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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青年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希特勒当时要求建立一个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的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隶属于冲锋队（SA），1922年5月，国社德国工人党的青年团正式成立。它由兰克（Gustav Adolf Lenk）领导，为时不长，只维持到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1925年，库尔特·格鲁伯（Kurt Gruber）重振青年团，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团员开始身着制服，1926年正式改名为希特勒青年团。1931年希特勒任命施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担任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所有青年行动总领导，施拉克于1933年6月17日成为“德意志帝国青年领袖”，这是一个内政部内的职务。到1932年底为止，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并不算多，约有107956人。当时参加各种德国青年组织的青年有600万之多，许多青年组织都是自由青年运动（bündische）的成员，它们以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为旗帜，不满软弱的魏玛政府，在思想上反对保守，追求新锐。这与其他国家危机动荡和革命时期的青年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组织特别注重于培养志同道合的成员关系，开展各种活动，如登山、野营、唱歌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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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纳粹一取得政权，施拉克便雄心勃勃地开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把所有的德国青年都整合到希特勒青年团里来。到1936年底，它已经拥有540万团员。希特勒青年团从一开始就对青年非常有吸引力，不仅让他们觉得可以施展抱负，而且还可以摆脱父母的管束。青年组织里的生活既新鲜又有刺激，让他们感觉到一种分享共同目标的兴奋和自豪，也使他们觉得追求个人目标是一件渺小而不重要的事情。青少年组织在许多国家里都对青少年有类似的心理影响。但是，希特勒青年团与一般国家中的青年组织是不同的。它不是由青少年自由、自发地组成，也不能确立它自己的目标，它的组织是由党国政权控制的，而它的目标则完全是由党国替它规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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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日，纳粹政府颁布一项关于希特勒青年团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它对德国青年的组织和教育作用。具体的条款是：一、帝国境内的所有德国青年都必须由希特勒青年团组织。二、所有的德国青年，在接受家庭和学校教育之外，都必须在希特勒青年团里接受体能、知识和道德教育，贯彻国社党关于为国家和共同体服务的精神。三、希特勒青年团将教育德国青年的工作委托给国社德国工人党的德国青年帝国领袖。他的办公室是最高管理机构，总部设在柏林，他本人对元首和帝国总理（即希特勒）直接负责。四、一切关于执行和补充规则法令的规定都必须由元首和帝国总理亲自发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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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规定所有的德国青年都由希特勒青年团来组织，也就是说希特勒青年团是德国唯一合法的青年组织。极权政体对社会控制的最大利器，就是在把所有的人都纳入某种或是官方或是与官方有关的组织里去，同时，严厉禁止他们自行结成组织。1936年，希特勒青年团法颁布时，入团还不是强制性的，但1939年3月25日，纳粹政府又颁布了一条规定：“10岁至19岁的所有青年都必须在希特勒青年团服务。”德国的男孩10岁至14岁必须参加德国少年队，14岁至18岁则必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10岁至14岁的女孩必须参加女少年队，14岁至18岁则必须参加德意志女青年团。法令还规定，青少年的家长和法定监护人有责任为孩子向希特勒青年团报名，“任何人如恶意妨碍或阻拦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将处以罚款或监禁”。50青少年在入队和入团时都必须举行宣誓仪式，宣誓效忠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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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青年团用各种“活动”，而不是学校里的课程和教材，来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当然是政治教育。希特勒青年团明确成为党的教育体制之后，它早先具有吸引力的“青年领导青年”口号就被各种各样为党的政策服务的活动口号所代替，每一次活动都要求青少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例如，“为土地服务”要求青少年下乡参加收割、喂牛、砍木头，增强与“血与土”的感情。希特勒青年团发出指示：“土地服务是国社主义的政治任务，目的是让城市的男女青年回到土地，使农业生产后继有人，不断兴旺。最优秀的青年应该要求有机会扎根农村。