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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以为，一般大众的知识程度不如知识分子，所以比较容易受宣传影响。其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埃吕指出，现代社会中最容易受宣传影响的其实是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第二，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第三，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们更是会自以为是，生吞活剥，食而不化，对宣传的说法添油加醋，标新立异，推波助澜。比起社会中其他阶层或行业的人们来说，知识分子因为更需要与信息打交道，比一般人更积极地阅读报刊书籍，关注时事报道，等等，所以更有机会受到宣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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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例如，某“新左派”知识分子大佬断言，“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国，概莫能外”，仿佛因此民主与专制再也没有区别。法国历史学家贝桑松（Alain Besanon）指出：“一个人只要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思想和自我意识就会被这种语言绑架。他也许只是漠不经心地使用了官方语言，但是只要一进入这个语言，他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身不由己地为虎作伥。”7许多知识分子是以自己“专业”和“学术”来加入这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他们以教授、学者的身份来对各种“新说法”进行合理解释和辩护，甚至做出长篇大论，开出专门的课程来。新说法满足了他们寻找安全研究课题的需要，就像宣传解决了他们可能百思不解的苦恼一样。尤其是当这些知识分子有机会分享体制内的利益和特权时，他们接受这样的宣传其实不是上当受骗，而是因为先已有了寻找合理性的心理和利益需求，他们是呼吸肮脏空气而不知道空气有多么肮脏的那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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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传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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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对传媒持批判态度与他怀疑和不信任知识分子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加深了他对“前宣传”的忧虑，也使得他不太相信教育能帮助人们抵御宣传。埃吕对宣传和民主关系的论述因此陷入一种近于悲观与矛盾的无力感之中。他虽然支持民主、主张做能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个人，但他对宣传的态度却与自由主义者反对宣传、坚持以个人独立思想和判断来抵御宣传有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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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宣传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可以通过启蒙和教育来普遍提高人们识别和抵御宣传的能力。“一战”以后，以杜威和宣传分析学会为首的人文主义者们从民主和个人思想自由的立场出发，对美国“一战”后的宣传提出了批评，并且主张从教育入手增强公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宣传分析学会深入各类学校进行反宣传教育，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了这类课程。身为教育家的杜威积极推动这一社会启蒙工作，他认为，在“一战”结束后的和平年代，政府仍然在利用新闻操纵民意，控制人们的思想，他将此称作“新家长制作风”。现代大众社会中，个人处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因此很容易被国家、商业机构利用大众媒介来控制。媒体使公众之间形成一种表面上的一致意见，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共识。杜威认为，民主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前提是一个社群能够自由地交流，并且按照自己的直接经验，形成共享的意见。在宣传的影响下，人们的意见并不是来自理性判断和直接经验，而是通过外在的影响建立起来的。只有通过教育，让公民具备理性的判断能力，识别宣传与事实的不同，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思想自由和智力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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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杜威和埃吕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人们首先看到的便是他们的分歧。杜威认为，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应该、也有能力对大众进行启蒙。埃吕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不能指望通过知识分子启蒙和教育群众来阻止宣传的影响，因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往往不但不启蒙，而且反倒是常常在帮助宣传。就党化教育来看，埃吕是对的；但就民主教育来看，则杜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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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埃吕与杜威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化解的分歧。埃吕的看法不妨看作是对杜威的一种补充或特别说明。杜威所着眼的是民主社会，而埃吕所关注的则是还不民主、却不是没有可能变为民主的社会。这两种不同的性质的社会是有区别的。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形成、现实处境和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区别的，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分子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群体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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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所说的教育和启蒙是以民主社会为条件的，而埃吕所说的那种为宣传服务的教育则总是发生在专制政治的国家。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教育基本上都是一种社会制度自我再生的机制。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中的教育，在意识形态内涵、价值取向、运作机制、服务对象上都是不同的。