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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宣传打扮成文化、将宣传文艺化、去政治化，是为了更好地宣传，而在这种宣传中发挥作用的作家、导演、教授、学者，那些正式雇佣或临时投效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需要在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中都直接为党化宣传效力，他们平时所保持的中立学术、艺术立场或“专家”身份使得他们可以在最关键时刻发挥最佳宣传作用。他们中有的并不意识到自己所起的这种作用，还以为自己从事的只是学术、文学、艺术等高尚而有自尊的文化事业。埃吕指出，知识分子特别容易接受宣传，也特别善于参与宣传，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里有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政治野心等各方面的原因。63除了这些原因之外，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普遍的假面和功利社会之中，不得不挣扎在想象的自尊与实际的自卑之间，这些应该是更加直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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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尊的丧失和真实价值的撕裂成为一切极权统治——成功的、失败的和更失败的极权——给国民造成的巨大心灵腐蚀。哈维尔把这种心灵腐蚀称作为“谎言”，成为对极权的经典概括。哈维尔说，极权是对人的社会生活每个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影响，而且，极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极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哈维尔还指出，极权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世俗宗教思维和观念体系，“极权对任何问题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极权可以借用外在资源，任何外在资源都会在借用过程中被它同化，并转变为极权整体的有机部分。对极权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是全部摒弃，“不可能部分采用”，那些失败的和更失败的极权并没有改变它们的极权性质。对于看上去改良了的极权，一个人哪怕只是部分地接受了它的合理性，也会就此陷入它的统治逻辑而浑然不能自觉，其后果便是“人的生命遭受它的彻底影响”，心灵被不知不觉地毒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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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曾经用一位水果店经理的例子来说明人的心灵会如何遭受极权的毒害，这个事例中的极权日常生活细节与阿勒特关注的“德意志问候”一样，成为极权国民人格的极有力的细微象征。他们运用的都是“微观社会学”的观察方式。那位水果店经理在其橱窗上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他并不相信这个谎言，但仍然在装作相信。这是一种典型的极权统治下的谎言生活。水果店经理从来不去思考他贴在橱窗上的标语，这些标语也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和他每天买进卖出的生活丝毫不相关，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标语混于洋葱和胡萝卜之间呢？哈维尔解释道：“很简单，因为许多年都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麻烦，他可能因为没有照规定布置橱窗而受到责备，甚至指控他不忠诚。他做这件事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他就必须做。”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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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和阿勒特所观察的极权生活细节具有普遍意义，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不需要成为极权统治的刽子手，只要参与在它的谎言中，就已经在被它的宣传所毒害，并在协助延续这种谎言。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在讨论极权谎言的《极权主义与谎言的德性》中说：“极权制度的谎言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这种谎言的范围极广，非常频繁，而且还是因为它产生的社会、心理和认知影响。”66这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习惯于把政治正确当作真理，把遗忘历史当作创造历史，用条件反射来代替思想，用冷淡麻木来对待堕落，以致整个社会陷入思想僵化、道德麻痹、人性扭曲的异化状态。在这样一种异化的社会状态中，“生活在谎言中导致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又造就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67这是一种练就全体国民奴性的谎言，一种极权统治所独有的“组织的谎言”，68也是一种使得国民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变得格外困难的集体谎言。不幸的是，在一个极权国家能够像1945年的德国那样有机会改变它的政体之前，这样的谎言还会一直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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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十四章 东德的“宣传教育”为何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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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之前，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宣传是在东欧国家中最有效的。匈牙利出现过1956年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有过“七七宪章”，波兰有过团结工会，但东德人民的思想却很稳定，1953年出现的动乱被很快平息，在这以后的36年间，东德的政权一直没有放松对人民的宣传教育和思想统治，人民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反抗。