希特勒青年团是为土地服务的唯一执行者。”511940年2月后，希特勒青年团要求团员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日必须报到一次。纪律越来越严，说明希特勒青年团原来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已经在减弱。无休无止的组织活动使得一些青年感到厌烦，也感觉到需要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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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青年团这样的强制性组织中，每个人都受到同伴压力的胁迫，也都处在人人相互监督的不信任关系之中。每个人必须时时看别人在怎么做，来确定自己该怎么做；每个人都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必须深深藏起，装作没有。这种行为方式正是希特勒青年团要取得的服从和随众人格教育效果。它对青少年开始有相当的吸引力，但往往并不能持久，因此必须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一个德国人这样回忆他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在少年队和青年团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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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青年团是因为它的团队精神。我10岁时参加少年队，充满了激情。有哪个孩子能不被同伴、忠诚、荣誉这些高尚情感所激动？我还记得我们少年队的宣誓：“少年队的孩子吃苦耐劳、保守秘密、英勇忠诚。少年队的孩子都是同志，荣誉是他们最高的原则。”这些誓言在我心里是神圣的。还有那些出游！还有什么比跟同伴一起领略祖国的美景更令人开心和振奋的呢？我们经常到K城附近的乡村去度过星期天。我们在蔚蓝的湖边聚会，收集柴火，点燃篝火，煮豌豆汤喝，玩得真是开心。……晚上我们围成一圈坐在火堆旁，唱歌、讲故事，真是令人难忘。那些是我们在青年团里最快乐的日子。学徒和学生坐在一起，工人和公务员家庭的孩子坐在一起，互相认识和喜欢。而且，我真高兴少年队还有体育活动，我们出游总是带着球和其他体育用品。远离城市，在草地上玩手球、踢足球，在湖水里洗澡，让我们放松心情，身体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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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我当上少年队队长时，少年队不好的地方就显露出来了。我对少年队的强迫行动和绝对服从感到不快。我知道，在这么一大群孩子中必须要有秩序、有组织，但那也太过分了。少年队要求完全放弃个人自己的意愿，完全服从。但这种要求无法把孩子教育成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后来，我到Bann的总部去，看到的内情就更多了，开始深深怀疑。少年队处处都在干预人们的私生活，谁要有私人兴趣，就会遭到歧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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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德国人记叙了少年队给他一生留下的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他说，别人可以把儿童时代回忆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可我不行，我有许多令我感到压抑的记忆。我们的少年队活动几乎全都是严酷的军训。就算活动是射击或唱歌，也总是先要军事操练：无休无止的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12岁的队长把10岁的队员使唤得在学校操场和草地上做这做那……稍有差误，衣服稍不整洁，出操稍微迟到，都会受到额外操练的惩罚，受了气的分队长就把气撒在我们身上。还有更疯狂的。从儿童开始我们就接受不怕苦、不怕死、盲目服从的训练。只要一听到‘卧倒’，就算光着膝盖也得立刻扑倒在沙砾地上。做俯卧撑时，鼻子必须埋进沙子里，谁在越野赛跑中发生胁部疼痛，就会被当孬种来嘲笑”。他问自己，“我们这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呢？是怎么忍住泪水，咬着牙齿挺过来的呢？为什么不为自己吃的苦头向老师和家长诉苦呢？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便是，我们自己有野心，想在分队长面前争表现，想当守纪律、能吃苦和军纪严整的模范。表现好才会被提拔，臂章上可以添杠杠，而且可以戴绶带，在队长到树丛里方便时临时替代他五分钟，对同伴吆五喝六。‘青年领导青年’只是一句口号，实际上是那些在上面的人用靴子在踹你”。这位回忆者对那些政治表现好的同学充满了厌恶，因为那些在少年队或青年团里表现得特别好的，当上头头的，“往往在学校里是品格最无耻、最懒惰的……老师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只要思想好，功课再差，混过八年，也照样能在毕业时拿到文凭”。当这样的“优秀青年”成为榜样，“学校的纪律一般都变得很差”。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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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党国主义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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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政府为了培养未来的政治官员和政治立场坚定的专业技术干部，还设立了两种特殊的纳粹精英学校，一种叫“国家政治教育学院”（Napolas），任务是培养高级的政府和军队干部，另一种叫“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任务是培养未来的政治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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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继承的是普鲁士士官学校的传统，优先接受军官子弟，与国防军（Wehrmacht）保持全面联系，但并不是纯粹的军校。