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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捐赠”和“不听敌台”这样的民众活动体现了极权统治下国民“参与”和“配合”的特征：不仅人人必须参加，而且要由基层组织来落实人人必须参加。基层工作往往繁重而琐碎，工作人员为党跑腿，一般表现得任劳任怨、尽忠职守，即使有在心里抱怨的，也不敢公开表示。这些人一般都是“积极分子”。44这些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般是党的忠实信众，但也有的是在作政治表现，虽然看上去很积极，但到底在心里有什么真实的想法，那就不得而知了。积极分子不仅以言语，而且以行动为党作宣传，成为群众的表率。他们当中许多人很有人缘，乐于助人，热心他人的事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层积极分子，党才能把根扎到群众中间，也才能使群众觉得党员都是好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到了后极权时期，这样在社会基层为党充当门面的积极分子就越来越少了，他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变得更加功利虚伪，对党也已经失去了信仰和信心。表现积极不过是他们为自己谋利的一个手段，群众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也知道群众对自己心知肚明。其实群众彼此之间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在玩相同的假面游戏，心照不宣，互不干扰，各演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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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党国的“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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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依靠大批有真信仰、真心实意跟党一条心，并愿意自我牺牲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但自己毫不犹豫地接受党的宣传，而且还以自己的言行对他人进行宣传。他们对党和领袖（领导）的操守、道德和正确都坚信不疑，就算是被宣传洗脑所操纵，就算是愚昧盲从，也还是在心里保持着一种信仰，相信党永远正确、高尚、伟大。极权一旦不再能大批培养这样的“忠实群众”，便会成为沃尔泽所说的“失败的极权”。后极权便是这样一种失败的极权，它的民众信任机制已经全面崩溃，这使得它再也不可能产生相当数量的真心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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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成功的极权制度中，也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具有极度压制性的极权统治不可能不造成民众的不满和怨愤。党的基层干部行使权力，不可避免地会有触怒民众的地方。他们有的滥用权力，有的监视和刁难一般民众。对党国来说，基层干部手中的那部分权力，既可以为极权统治服务，又可以用来试探民众的忍耐限度，并在超过限度时，为释放民怨提供了一个渠道。因此，党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能够为极权制度起到避雷针和减压器的作用。老百姓在对基层干部不满时，常常会想到“上诉”，也常常会说，“要是元首知道，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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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宣传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一种被称作为“党的宣讲员”的人，他们分成各种不同的等级，等级最高的称为国家级的“帝国宣讲员”（Reichsredner），他们可以到德国的任何地方去宣讲，这些宣讲员包括党的官员、地区（Gaue）领导、政府部长、各州的首脑和大约60名其他人员（据1936年的数字）。至1940年，国家级宣讲员人数达到了500名。下一个等级的宣讲员称作“候补宣讲员”（stoβtruppredner，训练中的宣讲员），在有运动时，他们也可以到全国各地宣讲，表现卓越者，可提拔为国家宣讲员。地区有地区宣讲员（Gauredner），县有县宣讲员（Kreisredner），就像苏联各级部门都有自己的宣传负责人一样。此外还有“专题宣讲员”（Fachredner），由党的外围组织（如农会、妇女会）请去就农业、战争形势等专题作宣讲。战争开始的时候，大约有9800名这样的专题宣讲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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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以后，纳粹夺取了政权，当时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纳粹很重视宣讲员的素质，不光是演说能力口才，而且是政治可靠性。在希特勒掌权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只有1933年以前就已经是党的积极分子的那些人才有资格当宣讲员。在纳粹党的一期月刊中有一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1933年后入党的不能加入宣讲员团：“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德国人民的世界观，它是经过斗争才得来的，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这一斗争，并为之作出贡献的党员，才能以正确的精神予以宣讲”。46只有那些经受过考验的老党员才能真正领会党的精神，就连那些派到党的外围组织去作宣讲的，也必须是党龄长、立场坚定的。他们无论宣讲什么话题，都要联系政治，作出与党的世界观和基本路线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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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员所需要的材料是由党组织提供的。由国家宣传部出版的《我们的意志和道路》（Unser Wille und Weg）刊载了许多不同题材的文章，例如，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历史、为什么德国人应该多吃鱼。有的是直接讨论宣传的，例如开会时，房间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德国人注重细节，纳粹的宣传也具有这个特点。国家宣传部还出版了一份《教育与宣讲材料》（Aufklrungs-und Redner-Informationsm-aterial），涉及的范围很广，如住房、劳工政策、农业、布尔什维克主义、《凡尔赛条约》等。这虽是公开发行的，但订阅的一般是宣讲员，刊物上的很多材料都是他们在宣讲工作中所需要的。例如，1936年7月号上有一篇是讲世界上征兵制度的文章。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在德国实行强制征兵制度，这个宣传材料的目的是向德国人解释，由于强制征兵是国际通例，所以也适合于德国。