埃吕所说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协助宣传，这本身就是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教育在内涵、价值观、运作机制、服务对象等方面有所差别的体现。在极权国家里，确实有人提出教育要发挥启蒙的作用，通过诸如加入“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帮助形成普通民众的民主公民意识。但是，这种努力一直是受到限制的，能否有效实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如果因此而对教育启蒙抱悲观无为的态度，甚至完全放弃这种努力，那却又恰恰正中了极权统治的下怀。事实上，即使在最严酷的极权社会里，也还是有知识分子在有意识地努力发挥对民众的教育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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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中的教育能比专制国家中的教育更积极、有效地起到帮助公众提防、辨别宣传的作用，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民主国家中存在的宣传与专制国家中的宣传互不相同，这一点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宣传可以禁止别的意见同样进行宣传和反宣传，任何一种宣传，政党文宣也好，社会主张也罢，都不能专断、独享一言堂的话语特权。这成为民主国家中宣传的基本特点，但也凸显了民主与宣传关系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没有宣传，民主就难以生存；但是另一方面，民主运用了宣传，就会变得像专制一样“极权、威权、排斥异己”。即便是那些为民主所作的宣传，它也会从民主中抽掉“民主生活的风貌”，使得民主公民丧失“对他人的理解、对少数人的尊重、对自己想法的审视、对自己教条主义的留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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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机制与民主原则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民主原则的核心是自由、理性的个人，“他能够根据理性来思考和生活，能够按科学的模式来控制激情，遵守生活秩序，能够自由地辨别善与恶”。（233）而这些正是宣传所不愿看到的，宣传希望的就是民众无条件地完全接受它所提供的现成观点。为了达到目的，宣传甚至必须利用各种不当影响和制造神话的手段，在个人身上唤起非理性情绪和随众行为。宣传机制与民主原则之间的矛盾，使得对民主的宣传必须随时自我警惕两个可能与民主理念不符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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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陷阱是国家主义和冷战思维。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民主，宣传对于民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中说的，因为民主与专制极权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中，“宣传在对外时是一个战争武器”。（238）在对外关系中，一个民主政体的实际多元性被假设的单一民主“民意”所代替，这个民主“民意”的对立面是纳粹、专制极权等等。然而，这样一种对立观往往会把民主社会中的人们引向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大一统群体观，“民主政权想把自己说成是整个民意的代表，而民主国家（nation）则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整一的全体。这些说法与民主的真实、确切情况并不符合”。（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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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宣传的陷阱是把民主用作一个永久真理性的抽象理念，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变化、进步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民主代表的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真理力量”，这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现实。这样的神话与极权统治所营造的神话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两个神话都“把真理看成一种凭它自己就能胜利的力量”（234），这是一种很简单又很危险的逻辑，既然真理必然获胜，那么获胜的权力也就当然有理由自称代表真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合理性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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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我警惕的民主宣传清醒地知道，并不是因为民主在运用宣传，宣传就具有了民主的性质。民主国家中为竞选、推行公共政策等目的所进行的宣传首先必须允许他人宣传不同的看法，“必须兼顾同一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其次，它必须成为“理性的，而不是情绪的工具”，因此，它必须是真实的，它只能说真话，以事实为依据。（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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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了这样的认识，埃吕认为“民主宣传在运用宣传时仍会觉得内心不安……民主的良心会让宣传者觉得有所顾忌，有所负担；他隐隐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不正当的事情。因此，当一个民主主义者全力投入宣传时，他必须真心相信他所宣传的，也就是说，在他宣传时，他有真诚的坚定信念”。说真话，并且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样的宣传与极权国家中的谎言、虚伪宣传之间有了本质的区别。民主宣传的“内心不安”使得它不可能被极权统治所接受，因为在极权统治看来，民主宣传注定只能是一种“无效宣传”（ineffectual propaganda）：“正因为宣传者保留了对个人的尊重，他不可能要求自己去实现所有宣传都有的最终目的，那就是让受宣传者在无思考的状态下行动。由于他尊重说话的分寸（nuances），他只能忽略宣传的主要法则，那就是干脆利索、任意武断地瞎说。他虽有自己的立场，但却无法将之变为神话，而没有神话则无优质宣传。由于他在宣传时良心不安，他无法专心宣传，就算他自己相信，也是于事无补”。（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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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权统治努力维持的“有效”宣传（绝对真理、一言堂、不容揭穿的假话、永无公开挑战的谎言）来看，“有效”宣传确实只能存在于极权国家，无法存在于民主国家。埃吕因此写道：“民主的原则使得民主宣传处于瘫痪。因此，可以说不存在‘民主’宣传。民主主义者的宣传都是无效的、无力的、平庸的。”（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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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吕也因此同意德里格尔（Jacques Driencourt）的论断：宣传从本质上说是极权的，“不仅因为宣传是极权的帮凶，一旦踏上宣传这条道路，就再也停不下脚步，而且因为宣传必须运用所有的工具，想尽一切办法来使宣传有效”。