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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不仅加紧控制书籍和教科书，还直接控制学校里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体育被提升为学校里的一门主课，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体育”。体育在党化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能帮助学生强身健体，也能使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集体的体育训练强调的是一致性、整体性、严格的纪律、程序化动作和无条件服从。1936年到1938年德国学校每周的体育课时从二至三节增加到五节。体育作为一门课程，它的范围扩大了，学业重要性也提高了，体育课内容包括越野赛跑、足球和拳击（拳击是中学高年级的必修课）。体育成为中学入学和毕业时都必须通过的考试科目。体育成绩屡次不及格的学生会被开除或失去升学的机会。体育教员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副课教员变成主课教员，学生的成绩报告单上由他们写上品格发展的鉴定。而且，上面有精神，要求各学校由体育教师担任副校长之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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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党化教育中地位很重要的科目还有德语、历史和生物。语文教育是所有党化教育中最能起到前宣传作用的，它通过语言对思维方式、说理逻辑和方式、说话和表达习惯的影响，对儿童进行深层意识的潜移默化。22纳粹从它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出发，一方面把日耳曼语文（神话、传说叙事、日耳曼化的词汇）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则直接用官方语言来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学生用党报的语言来写作文或公开发言，背诵元首语录和教导，以此作为思想和语言的经典。学生的作文要求体现党的路线与精神，拔高思想认识，作文题也往往配合纳粹的政治宣传，例如，毕业考的作文题为“论帝国劳动服务的教育价值”。23学生回答问题时也必须突出“思想认识”，突出时时刻刻对元首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对第三帝国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在此，沃尔夫冈·诺伊贝尔回忆起自己在柏林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九年级时上过的一堂政治课：“老师想听的答案我已经烂熟于胸，这不得不归功于我的舅舅。他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有人问他：‘元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第三帝国之后的国家会叫什么名字？’他信以为真地答道：‘叫第四帝国。’考官不客气地回应他：‘您听好了，第三帝国是永存不灭的！！那么你说说看，元首住在哪里呢？’‘住在总理府。’‘不对。’‘那就是住在贝希特斯加登。’‘不，也不对。元首住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里。’你看，正因为我知道这些答案，所以政治课从来没有难倒过我。”由此可见，即使是中小学的孩子们也被灌输了共同体的意识，而他们的共同体意识仅仅包含唯一一项内容，即对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的期待：“闭上眼，低下头，想着他——阿道夫·希特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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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时期的德语课文中有许多以不同年级学生为对象的阅读材料，都是富有“思想性”的新读物。最低年级的学生不只是读童话、动物故事这一类幼儿读物，还读那些具有明显纳粹宣传内容的读物。纳粹党化教育是从儿童识字教育就开始了的。符腾堡（Württemberg）公立学校的插图开蒙课本就是一个例子，课文都是先配上一幅图画，然后有相应的文字。例如，这样一幅图画：一辆敞篷汽车里，站着一位男孩，正在向站在家门口的一位中年妇女行礼。课文是：“这是我们邻居和他的汽车。艾伯特站在车上，他姑姑手里拿着他的外套。姑姑，我不需要外套，天气很暖和。发动机响了。希特勒万岁！汽车开远了。再见！”这篇简单的记叙文，它要突出的便是临别时的那句“德意志问候”：希特勒万岁。符腾堡课本里有这样一首题为“少年”的诗歌：“我们在大街上游行/迈开坚强、稳定的步伐/我们头上飘扬着旗帜/在空中哗哗作响。”配图是一队少年在游行，领头的扛着纳粹的万字旗。还有一篇题为“阿道夫·希特勒过生日”的短文，配图是希特勒在会见三个儿童，课文是：“他出生在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过生日，但他不在柏林。他坐飞机到远方去。你看到他身后的森林和高山吗？那里有一个房子，他在那里庆祝生日，艾尔芙、希尔德和西格弗里德知道那个地方。他们和希特勒一起去那里，为他献上一束鲜花。他很高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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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常行为配合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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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不只是在教材读本中向儿童灌输对元首的绝对忠诚，在日常行为上也是如此。