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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党化教育的“国文”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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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化教育的“德育”对道德的规定是极其狭隘的，它是一种安分守己的好国民的教育，强调的是遵循现成的规范化秩序，也正是因为如此，它限制了公民通过在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中的参与和自治实践，不断优化、改革现有规范的可能。高度强调现成的规范和秩序的合理性，并以此限制个人质疑和批判能力的发展，这种德育教育在潜意识层次上将学生培养成顺从的国民，让他们处于某种特定的认知、情绪、心理状态之中，以便让他们在动员性的宣传中会立即有宣传者所期待的反应。在专制国家里，学校里那些“德育优秀”的学生，几乎都是政府和政策最热烈的拥护者。在政治运动到来时，他们几乎都会成为最积极、最狂热的参与者和打手，成为专制领袖最迷狂、最盲目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们的“道德”和“品质”并不会在人道灾难降临社会的时候使他们变得更有正义感，更有同情心，更愿意或更能够为无辜受难、受害的人们仗义执言。恰恰相反，他们是那些最可能善恶不分，也最善于落井下石、为虎作伥的帮凶和打手。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在学校所成功接受的教育，动员性宣传又如何能在他们身上产生比一般人更有效的鼓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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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化教育的前宣传中，有两门课是特别重要的，一门是语言（或称“语文”或“国语”），另一门则是历史。这两门课分别与埃吕所发现的前宣传之二要素有关，它们的作用分别是培养条件反射机能和营造意识形态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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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反射是一种反应方式，而神话则是激起这种反应的对象和激发条件反射的特定内容。党化教育的“语文”训练使人对某些字词、符号或象征、某些人名、地名、颜色等有敏感的反应，如领袖、革命、国旗、军服、纪念碑、纪念堂等。埃吕指出，培养个人和集体的条件反射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个训练阶段和不断重复。不能指望将同一程序重复仅仅数周便见到效果”，这是一个“缓慢但目标明确的准备过程，没有它，任何宣传皆不可能”。21在学校里，条件反射的训练融合在语文、历史、地理等教材里。修辞手法的教育自古就是语言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把一党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儿童语言学习的修辞教育中，是党化教育的特点。例如，纳粹德国最有名的插图少儿读物《毒蘑菇》就是用看上去美丽、其实有剧毒的蘑菇来比喻犹太人，煽动孩子们条件反射地仇恨犹太人情绪。如何辨别有毒的蘑菇，这很容易引起儿童的知识好奇，而蘑菇与犹太人的联想，利用的则同时又是语言新鲜的“喻说”功能，这样的“语文教育”确实能收到很好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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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党化语言的“新鲜”却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它总是不断在被机械、刻板、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语言教学中的那种机械、刻板，不仅仅使得学生思想贫瘠、僵化，而且更在其中暗藏党化教育特有的“语素”。例如，把“太阳”与“英明政党”等联系起来的那种“语素”联想是党化教育所特有的，在其他语言环境中毫无用处。党化联想是在党化教育的特别语境中定型的。“定型”（to condition）与“条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中的“条件”是同一个意思。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里，初等语言教育都有许多字词与意义的条件反射联系，如十字架代表耶稣，树代表生命，花代表美丽，但党化教育所频繁运用的那种特别政治化的条件反射却只能发生在非常特殊的政体环境中。美国的政治教育也有条件反射的前教育或前宣传作用，象征物如国旗、国歌，人名如华盛顿、林肯，地名如麦克亨利堡（Fort McHenry）、葛底斯堡（Gettysburg）等都会在美国人头脑里引起条件反射。但是，这些都不是特别触发某个政党的正确的意念反射，美国民主党的象征是“驴”，共和党的象征是“象”，根本无法与“太阳”之类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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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化教育必须制造“神话”，神话是一种能激发情绪和意念的形象，一种称心合意的的图景，制造神话最多，最有效的便是党化的历史课。历史课上那些灌输给学生的“历史”之所以是神话，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真实性和事实性，变得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对人有制服作用，使人完全被包围。由于这种形象代表了全部让人觉得美好、正义、真实的事物，所以能激发人的行动。不同的宣传制造不同的神话，“种族、无产阶级、元首……这类神话最后完全占据了人的心灵，使他愿意为之献出生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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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化教育中，最重要的神话便是党的一贯正确，党是真理、正义和美好未来的化身，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永久的未来。这形成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本身就是一个既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的神话。当这个党拥有魅力型领袖时（希特勒、斯大林等），这个领袖与党合为一体，领袖就是党的化身，而当党不再拥有这种魅力型领袖时，党便更需要用它经过美化、英雄化的历史及杰出人物来制造这一神话。台湾党化教育营造的党的意识形态神话包括“中华民族”、“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领袖蒋中正”、“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领导国民党”等等。这些神话之所以能够起到宣传所期待的激励作用，是因为人们对这些神话对象的语言思维已经接受了特殊的定型训练，在想到或说到它们的时候，根本用不着经过独立的思考、判断，马上就能有相应的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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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度组织化的党化教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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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大学，处处都有党领导的、贯彻党的权力意志的组织，这是保证党化教育的必要条件，对前宣传来说是如此，对宣传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说前宣传是全体教师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的话，那么，宣传则是主要由专门负责的党工人员掌握和安排的。