它介绍说，早在1793年法国就率先实行过这一制度，俄国于1874年实行，后来苏联也在继续实行，1934年和193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又分别实行，等等，用以证明德国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47纳粹宣传动员主要以群众集会的方式进行，因此宣传员常常被派往规模大小不等的公众集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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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政治宣传刊物强调内外有别。例如《教育简讯》（Der Schulungsbrief）是供一般民众阅读的。此刊物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由基层宣传员动员民众订阅，发行量从1937年的150万份增加到1939年的450万份。此刊物的文章虽然各有专题，但专题讨论却必须符合并支持纳粹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正确解释”，符合政治正确的知识性，如中世纪的妇女角色和作用、1914年前的奥地利军队、19世纪的反自由主义等。又例如，1937年至1943年出版的《旗手》（Der Hoheitstrager）是供党的地方以上级别干部阅读的，发行量就小得多，1941年为38000份，并要求阅者“不得外传”。《旗手》杂志并不刊登保密材料，它的有些文章同时也在《我们的意志和道路》上刊登。党的领导可以让下属阅读《旗手》，但不得直接引用。《旗手》刊登许多政策性的指示，例如，如何鼓励民众多生子女、如何与侨民相处、如何帮助基层干部提高工作效率，还有对不当行为的批评和书评，等等。除了专门帮助宣传的刊物外，宣传人员还收到许多其他资料。纳粹的帝国组织部长莱伊（Robert Ley），他的办公室出版许多干部训练材料。党的地区宣传办公室也每月印发新闻简报。戈培尔于1943年为党的领导人员出版了《情况》（Die Lage）杂志，目的是“为政、军、经济领导提供信息，以评估时局，尽好领导责任”。党的外围组织也出版自己的宣传材料，如德国劳工阵线出版《我们的口号》（Unsere Parole）。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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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宣传材料进行宣传是不够的，纳粹要求党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此作为宣传的重要方式。莱伊于1938年编写的《国家社会党组织手册》中列举了党员的各项责任，都是以绝对命令的口吻规定的，如：“元首永远正确，永远遵守纪律！不得闲聊浪费时间，努力工作！自豪但不骄傲！服从纲领，对运动绝对忠诚！你是党的代表，注意你的行为！忠诚无私是最高职责！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个好同志！待你的同志如待自己！坚韧、沉默地战斗！粗暴不是勇气！有利于运动的就有利于德国，这需要你帮助你的人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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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党国宣传得力于能干的人才，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戈培尔。他执掌纳粹宣传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对极权宣传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至今还被他的模仿者不断运用。例如，他坚持宣传必须使用绝对的断言，要黑白分明，敌我论断必须不留任何中间余地。他还发现，宣传要重复断言，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听众不得不相信。他对希特勒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更是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50希特勒本人一般不主张说谎，但他很明白说谎的用处，尤其是为了党国的宣传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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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极权宣传塑造“新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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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1933年开始执政，统治德国共12年，在1939年进入战争时期后，宣传的重点随即也转入配合战争动员的需要。在这段并不算太长的纳粹执政期间，它的党国宣传对德国国民有多大程度的教育效果？又在什么意义上将他们塑造成一代“新人”？从纳粹灭亡到今天，这些一直是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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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得大部分德国人成为军人、秘密警察或其他军事化的杀手，他们的行为已经不再能用一般和平时期的国民标准去理解和解释。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所讨论的“平庸的邪恶”就是用纳粹军人艾希曼为例，在普通德国人的个人品格之外去发现纳粹“新人”的特征，艾希曼也因此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典型人物。艾希曼是一个纳粹制度中的人，也是这个制度的运作者。他成为邪恶的化身，不是因为他具有什么普通人不具有的“恶”的特性，或具有可以被称作为“恶”的思想和判断。恰恰相反，在邪恶当道的时侯，艾希曼为虎作伥，大胆作恶，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判断。不能独立思想和判断正是极权所造就的“新人”的普遍特征。他们因为不能独立思想和判断而盲从命令，所做的坏事不能用简单的作恶本能来解释。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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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是一个以领袖和党的意识形态来代替个人道德思考和判断的“党民”，这使得他把积极参与纳粹行动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极权的罪恶行动无不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来施行，纳粹的灭犹行动是为了弘扬纯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文化，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中营是为了在一国内首先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专制制度的辩护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发掘和拔高极权之恶的深刻正面动机和常人难以企及的高远意义，无不以能独窥其中的玄奥深意来夸耀世人。经过拔高的邪恶显得超凡脱俗、目光高远、神圣伟大，绝非普通人可以理解。而正是因为艾希曼把纳粹的党国意识形态无条件地当作了他自己的世界观，他才“尽忠职守”地成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高效工具。