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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行这样的历史教育，教师的合作是个关键。1933年8月9日的《德国教师杂志》要求教师抛弃“自由主义迷思”的所谓客观历史，要“公正但从德国人（的高度）”来了解历史。它强调，“学习历史的不是所谓的‘人’，而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自由主义所谓的‘人’是虚构的。在现实中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属于国家和种族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属于德国人的历史科学。”这就像“文革”时强调没有抽象的“人”，只有阶级的人，阶级性高于人性一样。党化教育总是把历史描绘成一种有目的、不可阻挡的进程，通往由元首和党为全体人民指出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明天。党指示历史教师们：“不应该以编年史的方式把历史教给学生，编年史只是不加区分地罗列一串串事件。历史应当是一部戏剧。”40以写剧的方式书写历史，得到的便是像雅利安优秀种族史、儒法斗争史、路线斗争史、造反有理史这样的历史，这种历史像戏剧那样必须有一个蕴含主题意义的高潮，那就是党国对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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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这样的历史并不一定需要专业历史学家，当然历史学家参与其间的也不在少数。德国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有犹太血统，“二战”期间逃亡英国，后逃亡美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党国教育要依靠的不是那些大学里的知名历史教授，而是“犹如暴风骤雨的中学教师或外行”，只有他们才会“奋勇向前，写出许许多多宣传新历史观的手册和书籍来”。纳粹历史学家弗兰克被誉为“第三帝国的特赖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他在帝国历史和新德意志学院发表演说时说：历史教育的“发动机应该由青年积极分子……由新科学的使者……由朝气蓬勃的冲锋队来操作”。迪特里希·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曾任纳粹布伦瑞克州总理）便是这样一位朝气蓬勃的积极分子，他写过许多历史教科书，为的是引导学生“正确的思想方式”，让他们“积极投入运动”和无条件地服从元首。他断言，历史前进的方向便是“国家社会主义”：“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德国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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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党化教育中的“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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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化教育的历史是以党国历史为中心的，然后再作历史的回溯，往过去倒叙。其他党化教育的历史大多也采用这样的“历史倒叙”法。这种历史倒叙是为了突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最终方向，这当然是由党国代表的。过去的，更久远以前的历史，它的意义是由历史终结推导出来的，这就像一部戏剧，结尾不同，前边细节的意义也会完全不同。党国戏剧历史的重要历史人物（“角色”）是“英雄”，其中党国最大的首领便是最大的英雄，然后是其他值得效法的英雄人物。例如，“纳粹德国”的小学一年级课本中介绍了33位历史人物，前10位依次是希特勒、兴登堡、戈林（纳粹副元首）、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纳粹活动家，于1930年被杀后，被追授为纳粹运动的英雄）、诺库斯（Herbert Norkus，希特勒青年团员楷模，被共产党刺死的“烈士”）、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爱国英雄，被法国人所杀）、奥托·爱德华·韦迪根（Otto Eduard Weddigen，1882-1915，德国海军的一名上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过潜艇舰长，并在一次海战中以一艘潜艇击沉敌方三艘装甲巡洋舰，成为德国海军史上最有名的战斗英雄之一）、利茨曼将军（Karl Litzman，先为“一战”中的德国将军，后为纳粹将军，以1914年在波兰的Lotz战斗闻名，号称雄狮）、萨普·英奈考夫勒（Sepp Innerkopfler，奥地利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与意大利军队争夺Monte Paterno的战斗中牺牲）、曼弗雷德·阿尔布雷希特·冯·里希特霍芬男爵（Manfred Albrecht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92-1918，“一战”中被称为王牌中王牌德国飞行员，共击落敌机80架之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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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党化教育的历史中，党国的“烈士”和“模范”与真正的民族英雄一起并列，凸显他们的伟大。党国英雄作为对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理应与历史伟人同样享受国人的崇敬和爱戴，这是党化教育和党化宣传所共同坚持的。纳粹英雄化、史诗化和浪漫戏剧化的历史成为党国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主题源泉。德语教科书里许多课文都是这一类的创作成果，这也使得党化教育可以非常自然地在意识形态上把语文（包括课外读物）与纳粹领袖和英雄事迹结合到一起。这种语文所使用的语言总是充满了激情的口号和豪言壮语，在不断的重复、模仿和复制中形成一种假大空的公共语言。例如儿童读物《看世界》（Guck in die Welt）中有一篇《元首来了》的课文，主要人物是一个叫克劳斯的少年，开篇是：“克劳斯今天不用妈妈唤他起床，他自己从床上跳了起来。今天是重要的日子。”这是一个引起读者悬念的引子，接下来便是从这个悬念引出来的“为什么”：“从窗子里可以看到万字旗在飘扬……橱窗里都悬挂着元首的画像……男孩子们爬到树上……掌旗手们过来了，克劳斯举起右臂敬礼，突然他听到远处呼喊万岁的声音。呼喊声越来越近。克劳斯看到了元首，元首站在车上，向人们亲切招手。万岁！万岁！克劳斯尽情大声地呼喊。真可惜，元首已经过去了！