幼儿园和学校成为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儿园竟然让孩子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到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在“上课和下课时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的规定下，一年级的新生在他们的初级阅读课本的最初几页就沉浸在一种深入持久的、通向新问候语的社会化过程中，这些书页上画着聚集在街上、兴高采烈地向希特勒致敬的人群，而这幅场景，同样成为绘画课上最受欢迎的题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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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墙上给小孩子们看的童话壁画也重新被改编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数对童话故事《睡美人》的改编：“没有其他任何一则童话像《睡美人》那样突出了种族含义。在读改编过的《睡美人》时，我们仿佛经历了民族沉沦与觉醒的全过程。外来民族用暴力迫使德意志民族陷入昏睡之中，希特勒则成为把德国人从濒死的昏睡中唤醒的民族英雄。在保留童话风格的同时，改编者用直截了当的叙述方式，赋予童话人物‘仙女’与‘王子’鲜明的种族含义。在远离现实的童话世界里，‘元首’以高大的王子形象，充满着孩童般的想象力和古老的民族想象力，化身为故事里的核心人物，成为英雄的拯救者。”在中小学里，“希特勒问候”渗入了教育领域的交际往来中，规定了人际交往的形式。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形式被后人喻为“双重国家”，即在常规的国家行政之外还存在党的“措施行政”。其结果是决策者绕过了法律规定的国家决策途径，直接听命于元首的意志。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关于问候的规定可谓多如牛毛。其中既不乏各级机关自行创制的规则，同时也包括对上级文件的传达。例如，在符腾堡文化部1933年7月24日对内政部长弗里克的命令所作的补充规定中有这样一段话：“根据内政部的规定，我命令所有的中小学生在上学和放学时、在每节课开始和结束更换教师时都必须起立，抬起右臂，向元首致敬。同样地，学生必须对上课期间进入教室的成年人行希特勒问候礼。教师必须以希特勒问候回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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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的建筑物和庭院里遇见教师时，学生同样必须向教师行希特勒问候礼。一位名叫伊莎·费尔梅恩的音乐家回忆她在吕贝克中学经历的一件往事，这件事促使她后来离开了学校，赴柏林投奔维尔纳·芬克，并在他的指导下最终成为讽刺剧《地下墓穴》的歌唱演员和手风琴演奏者。她回忆道：“1933年5月1日劳动节那天，每个学校都要在操场上演练德意志问候礼：学生们展开手掌，抬起胳膊举至眉梢，每八个人站成一排，然后齐步向前走。每个人都要走过搭在大操场上的主席台，主席台上坐着学校的全体老师，四周旗帜飘扬。在走过旗帜的时候我们都要举起手臂。但是在演练之前，有人对我前排的一个女生说，她不可以举起手臂，因为她不是雅利安人。这件事对我内心的触动很大，因为我想如果说她不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也不想做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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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出元首和纳粹把德国从屈辱的历史中解放了出来，少儿读物中加入了德国屈辱历史（如“一战”中的失败）的内容和希特勒青年团员的英勇斗争事迹。例如，一本为10岁到12岁儿童编写的读物《1918年舰队叛变》，其中有这样的片段：“叛兵喷着臭气，叫喊着，露出贪得无厌的样子，像着了魔一样。这些叛兵厚颜无耻，心虚胆怯，壮着胆子爬上前去，朝着站立在那里不为所动的军官吐了一口唾沫。”课文描写的是叛兵凶恶、丑陋的形象，这种脸谱式的描写是为了加强学生的“敌我意识”和“爱憎分明”，不只是增加学生词汇，而且也教他们什么样的词汇要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为14岁女学生编写的读物《坦伦堡战斗》中有这样的片段：“俄国士兵企图挡住奥托（一位德国士兵），奥托拔出刺刀，唰的一声刺向俄国兵的颈部，俄国兵瘫倒在地……奥托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铁十字章。”课文描写的是德国士兵的英勇作战，也是学生应当效仿和学习的榜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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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纳粹头目亲自参与出版和编写宣传纳粹思想的儿童新读物，他们相信，影响儿童比影响成人要容易得多，效果也更能持久。这些新读物中尤其加进了反犹的内容，幼儿的插图读物《毒蘑菇》（1938）便是纳粹头目尤利乌斯·施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的出版公司出版的反犹宣传杰作。《毒蘑菇》教育儿童如何从各种相貌、行为特征去“识别犹太坏人”，它把犹太人比作看似自然，其实有毒的蘑菇，起到了极广泛的洗脑作用。早在1924年，施莱歇尔就创办了臭名昭著的《先锋报》，鼓吹仇恨犹太人，并污蔑攻击一些知名的犹太人士。每次被告上法庭，他都以“自由言论”为理由，声称自己进行的不是“宗教言论”而是“政治言论”，他有意识地利用魏玛时期民主法律制度对政治言论的宽容，来扩大对犹太人仇恨的言论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败诉，也“总能给听者留下些印象”。