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能分辨对错，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他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既不需要也没有属于他个人的感情、思想和悔意。在极权制度中担任刽子手的艾希曼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平常”的人，“因而显得格外可怕……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52正是因为艾希曼很正常，很平常，他成为纳粹塑造的“新国民”的一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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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纳粹历史的研究者同样也是从普通德国人心甘情愿充当希特勒刽子手这一点，来分析纳粹宣传造就“新德国人”的可怕后果。例如，历史学家布朗宁（C. R. Browning）的《平民如何变成屠夫：后备警察101营和在波兰的最终解决》和戈德哈根（D.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都分析了有500名成员的纳粹101警察营。53在纳粹时期的德国，“警察营”是“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的一部分，成员是因大龄或其他原因不符合正规军服役标准的人员，是“普通德国人”。历史学家们从“101营”的文书证明和通讯记录中发现，警察营成员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屠杀平民的行动，选择不加入并不会给本人带来不良后果（选择不参加的，有的甚至还被提升了）。他们进行的往往是超出屠杀命令的、不必要的残害，譬如虐待行刑前的犹太人。他们对残害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完全不感到良心和道德的不安，就像是从事普通的日常工作一样。他们实际上并非过着极端环境下的军事生活，有的人还带着妻子参加屠杀任务，屠杀期间还回家度假，等等。他们不是没有同情心，他们只是本能地把犹太人当作一种不配人类同情的异类。有一次，德国警察为惩罚一个游击队的暗杀行为，屠杀了一个村落全体二百名波兰人，这一决定令许多警察队员感到伤心、遗憾和震动，然而第二天他们就前往刑场，屠杀更多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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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艾希曼和“警察营”这样的刽子手固然很有代表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在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中直接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那些更一般，更普通，没有充当刽子手的德国人，他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纳粹所塑造的“新人”的呢？德国历史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答。希特勒敬礼是每一个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的普通日常行为，而恰恰是这样一种“普通”的行为，让我们看到德国人如何普遍地在纳粹统治下变成了一种绝对顺从、盲目效忠、价值扭曲、人格分裂的“新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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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问候”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成为一条关于社会交往的政治性规定，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在非常顺从地执行这项规定。纳粹上台之后，一句“希特勒万岁”的套话，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的动作所构成的问候，覆盖了社会文化的全部。1933年，帝国内政部长在一份传达给帝国最高机构的备忘录中写道：“在推翻了多党派的国家以后，希特勒问候语已经成为全德意志的问候。”传统的和习惯的问候被从社会生活中清除掉了。即使在最亲密的交往空间里，人们也必须依照党国的规定相互打招呼。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社团同志关系教育纲要》中，对于打破原有的问候方式，曾出现过这样一段评论：“你应当觉得德意志问候是一种‘当然’的问候，应当抛弃‘你好’、‘再见’和‘您好’等陈词滥调。”它还写道：“不想被怀疑有意拒绝希特勒问候语的人，就应当主动践行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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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德国人习惯的问候语，革除旧的“陈词滥调”，代之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新的“希特勒问候语”，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粹极权生活细节，它包含了塑造“新国民”的所有基本要素：语言、习惯、感受、行为、人际关系，甚至身体姿势和相应的面部表情。希特勒问候语成为一种新生活秩序的象征，“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被看作一种示忠。希特勒问候的贯彻与推广，标志着人际交往的秩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同时又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他们沉浸在‘罕见的前现代仪式所营造的幸福’当中”。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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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框架，当时“希特勒问候语”这样一个大多数德国人习以为常的举动，若一个旁观者看在眼里，一定会觉得十分荒诞可笑，不可理解。阿勒特提到了一名年轻外国桨手看到德国人行希特勒礼时的感觉，这位桨手是这样说起自己在康斯坦茨尼普顿俱乐部的经历的：“193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去俱乐部训练。我像往常一样同队友打招呼，对他们说‘你好’。就在这时，一个家伙很放肆地朝我冲过来，大声对我嚷道：‘你这家伙难道不知道，德国人打招呼应该说“希特勒万岁”吗？！’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个低劣的玩笑，但是周围鸦雀无声，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所有人的脸上都木无表情。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并不是玩笑。于是我什么话都没说，走到更衣柜前，把随身用品一股脑儿扔进运动包里，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那里，后来再也没有回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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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以为常的“希特勒问候语”甚至使得人们不再能正确判断什么是日常生活中应有的人际礼貌。