但是克劳斯还是一个劲地高呼：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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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高调宣传一位名叫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的青年爱国英雄，他的事迹出现在许多课文中，被用来对学生进行党国需要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1923年，施拉格特在当时被法国占领的鲁尔（Ruhr）地区参加地下抵抗，在炸毁了一座铁路桥后，他被法军俘虏，他忠贞不屈，壮烈牺牲。这个故事成为党化教育的好教材，因为他所为之牺牲的伟大救国事业最后终于由纳粹实现了。施拉格特的故事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叙述的：“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消息，施拉格特坚定地说：‘我从不乞求怜悯，现在也决不会。’”“敌人在地上立了一根柱子，命令他跪下。决不！一个法军军士从他膝部后面将他踢倒，把他绑在柱子上。施拉格特挣扎着站立起来，即刻响起一阵枪声。‘第三帝国的第一士兵’就这样倒下去了，千千万万人民在他后面为自由站了起来。”这种描述英勇就义的语言在无数课文中几乎千篇一律，也成为学生作文的标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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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施拉格特英勇就义这样的“历史”，它的主角并不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被纳入纳粹神话历史的神话英雄，他的“献身”是纳粹“政治救世主义”（political messianism）的一个叙事元素。44在20世纪的欧洲，宗教救世主义已经从现代世界淡出，世俗的政治救世主义便乘虚而入，取而代之。早在1923年，希特勒就向失去宗教信仰的德国人展示纳粹党纲的救世主义魅力，他说：“我们的运动应该为广大的、寻找道路但迷失方向的群众创造一种新的信仰。他们可以完全信赖并发扬光大，他们从此在这个令人困扰的世界中不再感到孤独，他们又重新找到了一块可以让他们安心的地方，这是多么辉煌的事业。”曾担任过克里克（Ernst Krieck，纳粹最显赫的教育哲学家，曾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助手的霍尔菲尔德（Andreas Hohlfeld）于1933年用一种宗教的欣喜描述第三帝国的伟大历史意义：“第三帝国已经成为无望者的希望，迷茫者的信仰，失败者的胜利。……它是一个理性所无法理解的（必须由信仰去把持的）神秘对象。与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样，这种信仰是不信者无法理解的，因此，这种信仰也将信的与不信的、勇敢的与懦弱的、有希望的与绝望的、衰老的与年轻的区别开来。”45在这样的政治救世主义的狂热中，第三帝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纳粹的信仰之国，同样，国家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关于国家的“主义”，而是唯一伟大、正确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在这样的党国意识形态中，政治救世主义挽救的不只是德国人，而是人类最精华的部分，因此成为世界未来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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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培养党国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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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教育中，学校是教育组织化体制的一部分，对学生的作用影响最大。学校的课程、教材、日常教学和活动、师生关系、教师影响等，直接对学生的教育产生作用。但是，学校并不是唯一对学生起教育作用的体制，家庭里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同样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力量。与学校不同的是，父母的影响在各个家庭中悄悄发生，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差异极大，国家难以像统一管理学校和规范教学内容那样对待家庭教育。在极权国家，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还有另一种教育体制，那就是由党国权力直接操控的青年政治组织，它是党的助手，它的骨干则是党的后备队。在纳粹德国，这种青年政治组织便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这两个政治性的青年组织渗透到学校里，与学校形成了一种合作竞争的关系；青年团在家庭外部吸引学生，对不满家庭的学生特别能展示魅力，加剧了家庭中父母子女的代沟冲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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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要的教育理论家克里克（Ernst Krieck）把国家社会主义青年称作德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伟大事业将会“造就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新的人类和一个新的生存空间秩序”。47为了培养纳粹党国事业的接班人，纳粹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特殊的校外青年教育，希特勒青年团活动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希特勒青年团把元首意志和元首崇拜灌输给青少年，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纳粹提倡的活动，无条件地支持纳粹政策，自愿为纳粹政权献身。希特勒青年团营造狂热的政治气氛，带领青年们举行各种会议、集会和游行，大力进行政治鼓动宣传，宣誓效忠希特勒。这样的青少年活动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民间青少年活动，而是具有非常明确的党国政治功能，那就是把青少年培养成为纳粹党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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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青年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希特勒当时要求建立一个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的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隶属于冲锋队（SA），1922年5月，国社德国工人党的青年团正式成立。