似乎谁也不怀疑东德政权和政局的稳定，而且以为会一直如此，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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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连学者们都一直在预言，统一社会党政权会在东德长期存在下去。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东德政权却一下子崩溃了。在这政权存在的时候，它一直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但在它垮台的时候，却很少有人为它惋惜，更不要说挺身而出，拼死保卫了。这样出人意料的突变到底源于何种原因？是纯属偶然，是出于统治者的一时疏忽？还是有一些更深层的必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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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庞大的宣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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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的思想宣传和纳粹思想宣传都发生在德国，都是典型的“党宣传”。东德的“党宣传”比纳粹更体现党的绝对领导。纳粹宣传体制有“政出多门”的特点，因为即使像戈培尔这样的党棍，也还是会顾虑到政党和国家的不同“法律权威”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党”和“国”还是有所区别的。1931年至1945年戈培尔担任纳粹党的“帝国宣传首脑”。纳粹取得政权后，他同时兼任党的“帝国人民启蒙和教育部长”和国家的“帝国文化部长”。他掌管的宣传、审查、督导范围包括报纸、杂志、电影、书籍、公共集会和庆典、对外宣传、戏剧、艺术、国内电台和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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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于1935年这样规定纳粹的党宣传系统：纳粹必须控制报纸，但是必须通过国家而不是由党来直接控制，“因为党不能这么做，党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法律权威来控制报纸。报纸因为我是（国家政府）部长才听我的。如果我要以帝国宣传领导（党）来控制报纸，他们就会说，你没有那个法律权威。……如果我们需要用集会的方式，通过宣传动员人民，那是党的责任。如果我们要用报纸来影响人民，那就是帝国文化部的事情。无论是国是党，影响民意的事全掌握在我们手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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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并不是纳粹德国宣传的唯一掌管人，例如，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是“帝国人民启蒙和教育部”副部长，在党内与戈培尔属同等级别，自1937年担任希特勒的新闻秘书，战争期间比戈培尔更经常陪伴在希特勒的左右，对戈培尔形成掣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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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纳粹宣传体制相比，东德具有更直接的“党宣传”特征，德国统一社会党控制宣传，国家部委的作用要小得多。宣传政策一直由党的最高首脑直接掌管、决定，从1950年至1973年是乌布利希，从1973年到1989年是昂纳克，政治局委员参与决策意见。东德党宣传的一元化体制使得党对宣传和思想控制拥有当然的“法律权威”，通过国家有关的“部委”来传达党的旨意，也就不过是形式而已，而这些部委的领导在政治权威和级别上远远低于党的意识形态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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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宣传体制模仿苏联模式，分为“宣传”和“鼓动”（或动员）两个部分。宣传着重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建设，以历史的必然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共产党的先进性为内容对人民进行长期的教育，而“鼓动”则是直接动员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政策，投入实际的工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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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宣传的工作人员包括各种专职的宣传官员、干部、工作人员，人数相当庞大，东德的全部人口为1650万，而宣传工作者就有80多万，占总人口的5%（相当于中国的6500万）。德国统一社会党有一个被称作“党员年训”（parteilehrjahr）的训练课程，是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完成的，光是1988年（垮台前一年），参加这个课程的宣传工作者就有11万人之多。据一项来自莱比锡的报告，党宣传工作者中，约有一半参加领导“党员年训”，大约有20万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都兼有部分的宣传任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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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德，党员是“先进分子”，即使他们不是全职的宣传工作者，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正确思想，紧跟党的路线，自然是他们应尽的分内责任。这些有关宣传工作者的数字还不包括“记者”（他们的新闻媒体单位是由党直接控制的）、“自由德国青年团”（共青团）、四个行业的“政党”（如基督教人士、农民等，相当于中国的民主党派）中担任宣传任务的人员。其他许多组织也都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如德苏好协会、自由德国贸易联合会、对外友好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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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工作者的人数就更可观了。