学校里的学生组织虽然有的看起来是非政治性的，但都受到党、团组织的严密监督和掌控，自发、独立的学生组织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招惹政治嫌疑，带来危险。除了一些实际是党、团外围的学生组织，如学生会、学生社团、党、团的支部更是直接建立到学校里，以便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并对其他学生进行引导和监控。组织化的宣传由专门的政治工作人员负责，他们是党、团干部，通过他们来确保对宣传内容的正确理解（统一口径），并保证多有变化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精神能够自圆其说。作为宣传员，他们在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他们的政治身份与宣传工作任务也绝对一致，因此具有宣传所需要的政治背景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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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化教育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宣传教育，在台湾，对这种教育起到重要作用的是青年组织“救国团”，它的成立直接来自蒋介石于1952年3月提出的组织青年学习的号召，同年10月正式成立，隶属于“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担任主任。救国团成立时，蒋介石训词的第一条就是强调它的“教育”作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教育性的组织……本团的教育和训练方针，必须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密切配合，而每一个团员，必须在三民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及政府决策之下，加强革命信念，增进革命知识，学习工作方法，锻炼坚强体魄，使自己成为文武合一德术兼备的人才，以担负反共抗俄救国救民的责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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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说的“教育”其实就是宣传。救国团实际推行的工作包括：实施爱国教育、推行文教活动与建教合作计划、青年就业辅导、学生康乐活动、社团辅导及海外华侨联系工作；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负责高中以上学校的军训教育，1953年7月“行政院”颁布“台湾省高级中等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及“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责成救国团具体负责校园的军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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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团不断向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教导他们必须以领袖和国家至上，在其推行团务的会议中一再重申，“我们认为三民主义是我们立国的大计，是我们青年反共救国的指标；总统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是今日反共抗俄革命领导的中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必须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原则，以达成中兴复国的大业”。由于国民党政权认为在大陆的失败是因为青年的思想不稳以致受到国际共产主义的诱惑，因此救国团的第一要务便是实施爱国教育，统一救国思想，对青年实施军事训练，以完成所谓反攻大陆的中兴大业，入团青年更必须宣誓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献给领袖和国家。由救国团的成立宗旨和团章都不难看出国民党政权对台湾青年学生进行洗脑、控制和动员的意图，“为达此目的，救国团常发给学生必读的小册子，举办各种与党义相关的活动和比赛，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训练营，推行青年守则运动，不时高唱‘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口号，党化教育铺天盖地席卷整个校园内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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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立救国团，国民党还在大学设立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为了避免批评，往往并不公开），中小学则设置“安全维护秘书”及校内书刊审查小组，用以监控校园师生的思想言论，防止出现言行不轨。国民党还在学校课程中加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或军训等科目；在国语文科、社会学科等学科更是灌输忠党爱国、效忠领袖等观念，以培养未来的忠党精英和服从政府的顺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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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自由主义学者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批评党化教育的正当性，除反对将三民主义等党义教育列入学校教育内容，更反对国民党党团组织公然进入学校，以党组织来管制学生和校园。殷海光指出，党化教育“控制学校教育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人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他认为党化教育就是“把教育当作党的宣传工具，神化党的人物和党的历史，灌输青年从党的立场来看世界，憎恶党所憎恶的、喜好党所喜好的，随着党摇旗呐喊。在学校建立党化的政治组织，控制校内师生的生活，安置‘安全’人员驻校侦查并监视师生的言论和思想，凭藉政治力量把一党的党义等列为必修课目”。25《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认为：“党化教育压狭人心，制造偏见，除对一党以外，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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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族主义包装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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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专门课程是“民族精神教育”，这是一种以“民族精神”来包装的党义课程。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便已经确立中华民国教育须以三民主义为根本原则，其实施方针第一条为：“各级学校三民主义之教学，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务使智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而国民党政权迁台后，蒋介石认为在中国大陆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注意民族精神教育，由于学校教育对青年领导的失败，导致青年不信奉三民主义，被共产党所诱惑。