它由兰克（Gustav Adolf Lenk）领导，为时不长，只维持到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1925年，库尔特·格鲁伯（Kurt Gruber）重振青年团，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团员开始身着制服，1926年正式改名为希特勒青年团。1931年希特勒任命施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担任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所有青年行动总领导，施拉克于1933年6月17日成为“德意志帝国青年领袖”，这是一个内政部内的职务。到1932年底为止，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并不算多，约有107956人。当时参加各种德国青年组织的青年有600万之多，许多青年组织都是自由青年运动（bündische）的成员，它们以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为旗帜，不满软弱的魏玛政府，在思想上反对保守，追求新锐。这与其他国家危机动荡和革命时期的青年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组织特别注重于培养志同道合的成员关系，开展各种活动，如登山、野营、唱歌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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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纳粹一取得政权，施拉克便雄心勃勃地开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把所有的德国青年都整合到希特勒青年团里来。到1936年底，它已经拥有540万团员。希特勒青年团从一开始就对青年非常有吸引力，不仅让他们觉得可以施展抱负，而且还可以摆脱父母的管束。青年组织里的生活既新鲜又有刺激，让他们感觉到一种分享共同目标的兴奋和自豪，也使他们觉得追求个人目标是一件渺小而不重要的事情。青少年组织在许多国家里都对青少年有类似的心理影响。但是，希特勒青年团与一般国家中的青年组织是不同的。它不是由青少年自由、自发地组成，也不能确立它自己的目标，它的组织是由党国政权控制的，而它的目标则完全是由党国替它规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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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日，纳粹政府颁布一项关于希特勒青年团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它对德国青年的组织和教育作用。具体的条款是：一、帝国境内的所有德国青年都必须由希特勒青年团组织。二、所有的德国青年，在接受家庭和学校教育之外，都必须在希特勒青年团里接受体能、知识和道德教育，贯彻国社党关于为国家和共同体服务的精神。三、希特勒青年团将教育德国青年的工作委托给国社德国工人党的德国青年帝国领袖。他的办公室是最高管理机构，总部设在柏林，他本人对元首和帝国总理（即希特勒）直接负责。四、一切关于执行和补充规则法令的规定都必须由元首和帝国总理亲自发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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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规定所有的德国青年都由希特勒青年团来组织，也就是说希特勒青年团是德国唯一合法的青年组织。极权政体对社会控制的最大利器，就是在把所有的人都纳入某种或是官方或是与官方有关的组织里去，同时，严厉禁止他们自行结成组织。1936年，希特勒青年团法颁布时，入团还不是强制性的，但1939年3月25日，纳粹政府又颁布了一条规定：“10岁至19岁的所有青年都必须在希特勒青年团服务。”德国的男孩10岁至14岁必须参加德国少年队，14岁至18岁则必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10岁至14岁的女孩必须参加女少年队，14岁至18岁则必须参加德意志女青年团。法令还规定，青少年的家长和法定监护人有责任为孩子向希特勒青年团报名，“任何人如恶意妨碍或阻拦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将处以罚款或监禁”。50青少年在入队和入团时都必须举行宣誓仪式，宣誓效忠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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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青年团用各种“活动”，而不是学校里的课程和教材，来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当然是政治教育。希特勒青年团明确成为党的教育体制之后，它早先具有吸引力的“青年领导青年”口号就被各种各样为党的政策服务的活动口号所代替，每一次活动都要求青少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例如，“为土地服务”要求青少年下乡参加收割、喂牛、砍木头，增强与“血与土”的感情。希特勒青年团发出指示：“土地服务是国社主义的政治任务，目的是让城市的男女青年回到土地，使农业生产后继有人，不断兴旺。最优秀的青年应该要求有机会扎根农村。希特勒青年团是为土地服务的唯一执行者。”511940年2月后，希特勒青年团要求团员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日必须报到一次。纪律越来越严，说明希特勒青年团原来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已经在减弱。无休无止的组织活动使得一些青年感到厌烦，也感觉到需要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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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青年团这样的强制性组织中，每个人都受到同伴压力的胁迫，也都处在人人相互监督的不信任关系之中。每个人必须时时看别人在怎么做，来确定自己该怎么做；每个人都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必须深深藏起，装作没有。这种行为方式正是希特勒青年团要取得的服从和随众人格教育效果。