一项1976年的估计认为，当时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党员有200万，其中10%15%都有鼓动群众的任务。行业政党和各种政府组织中的许多成员也担负这项任务。东德有一份专门为鼓动员出版的周刊——《什么与如何》，1979年的发行量是45万份，约等于当时东德人口的3%。尽管订阅这份杂志的并非都是“鼓动员”，但这么大的发行量也还是反映了鼓动员的队伍非常庞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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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社会党非常重视宣传工作者的培养，成绩也相当显著。1945年“二战”后东德建立，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干部。德国的共产党在希特勒12年的纳粹统治下，几乎已经被消灭干净。1950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运用苏联的教育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区的政府机关中都开办了党校。到1989年政权崩溃时，主持“党员年训”的宣传工作者中有一半曾在党校至少学习过一年，其中8%有研究生学历。其他的人员也都在党校短期学习过。到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所有领导干部都拥有党员大学的正式学位。以学历证明来看，党的宣传领导干部的知识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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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宣传工作者”不同的是，“鼓动工作者”都是一些在单位里发挥作用的党员，学历和效率都不如宣传工作者。来自莱比锡的一项报告说，在当地一家百货公司的调查中发现，“挑选出来当鼓动员的大多是纸上人数，他们没有接到上级党领导的指示，因此无法有效地做同事的工作”。5鼓动员虽然担负着做同事们思想工作的任务，但实际上往往是有人无责，有责无能，做做样子而已。没有热忱的宣传成为后极权和新极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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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宣传工作人员队伍庞大，其中有热情工作的，也有的纯粹就是端一个党宣传饭碗的，更有的是以这个职务谋取个人的实惠（升迁较快、孩子上大学有优先）。党的领导对此也有所了解，1961年8月，在布莱顿堡召开的一次宣传会议上，宣传人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是相当好的，严重的问题是，192名受邀参加会议的宣传工作者，只有52人出席了会议”。许多宣传工作者都说工作太忙，顾不过来，他们从来不买书，不读书。1961年的一份报告说，许多宣传工作者连必备的36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40卷《列宁全集》都没有买过。就是买了的人也很少有人真正读过。这些人当中，一大部分都是因个人实惠、好处、功利而吃党的宣传饭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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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特色是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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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党多么努力地在党校里为宣传工作者提供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的40多年中，宣传工作者的素质和效能仍然一直是一个问题。这里面有个人素质的因素，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制度本身的因素。195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鼓动部”的一项报告认为，宣传工作者自己对问题了解不够：“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党的干部应当比一般报纸读者对政治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党的书记们一样只能从报纸上得知消息，与共和国的公民没有什么不同。”7报告建议，为党的基层书记多提供一些“内部消息”，结果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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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干部在许多事情上与老百姓一样蒙在鼓里，这种情况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存在的全部40多年中没有什么变化。供党员干部阅读的《什么与如何》和《新路》（Neuer Weg）发行量很大，根本不可能登载“内参消息”。东德官方最害怕的就是把自己的坏消息走漏给西德，为了防止“泄密”，许多事情连自己的基层干部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再说，有的情况（如高层的意见分歧）如果泄露出来，还会在国内造成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也是不能让基层干部们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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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宣传沉闷单调，翻来覆去地重复同样或类似的话，高层主管想尽办法，也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例如，东德的官方报纸《德国新闻》虽然发行量高达100万份，但内容单调，1955年的一份党内报告批评道：“总的来说，这是一份无趣、沉闷、勉强可读的报纸，至少它的重要文章都是味同嚼蜡。……报纸刊载过多的长文、领导长篇讲话，就连党员干部都不爱读，不要说一般党员了。”一年以后，一份给党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说：“《德国新闻》对本国各经济部门发展的报道，还不如资产阶级报纸。”1977年，党中央认为，“民主德国的报道应当有更多的信息、更活泼、更生动有趣”。官方语言是不能用“缺乏信息”、“不活泼”、“不生动”这样的负面说法的，说要“更”如何如何，表明情况已经相当糟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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