“学生太保化”、“教师奴隶化”的窘境。许多政治人物被任命为校长，“像有一位过去做过专员兼县长，又一个曾任保安副司令，还有一位干过党书记，可说都是‘功在党国’的‘忠贞’之士”。作者质问：由这类人物主持学校的校务，还会办得好什么教育吗？你还指望他们注重什么“尊师重道”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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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对党化组织的批评中，抨击的重点是特殊组织“青年反共救国团”。何卓恩在研究中发现，“几乎每一篇谈到教育的文章，都会提到救国团。来自学生和家长的指责，最集中的是说它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使中学生丧失朝气，使大学生丧失自信”。在中学，救国团推动名目繁多的活动，如“分队会议、小组会议、干部会议、爱国课程、练习大合唱、去三军球场维持秩序、中山堂开战斗晚会、展开各种募捐、去劳军、去游行等，令中学生疲惫不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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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化教育把一党的意志与意识形态强加给社会，强加给学校，既然是强加，就不需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家长、教育和社会人士的批评，即使不被完全压制，也不可能使党化教育有根本的改变。学校教育制度是受政体所控制和支配的，在现代极权中，当局掌控着教育经费和人员资源的分配，校长职员官僚化、教师被赎买或者甚至学官化是必然的结果，民间批评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民间批评所持的是“自由之理”，而党化教育所持的是“党国之势”，当这二者间的冲突激烈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招致对“自由之理”更强烈的压制。何卓恩总结台湾党化教育时说道：“自由公共教育与党化教育之争，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自由派与执政党的党派势力之争，因为《自由中国》并非一支政治力量，也不完全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理念之争，因为在‘行宪’的条件下国民党当时并未敢公然提出一套党化教育的理论，而是更多体现为自由主义之理与国民党之势的冲突。以理冲势，最需士大夫之勇，这也正是《自由中国》公共文教论述的价值所在。”31如果对党化教育批评的全部作用只能归结为表现“士大夫之勇”，那又是一种多么无效、无奈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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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抵抗和反对可能发生的党化教育，靠的不是“士大夫之勇”，而是政体制度对政党权力的限制。而且，自由民主的教育反对宣传，并且相信，人们识别和抵御宣传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启蒙和教育来普遍提高的，而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一战”以后，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以杜威和宣传分析学会为首的人文主义者，从民主和个人思想自由的立场出发，对美国“一战”后的宣传提出了批评，并且主张从教育入手增强公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使反宣传教育成为在学校里进行的一项社会启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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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国家里，只要有健全的公民社会和法治制度，宣传就不可能发展成为极权思想控制社会的技术条件，也不可能贯彻到学校教育之中。民主国家的政府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在运用国家权力的时候必须受到公民的监督，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制衡，政府很难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统治，更不可能把某一党的人员派往学校进行控制。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非常专制甚至极权的国家，在那里，为了实现思想控制的目的，“宣传必须是全面的。宣传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技术手段：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招贴画、会议、一户户走访。现代宣传必须利用所有这些传媒手段”。32而要做到这个，政府则必须垄断和控制所有的公共媒体（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网络），也必须控制所有的社会体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教育体制，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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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民主国家中任何一个政党的宣传，都会遭遇到其他政党或政治力量的反宣传，也不能不接受公民们，包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审视和质疑。而且媒体是多元、独立的，所以不管如何宣传，都不可能产生完全消灭异见的“正确思想”效果，更不用说强迫人们在不相信它的情况下，也被迫有所“正确行为”了。民主国家的教育是独立的，它并不需要对政府唯命是从、俯首帖耳，它所从事的是民智开启和理性教化的事业，因此能够帮助受教育者对宣传保持较强的独立思考和认知识别。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只要人民自己珍惜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只要他们确实能够行使自由选举政府的权利，他们就不会选择一个给自己戴上思想枷锁的政府，也不会允许一个效力于训练顺民的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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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十一章 20世纪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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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严格的思想控制与专制的行政统治同时进行，相辅相成。行政统治一刻也离不开思想控制，宣传因此成为极权统治的基础和核心。在纳粹垮台后不过十多年，而极权统治依然坚如磐石的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出版了经典著作《宣传：人的态度形成》（引述此书处皆在括号中直接标明页码），他提出了一种关于宣传的社会学理论：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技术”条件的现代社会中，才有可能出现宣传，宣传也才有可能取得它所期待的效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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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从现代社会的“政治中立”的技术条件，而不仅仅是极权的统治形态去重新思考宣传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从“政治中立”出发的社会学思考最终却还是回到了极权的特定统治形态上来。这个思想轨迹让我们看到，“中立”的社会学观察和研究宣传，其批判锋芒也许不如从“政治学”或“政治批判”来得尖锐，但也绝不等于就此丧失了对政体统治形态的分析判断和批判能力。埃吕的宣传研究从宣传的普遍现代现象入手，而终于还是得出了这样的政治取舍结论：“宣传在原则上与民主理念不符合”（233），“宣传从本质上说是极权的”。（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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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的宣传理论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因为他所揭示的那种高效极权宣传虽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正常”运作的充分条件，但依然在某些国家里拥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因而能够通过一些变化、伪装和调整手段，做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不再高效，但却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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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极权宣传的必要条件是专制，而它的充分条件则是这种政权对每一个人的绝对、彻底的“全方位”组织化安置。思想的控制最终必须在组织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实现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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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宣传必须是一种全方位宣传（total propaganda），它必须把所有的公共媒介控制在国家权力手中。只有在国家政治权力力图全方位地控制民间社会的极权（totalitarianism）国家里，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性。不管是否能够充分办到，极权国家权力都想要彻底、全面地掌控社会，而这正是极权宣传在不断致力于帮助进行、力求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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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宣传的目标并不只是灌输某种“正确思想”，而是通过把人放置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中，迫使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把“正确思想”落实为极权统治规定的“正确行为”。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尤其是经济自由化使国家对社会生存资源的控制不得不有所松动（衣食住行、上学、求职、迁居，甚至出国），极权国家机器已经不再能够维持以前的那种全方位的组织控制（票证供应、不安排无工作、相互监督、家庭株连）。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极权宣传已经不可能再是像埃吕五十年前观察到的那样高效了。极权统治本身也已经变化为后极权和新极权的形式，而这些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便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技术。因此，埃吕的宣传理论对“技术”条件的重视和分析对我们认识现阶段的极权统治，仍有很大的启发和比较意义。今天我们重温他的宣传理论，只要不刻舟求剑，不难收到既前事不忘，又温故知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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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方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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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条件来说，埃吕所关心的那种高效能现代宣传只能够产生并存在于极权国家。极权统治，顾名思义是一种全面的、全方位的统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宣传必须是全面的。宣传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技术手段：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招贴画、会议、一户户走访。现代宣传必须利用所有这些传媒手段”。（9）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宣传是不能充分奏效的，不同的宣传手段各有其所专长，要综合运用，这样宣传才能成功地“从所有可能的路线对人完成合围”。（11）埃吕指出，宣传不仅要占领一个人的全部思想，而且要把占领区扩大到整个社会的“所有的人”。宣传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群众中的每一个个人，只有把个人融化到群众中，“才能削弱他的心理抵抗力，才能有效挑动他的反应，而宣传者也才能利用个人在群体中所受到的压力，影响他的情绪（和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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