它于1933年开始建立，起初由教育部主管，1936年后接受党卫军（SS）管理，进行的是全面纳粹化的教育。军队是一切极权统治的支柱，军队成为实质上的党军，纳粹化不过是德国军校高度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德国极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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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的课程基本上参照普通高中，但用政治教育代替了普通中学教育中的宗教课程，并且十分强调与体能和军事有关的体育教育。学生一般由家长提出申请，再由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从中选拔，名义上学校收取每学期1200马克学费，学生往往能通过不同途径得到减免。学生在学期间以军队式的“排”为单位，学校生活是兵营式的，穿着兵营制服，听起床号起床，集体生活，早饭前出操。学生每天要学习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社论和文章，军事体育课上主要内容是拳击、滑翔、射击、驾驶摩托车和摩托艇，还举行模拟军事演习。学生在第六学期要下乡六到八周，第七学期开始下工矿企业六到八周，毕业前到国内外旅行。1942年全国40所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全部改名为德意志技术学校，还负责接纳阵亡将士的子女以及出外执行任务的官员和科学家子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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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的入学条件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体格健壮，体育成绩优秀，纯雅利安血统，并由党的地区领导推荐。学生的家长也必须经过面谈，确保政治可靠。在军事化的生活环境中，学生的知识成绩，连党卫军领导人海斯麦尔（August Heissmeyer）也承认，“是低于，而不是超过德国一般中学”。这些学生连课本都不用，只是阅读由教师联盟出版的纳粹月刊杂志《帮助》（Hilf Mit）。学校教育特别强调的是学生的体能训练，每次战斗演习都持续两天，在直径140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为了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训练包括学生与狂怒的艾欧沙亚犬（Alsatian，德国牧羊犬）搏斗的内容，是一种斯巴达式的训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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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比国家政治教育学院更特殊，国家政治教育学院虽然由党卫队主管，但学校毕竟还是隶属于教育部，希特勒学校则完全自成体系。这种学校于1937年由劳工协会和希特勒青年团建立，学制为六年制，每个行政区建一所，各招收600名12岁至18岁的男孩，入学的学生被认为是杰出的年轻人。报考的学生不像国家政治教育学院那样由父母报名，而是由学校推荐并代为报名，家长只有表示同意的权利。这种挑选学生的机制切断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最后联系，变得更加与斯巴达教育相似。而且，它也更符合纳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因为学生必须经历持续的适者生存挑选才能得到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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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在加入少年队后第二年就开始初选，经过初选，再经过血统审查，然后送到青年营地两个星期，接受终选，挑选的一个主要标准是身体长相，因为他们将是德国未来的领导人。希特勒学校对一般学校的分数制考试、操守记录、升留级制度，甚至成绩报告单都不予采用，称呼老师用平等的“Du”（你），而不是敬语的“Sie”（先生）。这些都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自尊心和优越感。学生编成军队式的“班”，班长是从优秀的高班生中选出来担任的，他们必须英武挺拔，有极好的整洁和卫生习惯。学生的考核以班为单位进行，是集体成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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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程开始是每天5节体育课、1.5节文化课，这还包括每天的报纸学习。1939年，海斯麦尔批评学校文化课程度太差之后，改为每周22节文化课、15节体育课。到1941年，虽然有一半的学生不能通过大学普通入学考试，但学校有权给年满18岁的毕业生颁发文凭，让他们直接进入大学。大学并非希特勒学校毕业生的最佳出路，最优等的学生进入“骑士团城堡学校”深造，成为未来的领袖人物。骑士团城堡学校有四处，分别是Sonthofen、Crossinsee、Vogelsang和Marienburg，全都设在非常偏远、风景浪漫的地方。