海尔加·哈特曼1938年在巴特康贝格（陶努斯山区）写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我那年5岁，祖母让我到邮局去买邮票，同去的还有我7岁的堂姐。邮局在一座私人住宅里，负责人是一个女的。我们到了那里，一齐说‘早上好’。那个女负责人看上去很生气，让我们退到门外去，并对我们说：‘想清楚该怎么做再进来。’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我堂姐想，也许我们应该先敲门。于是我们敲了门，一齐大声说‘早上好’。她跑了过来，抓着我们的手，把我们领到门口，手把手地教我们在进入办公场所的时候应当怎样向元首敬礼。这就是我对希特勒问候语一直以来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今天都念念不忘。”57这位邮局负责人太太被纳粹宣传改造得非常成功，她把政治正确当作了礼貌行为，以至于连判断孩子在向她问好时有没有失礼，都已经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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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极权的“新文化”和谎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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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问候语是纳粹宣传无限忠于元首的手段，这个问候语被大部分德国人接受，并随时应用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形成了一种纳粹所期待的人际关系：“在每一种问候语中，都会透露出问候者的自身利益，以及他以什么方式理解自己的行为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这在‘德意志问候语’尤其明显。人们从打招呼起渐渐揭开的秘密，不可能从占支配地位的集体生活的秩序关系中被完全排除出去，相反，它更多地反映出打招呼的人对社会个体所隶属的公共行为空间的感受。一个在公共场所，例如在企业里、马路上或者家门口，看似兴高采烈地抬起右臂致敬的人，在进了家门，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之后，却可能是一个坚决反对德意志问候的人。”58强制性的公共行为和政治正确的言行标准，使所有的人保持一致，这必然会造成公共行为与个人想法的分裂，也因此造就一种生活在强迫、恐惧和不信任下的假面人。极权体制下的“新人”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样的假面人，这是他们所接受的最基本的国民教育。那些不愿意行希特勒礼的人们，他们在公共场合也必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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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问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极权统治下的普遍国民行为和心态，这种行为和心态在今天看来非常乖戾，甚至不可理解，这就像今天回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一样。然而，造成一国人民这样的乖戾行为和心态的既不是国民的突然道德异常也不是集体的突然神志不清。这与由所谓“民族文化”决定的国民性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民族文化非常不同的德国和中国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阿勒特认为，德国人接受并实行“希特勒问候”，是他们适应极权生活秩序的一种表现，“恶魔并不是选准德国人而来，德国人之所以会依附于一个神授圣人，同他们的民族气质没有绝对的联系，如果我们仅将目光投向希特勒问候的含义结构，那么我们发现，恰恰是人与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对于适应社会秩序的灵活程度，抑或对于社会秩序的野蛮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9个人与普遍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文化”，文化是教化，是潜移默化，文化起到的是调节个人与生活秩序之间的关系，并在最大程度上使之趋于一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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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问候”成为纳粹德国“新文化”的缩影，是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新礼仪”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文化革命”的成果，从它的深入人心来看，应该是相当“丰硕”的成果。以“新文化”来对人民进行政治洗脑，这是极权统治的一个普遍特征。德国社会学家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指出，在德国，“基于文化期待与文化成就，人们一直坚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色之路，一条‘特殊的道路’……文化被看成了政治的高贵替代物”。对希特勒问候来说，这种具有德国特色的礼仪是具有讽刺性的，就在德国“新礼仪”形成并在德国扎下了根的时候，文化不仅没有使德国人与世界联系得更紧密，反而成为“德国人企图使自己与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的响亮口号”。60这种纳粹的德国新文化，它的全部作用是使所有的德国人，不管每个个人在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都必须与其他德国人，而且只是德国人，保持完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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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党国文化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一种胁迫力量。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的宣传无须排斥“旧的”德国经典文化，相反，它甚至能够有效地将一些经典文化“为我所用”。德国历史学家梅内克（F. Meinecke）在他的《德国的灾难》一书中写道：“狡诈虚伪的戈培尔很清楚地知道如何将几篇内容相宜的绝好文章刊登在纳粹党报的显著之处，从而诱捕无辜的灵魂成为纳粹的拥护者。每个星期天早晨礼拜的时候，他通过在电台中播放一个名叫‘宝库’的节目——对听众播放最为经典、优秀的德国音乐和精挑细选的诗歌作品——来达到阻止人们去教堂的目的。”61勒佩尼斯指出，纳粹用操纵“什么是文化”来作为它的宣传手段：“纳粹宣传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有意地打造并上演一些‘与政治无关’的艺术作品，其中电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莱妮·里芬施塔尔（1934年纽伦堡群众集会的《意志的胜利》的导演）便是很好的例子，她认为她与纳粹政权毫无干系，因为她在战争期间创作的电影《低地》是一部浪漫影片，是‘与政治和战争相对立’的影片”。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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