“二战”后，施莱歇尔受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于1946年9月30日被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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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化教育的“生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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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是纳粹党化教育的重点科目，是一门支撑和灌输纳粹先进“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科学，这个世界观的核心是雅利安种族的优秀，它成为纳粹专制权力的合理性基础，其逻辑是，最优秀的民族理应消灭劣等民族，而纳粹则是最优秀民族的当然代表和领导者。以“雅利安人最优秀”世界观来领导德国的纳粹是唯一正确，并具有卓越领导能力的政治组织，它的领袖因此必须成为绝对的权威，拥有与此权威相一致的绝对权力。以“先进世界观”来证明自己的卓越洞察能力和理应成为优秀民族或阶级的当然代表，这是所有极权统治者的共同权力逻辑。这个“世界观”是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是杜撰一个使极权统治获得充分合法性的虚构世界和政治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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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自认为发现了历史的最终秘密，那就是作为历史真谛的种族原则。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将生物法则运用于人类历史，制造了一个政治性的生物历史主义神话。这种生物历史主义把战争视为人类的正常状态，因为历史的全部秘密都在于不同的人群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不断斗争，“就连战争也失去了那种能给人带来意外的孤立特性。战争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的、显而易见的秩序的有机部分，这个秩序便是一个民族基本的、牢固的和永远的发展”。希特勒的历史达尔文主义观点并不是人们普通理解的人类命运决定论。在希特勒那里，一个民族的发展有什么结果，成功、不成功或失败，并不是由自然因素决定的，和所有的极权设计大师一样，希特勒是个唯意志论者，他坚信人定胜天，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改天换地。希特勒要把这种思想灌输给他的人民，成为对他们最根本的教育，他说：“只有当一个人民知道、珍视、感谢他们血统的价值，血统的价值才会充分发挥出来。那些由于缺乏自然本能而不懂得这一价值或对它不再有感觉的人民，也就立刻会开始失去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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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物法则运用于解释历史上一些民族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希特勒一人，但他的唯意志论却与那些主张自然决定论的历史学家们全然不同。例如，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kob Burchhardt，《文艺复兴文化史》作者）认为，民族兴旺的历史周期约为1200年。希特勒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衰微，完全是因为这个民族忽略了“它的生存所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他还认为，一个民族只要有数千成员愿意为之牺牲，不怕把狱底坐穿，它就不会衰亡。纳粹德国的教育，其首要任务就是向人民传播纳粹的这种血的价值，党国对社会的彻底掌控使得这种教育宣传成为完全可能的现实。在纳粹还没有夺取到政权之前，戈培尔就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希特勒对教育宣传的讨论，这种宣传或教育必须是全方位的，包括对学校教育、电影、广播、出版和所有“公共启蒙”途径的彻底掌控。31这种极权式的彻底、全面的宣传教育不仅在纳粹德国加以实行，在其他极权国家也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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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德国的党化教育中，希特勒的生物历史主义思想指导生物教科书的编写，贯彻在教材内容之中。例如，1942年，中学女生五年级生物课的教材题为《自然和人类法则》，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介绍一些与生物学、生物进化有关的知识，然后以“元首教导”作为这些知识的意义结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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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开始便是“一切生物、植物和动物都处在不断为生存所作的战斗中”，然后介绍自然界植物、动物适者生存的例子，而人类则是在与所有生物的生存斗争中获得“主宰地位”的。教材引述了毛奇（Helmuth von Moltke，1800-1891，曾任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的话说：“从长远来看，只有那些最苦干的，才是最幸运的。”在自然界里，有大型食肉动物，也有携带疾病的细菌，“想想为了生存，为了战胜疾病而对细菌的战争，人类付出了并将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强身健体，多运动锻炼，保持卫生的生活习惯，提高自己的能力，为人民服务。谁做不到这些，谁就不能胜任这种崇高、不懈的生存斗争，谁就会灭亡。