因此，他在1951年的“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指示四维八德之生活化、行动化”和“改造教育与变化气质”等讲词中，都特别强调要恢复民族精神教育，也就是落实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民族精神教育就是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教育政策，三民主义教育也就是国民党维持其政权正统性的中心思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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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思想教育课，统领国语、史地等知识性课程，有论者将其内容归纳为四类：“一、反共爱国教育；二、思想教育；三、道德生活教育；四、国语教育”。反共爱国教育是以领袖崇拜、史地教育和仇视共匪为主；思想教育主要是三民主义教育；道德生活教育重视“四维八德”的教学和实践；而国语教育则基于“团结民族精神，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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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教育的主管不是学校，而是“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台湾省“教育厅”训育小组以及相关的协办单位，涵盖“内政部”、“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新闻局”和救国团等。由政治权力直接控制学校，这是党化教育的条件，也是其必然特征。党化教育的常规组织主要发挥校长、训导干部，以及党组织的作用。这在台湾曾引起许多批评。《自由中国》发表的“读者投书”，就批评校长的不伦不类，“校长本来是办教育的，但在党化教育体制下，却往往成为在学生中推动党化教育的官僚机器”。也有中学教师致书，揭露党化教育下“校长职员官僚化”、“校工老爷化”、“学生太保化”、“教师奴隶化”的窘境。许多政治人物被任命为校长，“像有一位过去做过专员兼县长，又一个曾任保安副司令，还有一位干过党书记，可说都是‘功在党国’的‘忠贞’之士”。作者质问：由这类人物主持学校的校务，还会办得好什么教育吗？你还指望他们注重什么“尊师重道”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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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对党化组织的批评中，抨击的重点是特殊组织“青年反共救国团”。何卓恩在研究中发现，“几乎每一篇谈到教育的文章，都会提到救国团。来自学生和家长的指责，最集中的是说它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使中学生丧失朝气，使大学生丧失自信”。在中学，救国团推动名目繁多的活动，如“分队会议、小组会议、干部会议、爱国课程、练习大合唱、去三军球场维持秩序、中山堂开战斗晚会、展开各种募捐、去劳军、去游行等，令中学生疲惫不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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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化教育把一党的意志与意识形态强加给社会，强加给学校，既然是强加，就不需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家长、教育和社会人士的批评，即使不被完全压制，也不可能使党化教育有根本的改变。学校教育制度是受政体所控制和支配的，在现代极权中，当局掌控着教育经费和人员资源的分配，校长职员官僚化、教师被赎买或者甚至学官化是必然的结果，民间批评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民间批评所持的是“自由之理”，而党化教育所持的是“党国之势”，当这二者间的冲突激烈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招致对“自由之理”更强烈的压制。何卓恩总结台湾党化教育时说道：“自由公共教育与党化教育之争，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自由派与执政党的党派势力之争，因为《自由中国》并非一支政治力量，也不完全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理念之争，因为在‘行宪’的条件下国民党当时并未敢公然提出一套党化教育的理论，而是更多体现为自由主义之理与国民党之势的冲突。以理冲势，最需士大夫之勇，这也正是《自由中国》公共文教论述的价值所在。”31如果对党化教育批评的全部作用只能归结为表现“士大夫之勇”，那又是一种多么无效、无奈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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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抵抗和反对可能发生的党化教育，靠的不是“士大夫之勇”，而是政体制度对政党权力的限制。而且，自由民主的教育反对宣传，并且相信，人们识别和抵御宣传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启蒙和教育来普遍提高的，而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一战”以后，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以杜威和宣传分析学会为首的人文主义者，从民主和个人思想自由的立场出发，对美国“一战”后的宣传提出了批评，并且主张从教育入手增强公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使反宣传教育成为在学校里进行的一项社会启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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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国家里，只要有健全的公民社会和法治制度，宣传就不可能发展成为极权思想控制社会的技术条件，也不可能贯彻到学校教育之中。民主国家的政府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在运用国家权力的时候必须受到公民的监督，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制衡，政府很难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统治，更不可能把某一党的人员派往学校进行控制。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非常专制甚至极权的国家，在那里，为了实现思想控制的目的，“宣传必须是全面的。宣传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技术手段：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招贴画、会议、一户户走访。现代宣传必须利用所有这些传媒手段”。32而要做到这个，政府则必须垄断和控制所有的公共媒体（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网络），也必须控制所有的社会体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教育体制，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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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民主国家中任何一个政党的宣传，都会遭遇到其他政党或政治力量的反宣传，也不能不接受公民们，包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审视和质疑。而且媒体是多元、独立的，所以不管如何宣传，都不可能产生完全消灭异见的“正确思想”效果，更不用说强迫人们在不相信它的情况下，也被迫有所“正确行为”了。民主国家的教育是独立的，它并不需要对政府唯命是从、俯首帖耳，它所从事的是民智开启和理性教化的事业，因此能够帮助受教育者对宣传保持较强的独立思考和认知识别。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只要人民自己珍惜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只要他们确实能够行使自由选举政府的权利，他们就不会选择一个给自己戴上思想枷锁的政府，也不会允许一个效力于训练顺民的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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