它对青少年开始有相当的吸引力，但往往并不能持久，因此必须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一个德国人这样回忆他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在少年队和青年团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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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青年团是因为它的团队精神。我10岁时参加少年队，充满了激情。有哪个孩子能不被同伴、忠诚、荣誉这些高尚情感所激动？我还记得我们少年队的宣誓：“少年队的孩子吃苦耐劳、保守秘密、英勇忠诚。少年队的孩子都是同志，荣誉是他们最高的原则。”这些誓言在我心里是神圣的。还有那些出游！还有什么比跟同伴一起领略祖国的美景更令人开心和振奋的呢？我们经常到K城附近的乡村去度过星期天。我们在蔚蓝的湖边聚会，收集柴火，点燃篝火，煮豌豆汤喝，玩得真是开心。……晚上我们围成一圈坐在火堆旁，唱歌、讲故事，真是令人难忘。那些是我们在青年团里最快乐的日子。学徒和学生坐在一起，工人和公务员家庭的孩子坐在一起，互相认识和喜欢。而且，我真高兴少年队还有体育活动，我们出游总是带着球和其他体育用品。远离城市，在草地上玩手球、踢足球，在湖水里洗澡，让我们放松心情，身体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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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我当上少年队队长时，少年队不好的地方就显露出来了。我对少年队的强迫行动和绝对服从感到不快。我知道，在这么一大群孩子中必须要有秩序、有组织，但那也太过分了。少年队要求完全放弃个人自己的意愿，完全服从。但这种要求无法把孩子教育成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后来，我到Bann的总部去，看到的内情就更多了，开始深深怀疑。少年队处处都在干预人们的私生活，谁要有私人兴趣，就会遭到歧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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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德国人记叙了少年队给他一生留下的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他说，别人可以把儿童时代回忆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可我不行，我有许多令我感到压抑的记忆。我们的少年队活动几乎全都是严酷的军训。就算活动是射击或唱歌，也总是先要军事操练：无休无止的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12岁的队长把10岁的队员使唤得在学校操场和草地上做这做那……稍有差误，衣服稍不整洁，出操稍微迟到，都会受到额外操练的惩罚，受了气的分队长就把气撒在我们身上。还有更疯狂的。从儿童开始我们就接受不怕苦、不怕死、盲目服从的训练。只要一听到‘卧倒’，就算光着膝盖也得立刻扑倒在沙砾地上。做俯卧撑时，鼻子必须埋进沙子里，谁在越野赛跑中发生胁部疼痛，就会被当孬种来嘲笑”。他问自己，“我们这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呢？是怎么忍住泪水，咬着牙齿挺过来的呢？为什么不为自己吃的苦头向老师和家长诉苦呢？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便是，我们自己有野心，想在分队长面前争表现，想当守纪律、能吃苦和军纪严整的模范。表现好才会被提拔，臂章上可以添杠杠，而且可以戴绶带，在队长到树丛里方便时临时替代他五分钟，对同伴吆五喝六。‘青年领导青年’只是一句口号，实际上是那些在上面的人用靴子在踹你”。这位回忆者对那些政治表现好的同学充满了厌恶，因为那些在少年队或青年团里表现得特别好的，当上头头的，“往往在学校里是品格最无耻、最懒惰的……老师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只要思想好，功课再差，混过八年，也照样能在毕业时拿到文凭”。当这样的“优秀青年”成为榜样，“学校的纪律一般都变得很差”。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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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党国主义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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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政府为了培养未来的政治官员和政治立场坚定的专业技术干部，还设立了两种特殊的纳粹精英学校，一种叫“国家政治教育学院”（Napolas），任务是培养高级的政府和军队干部，另一种叫“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任务是培养未来的政治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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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继承的是普鲁士士官学校的传统，优先接受军官子弟，与国防军（Wehrmacht）保持全面联系，但并不是纯粹的军校。它于1933年开始建立，起初由教育部主管，1936年后接受党卫军（SS）管理，进行的是全面纳粹化的教育。军队是一切极权统治的支柱，军队成为实质上的党军，纳粹化不过是德国军校高度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德国极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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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的课程基本上参照普通高中，但用政治教育代替了普通中学教育中的宗教课程，并且十分强调与体能和军事有关的体育教育。学生一般由家长提出申请，再由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从中选拔，名义上学校收取每学期1200马克学费，学生往往能通过不同途径得到减免。学生在学期间以军队式的“排”为单位，学校生活是兵营式的，穿着兵营制服，听起床号起床，集体生活，早饭前出操。学生每天要学习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社论和文章，军事体育课上主要内容是拳击、滑翔、射击、驾驶摩托车和摩托艇，还举行模拟军事演习。学生在第六学期要下乡六到八周，第七学期开始下工矿企业六到八周，毕业前到国内外旅行。1942年全国40所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全部改名为德意志技术学校，还负责接纳阵亡将士的子女以及出外执行任务的官员和科学家子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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