元首教导我们：‘要生存，就要战斗，谁不想在这个不断战争的世界上战斗，谁就不配活着’（《我的奋斗》，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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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讲的是生物保存物种的本能强过保存个体，“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努力保存它这一种类的生存。后代的数量一定要超过父母，物种才会生存。……每一个物种都要占领新的疆域。物种比个体优良”。历史留给人类的教训是，“正当罗马繁荣昌盛的时候，罗马人失去了多要孩子的愿望。他们对维持种类的法则犯了罪。他们的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外来的民族破坏和征服。罗马人的种族特征消失了。我们的民族也曾遭受过危亡的关头。国社党（纳粹）恢复了德国人们多要孩子的愿望，把我们民族从沉沦之路上挽救了回来”。结语是，“让我们牢记元首的教育，‘婚姻不是它自身的目的，婚姻必须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保存人种和种族。这是它唯一的意义与任务’（《我的奋斗》，第295页）。‘女性教育必须以培养她们当母亲为任务’（《我的奋斗》，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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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讲的是生物世界中“团结就是力量”的知识，例如蜜蜂和蚂蚁，“有的蚂蚁种类甚至有专门的兵蚁，为保卫其他蚂蚁冲杀在前线，为国家与敌人战斗，也需要全体协力”。学生应该从蜜蜂和蚂蚁学到五项“真理”：“一、个人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整体。二、只有分工，才能成大业。三、每只蜜蜂都会毫不犹豫地为整体牺牲。四、对整体无用或有害的个体会被消灭。五、只有多繁殖子孙，才能保存物种。”这些真理，在元首的《我的奋斗》中都有论述。元首教导：“谁热爱人民，只有用为人民牺牲才能证明”（《我的奋斗》，第474页），“世界是不为懦弱民族而存在的”（《我的奋斗》，第105页），“种族国家的军队，它的任务不是训练士兵正步前进，而是一个最高学校，为祖国的教育服务”（《我的奋斗》，第459页），和“谁要是想与自然的规律作对，谁就在与作为一个人的生存法则作对。与自然作对是自取灭亡”（《我的奋斗》，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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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和人类的法则》这篇2000字左右的生物学教材中，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引用的最高指示就有七处之多，每处标明页码出处，以便学生查阅。教材通篇贯穿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用“细菌”比喻犹太人。希特勒多次称犹太人是一种细菌疾病，称赞法国大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对细菌的科学发现（于1862年完成）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科霍（Robert Koch，1843-1910）发现肺病病菌，为德国人战胜犹太人提供了科学的根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发现犹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们现在的斗争和上个世纪巴斯德和科霍所进行的斗争是一样的。犹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恢复健康。”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具体方法也是“科学”的，如把犹太人集中在特殊的收容中心，脱光他们的衣服，让他们赤身裸体，或者穿着医用简易外罩进入“消毒”室，以快速、机动、有效的方法“解决”处理他们的问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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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的党化教育中，元首的指示是“纲”，科学知识是“目”，纲举才能目张，知识之所以有用，是因为知识证明元首的英明、深刻和远见。只有领袖的睿见才能真正洞察知识的政治价值和用途。这种政治生物学与政治体育一样，是为纳粹党化教育服务的，它的目的就是宣传和灌输元首的思想。它里面也隐含着宣传常用的误导逻辑。例如，用蜜蜂和蚂蚁比喻人类社会，这运用的是“不当类比”。从逻辑上说，一切类比都无法确证和从实质上去把握认识对象，人并不是昆虫，人类社会要比昆虫社会复杂得多。在“科学”教科书中，以简单的、不当的类比教育学生，不仅传授不可靠的知识，而且使学生的思维和判断变得简单、肤浅。这样的思维、判断无法胜任分析和思考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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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党化教育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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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的党化教育中，历史课与生物学同样重要，纳粹用历史课进行它的党义世俗宗教灌输，历史课成为直接讲述元首和纳粹党光荣斗争史和胜利发展史的地方。纳粹教育要求学生学习历史，首先要端正学习者的身份：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德国人，而纳粹的历史也正是以教导学生如何看待自己是德国人为教育目标。