每个城堡学校有1000名学生，称“骑士”（容克，Junkers），有500名教师、行政人员和仆役（他们身穿制服为骑士服务）。课程中的主课是骑术，骑术有特殊教育作用，用这些学校的总领导、纳粹全国劳工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的话来说，“是因为骑术可以让骑士有一种完全驾驭其他生命动物的感受”。骑士团城堡学校的学生都已经20多岁，他们从12岁至18岁在希特勒学校学习，又经过两年半的劳动和在国防军里的锻炼，再经过四年的专门训练后，已经成为全职的党国军官。他们的普遍学业水平都不高。据估计，Vogelsang学校的学生参加大学入学考的只有大约1/10，而能够大学毕业的只有1%，有一次学校举行英德关系讲座，听不懂的学生竟然高达90%。57和古代斯巴达的战士教育一样，纳粹所进行的也是一种塑造战争机器的教育，这种教育把战争当作人类最高的成就表现。但是与斯巴达教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现代的党化教育，它所培养的战士，他们的忠诚对象不仅是国家，而且是党的国家，他们必须自觉地信奉纳粹的党国意识形态，崇拜它的领袖，并心甘情愿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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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彻底的以国家主义为旗号的党化教育，这种教育从儿童开始，在课程、教学、教材、师生关系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贯彻纳粹的极权统治原则。这种教育并不是局限在学校和课堂里，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形成一种党国教育特有的“青年运动”，为儿童和少年提供了羡慕、崇拜、模仿的榜样，这就像“文革”时的儿童和红小兵一样。这种羡慕、崇拜和模仿是机械而且盲目的，而青年运动本身则也是激情冲动和缺乏理性的。许多青年人本来就缺乏理智，思想不成熟，并且有青春期的心理和性格弱点，青年人的这些特点未必一定是党化教育的结果，但却使得他们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听凭极权统治操纵的工具和武器。纳粹上台的时候所利用的正是那些虽非由他们直接培养，但却很容易被他们利用和操纵的“热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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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身到纳粹运动中去的德国青年，他们受纳粹的“教育”是在超出学校范围的社会运动和动员中发生的。就学校教育而言，纳粹的教育一共只实行了十二年，从一个儿童6岁进学校算起，也不过维持到他18岁的时候，无论纳粹将它的党国教育设计和执行得如何彻底，毕竟时间不算太长。然而，就是这12年的教育也已经足以培养出千千万万完全不能思考、毫无道德判断，但却在极权政体中具有高度作恶能力的一代“新人”。如果纳粹的统治不止12年，如果这种教育延续几十年，它的恶果会更加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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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一名年轻的德国上尉因为犯下屠杀无辜的罪行，在法庭上受审，他说：“1943年8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把她们杀死……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光，并把她们推进毒气室。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气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浑身都是粪便。”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的回答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80个人的。而且，我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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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德国上尉接受反人道罪行审判的事，是一位曾经在“文革”时当过“红卫兵”的中国人在反思自己的过去时叙述的。这位中国人想知道，纳粹德国的那一代年轻人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就像他想知道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一样。他说：“作为这一代中的一员，我不喜欢听受害者对当时青少年们的‘革命行动’一味地控诉，不喜欢听诸如‘红卫英雄’之类的鄙称，我总是下意识地维护着少年时代的‘圣洁的情感’。但有一次，当我又读到一位老人在回忆录中作这种控诉的时候，有一声长叹却触动了我——‘这些坏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啊’。我蓦地想起那些眼熟的军用皮带，那些涂在老师脸上的墨汁，还有，一个出身很好的中学生，把同学绑在木桩上做稻草人，用军体课上学来的很标准的甚至很优秀的刺杀动作，向同学前胸不断突刺……快三十年了，我几乎不再想起这些，这无疑是一种回避。而在读到别人的历史和别人对自身的剖析之后，我想我们有必要明白我们这块土地曾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回答那个总是被回避着的问题——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58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这正是我们在回顾德国纳粹教育的时候也不能不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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