这条道路对于民主来说是极危险的，“为了有效宣传，民主会不得不抛弃它的小心和克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宣传中去”。（242）这条道路只有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走向极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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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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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治权力施展影响的方式，宣传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有研究者把宣传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以前，那个时候的战争理由发生了变化，神话成为比王权更有效的动员力量，为国王而战变成了为“神”而战，就像今天的战争理由都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统治者，而是为了“主义”、“祖国”、“理想”、“民族”等。古埃及的金字塔也成为一种王权和国威的宣传，“法老们是最早发现巨型公共建筑威力的，这样的建筑展现了特权和王朝的合法性”。9一直到今天，高大雄伟的纪念碑、纪念堂仍然是宣传统治合法性的有效公共展示。公元前515年古代波斯的贝希斯顿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成为古代宣传的经典之作，这个铭文在今天伊朗克尔曼沙阿以东32千米处的贝希斯顿村附近的一处山崖上，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在位时（公元前522-前486）所刻。铭文约1200行，以楔形文字刻写，包括古波斯文、埃兰文和巴比伦文，记述了冈比西斯二世死后到大流士一世重新统一帝国期间的史事，其中包括高墨达政变、大流士镇压起义、大流士出征等。铭文左上部有浮雕，表现头戴王冠、一只脚踩在高墨达身上的大流士形象，其身后有两名侍卫，面前是九名被俘国王；上方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形象。一直到今天，记功刻石或是记功刻碑仍然是向后世宣传的一个手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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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可以称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宣传，例如，1857年英国在印度镇压起义的印度士兵，英国人称此为“印军哗变”（Sepoy Mutiny）。英国报纸还报道，在印度的英国妇女和少女被印度人强奸，因此，英国在印度用暴力对付“野蛮的”印度人，乃是一种帮助印度“文明化”的合理行为。在19世纪，随着群众社会的出现，也产生了许多对群众心理、行为和影响方式的研究，其中以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和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著作最为著名。11他们可以说是最早关注群众宣传技艺和手段的研究者，对后来精神分析家（如弗洛伊德）和专制政客（如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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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极权宣传与人类历史上以往的宣传都不相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宣传，它的特征，正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是以高度政治组织化、全方位宰制社会的党国制度为条件的，也是以实现这种性质的统治为目标的。极权的党国政体，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是一种全新的，不能用历史上以前有过的任何专制来对它充分理解。正如政治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极权是一种新的政体，不仅与自由民主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与以往历史上所有的暴政都不相同的暴政”。12如果因为其他的宣传也叫宣传，就把极权宣传看作是与它们相似甚至相同的行为，那就会完全看不到极权统治及其宣传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特别严重的危害。对德国极权素有研究的学者彼特沃克（R. L. Bytwerk）指出：“极权宣传的一大邪恶是它决不让其他观点发出声音。因此……在一个高度威权的政体中，政权为了宣传而垄断一切的机会，而且对一切反宣传赶尽杀绝。”极权宣传之所以成为一种对人类心灵的严重毒害，是因为它要扑杀社会中所有自由的声音，并广布思想奴役的罗网。13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绝对不会被允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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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埃吕从中性的“技术”来研究宣传，但他所使用的词语“宣传”并没有因为太笼统而失去对极权宣传特征的揭示能力。对此，毕特沃克写道：“埃吕认为苏联的、中国的和美国的宣传在方法和种类上是‘完全不同’的，但也认为，不管是谁在进行现代宣传，无论他们运用何种技术，宣传造成的效果是相似的，而对于民主来说，宣传摧毁的正是民主所要创造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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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是民主的天敌，在民主国家和不民主国家都是一样。因此，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也特别需要分清什么是宣传，什么不是宣传，“埃吕特别说明有许多不能算是宣传的事情，从简单的交谈到基督教布道，从选举到来自强势家庭的影响。而且，苏联与美国的宣传也并不是应该受到同等指责”。1520世纪那种登峰造极的极权宣传在21世纪还会继续存在，也会变化发展出许多新的形式来。与此同时，在与极权抗衡中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的20世纪民主，在21世纪也会变得更为普遍，更加多样，更加适应于不同国家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特点。对21世纪所有民主国家的民主，宣传依然是一种威胁，对那些依然还在争取民主的国家，宣传也依然还是实现民主的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埃吕的宣传研究虽然是20世纪的产物，但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一种适时的政治批判和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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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此处另有一节讨论，本版未收录此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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