纳粹的历史书有两个基调：一个是历史的紧迫感，时不我待；另一个是激情燃烧，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这种基调的历史叙述诉诸于情感与冲动，能够有效地左右人的群体行为。与生物课本诉诸于“类比”这种非说理逻辑的“科学分析”一样，历史课本诉诸于热烈的情感联想，而非理性分析。客观、冷静的历史思考本不是纳粹党化教育的目的，纳粹历史课本介绍的是经过“创造性解释”的历史，用来形成学生的正确思想觉悟与指导他们按党的意志来行动，忘我地投入到群众运动的历史洪流中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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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前，投入纳粹运动的是“热血青年”，历史学家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he）指出，这些热血青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政治上无知的技术人员，他们是‘抽象思维压抑的’工具人（home faber）；另一类是……崇拜科学、超级理性、精力充沛的功利主义者。这些人格特征汇合到一起，产生的便是一群没有良心意识的人士，他们精于盘算，是一些为得到权力、财富和安全而可以不惜一切的偏执狂”。35在极权国家里成为极权技术官僚的大多也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不在乎历史，更不要说是善于历史思考了。他们的心理和认知都是最适宜于接受纳粹宣传的，而造就这种心理和认知便是纳粹在学校里最需要的“前宣传”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埃吕指出，没有前宣传在人们头脑里先准备好合适的认知、情绪和心理素质，先让他们处于一种思维的短路状态，宣传便不可能成功。“前宣传”是一种悄悄的、非直接的、不惹人注意的教育，它“制造暧昧不清、偏见和散布形象，看起来并无目的”，但实际上是为播撒宣传的种子而准备合适的土壤，“前宣传就像是耕地，直接宣传就像是播种，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种”。36纳粹德国的教材把党国对历史的虚构当作真实历史来传授，学生的历史意识始终被保持在一种暧昧、模糊、片面的状态。他们习惯于用僵化形象来代替思考，变得很容易把历史当作神话来接受，一直到成年以后都难以改变。这种认知、心理所造成的愚昧可能伴随他们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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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取得政权之后，需要更多的德国人自觉自愿，或者至少自己觉得是在自觉自愿地加入到纳粹的伟大事业中去，这一事业的伟大、不凡和崇高，来自纳粹教育苦心营造的历史感。纳粹宣传的先驱人物，历史学家和反犹主义理论家弗兰克（Walter Frank）说：取得政权以后，要确立国家社会主义对文化事务的控制力，光靠热血青年已经显然不够了，为了要取得文化战线上的全面胜利，党必须要“拥有精神武器……而不只是过去多年战斗的热情和必要的再组织技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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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便是弗兰克所说的一种“精神武器”，纳粹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原则都可以融合到它所改写的历史之中。历史成为一门特别有助于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学科，人类的和德国的历史都可以被改写成为希特勒的宏观历史学所说的那种“适者生存史”，就像“文革”中的历史都可以被改写成“阶级斗争史”、“儒法斗争史”和“两条路线斗争史”一样。希特勒要求，学习历史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事实、日期、生日、姓名等等上”，而是要把目光放在历史的“大而清晰的脉络”上。为了实现纳粹政权的政治目的，要“精简（历史）材料”。学习历史不是为了简单地“了解过去”，而是为了“寻找未来的教员”。希特勒强调，“历史的存在主要是为人民提供历史认识的尺度，让他们知道如何在国家的政治问题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教育主管机构积极配合希特勒的指导思想，强调教材的政治功能，1939年帝国政府给教科书编写人员的明确指示是：教科书在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一定要做到使不相信的人相信，并且使那些胆敢批评“国社党”的人闭上嘴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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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希特勒命令增加历史和其他与“德国性”有关课程的课时，与此同时，修辞课和宗教课的课程被缩减，对学校课时安排也有统一的管理和要求。在中学，课时安排的宗旨是防止学生知识的专门化，不允许学生专门选修某一门或某一种课程。这不仅体现了纳粹党化教育重在“育人”，而不是知识学习，而且也是由于希特勒本人憎恶知识上的专家。在党化教育中，历史不是一门专门知识性质的课目，学习历史不是为了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为了通过历史学习提高政治思想认识。1933年5月9日，纳粹政府召开部长会议之后，内政部长弗里克博士（Dr. Wilhelm Frick）作出指示，要求历史课成为“学校的主要课程”。指示说：“要注意，尽管文化历史对正确表现大的历史阶段发展很重要，但不能妨碍突出政治，政治历史是决定人民命运的。”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要突出种族，“在各个层次上都要联系德国式的英雄，联系我们时代的领袖，这是与德国历史的古老原型联系在一起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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