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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00 与黑色宣传相对的是白色宣传。白色宣传提供的信息是确实的,不是编造的,它甚至提供确实的信息来源。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灌输对宣传者有利的观点,或者故意混淆某些问题的实质。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美国人权纪录”就是这种白色宣传。这种人权纪录中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实的,因为都是来自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媒体报道,例如美国有多少枪击事件、有多少妇女受到家庭暴力侵犯、有多少贫困儿童等等。这似乎给了这个纪录很大的“客观”性。但这些客观材料却被用来混淆“人权”的实质含义,那就是,人权要保护的是公民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而不是个人不受其他个人的侵犯(如果是美国政府不管,甚至鼓励或怂恿枪击,那时候才会涉及到人权)。这种白色宣传要混淆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权本质问题,从而获得“我错你也错”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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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02 灰色宣传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宣传,它的信息来源可靠,但真实性却不确实,例如,“文革”中所说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所说的事件、人物也许都不是编造出来的。但是,这并不就等于真的有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属于这一类宣传。比如,人民代表的产生,人民确实投了票,但却没有民主提名、竞选的程序,也就没有普选的合法性基础。还有一些具有灵活性的灰色宣传策略被用作对具体事件解释的权宜之计,这类权宜之计一旦暴露出欺骗性,便更增加了人们的反感和不信任。这类灰色宣传有的甚至已经成为民间笑话,如“俯卧撑”、“躲猫猫”、“草泥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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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04 随着公共信息的全球性传播在网络时代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随着强制统治机器的发条越来越难以上紧,黑色宣传越来越被灰色宣传和白色宣传所代替。有的人认为只要用巨资打造、更新宣传机器,就能达到“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宣传目标。但是,要想在国外取得期待的效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西方,对宣传的学术研究与普通民众对宣传的认识是同步发展的。有论者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许多年间,欺骗性的宣传是无数人文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到了20世纪40年代,高中和大学课程中都有关于宣传的教学内容单元,例子都是来自法西斯主义……和商业广告。但是,对宣传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多元并不断发展的,到了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不同的新概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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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06 过去几十年间的宣传研究更多地关注那些在极权黑色宣传之外的更巧妙、更精致、更灵活的新型宣传手法。这些手法不只是在极权国家里,而且在民主国家中也被广泛运用。正因为如此,新型宣传的策略和方法调整不仅发生在它自身内部,而且也发生在向外部的学习和借鉴中。灰色和白色宣传都是运用不同程度“半真”手法的宣传,但正如希伯来谚语所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们,大概不会轻易相信“软实力”的宣传。用改良说谎,而不是加强说理,是不可能打造真正的“软实力”的。说谎不是“软实力”,说理才是“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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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08 三、诸多种类的非理性话语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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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10 一般人都知道说谎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向其他个人说谎时,往往难免会有一些内疚感。但是,宣传是一种体制性、制度化说谎。与个人说谎不同,宣传不会因为说谎而感到内疚。宣传是一种不受个人道德良知约束的说谎。各种不同的“发言人”即使有名有姓,也都是担当组织和机构的话筒角色,他们是宣传的化身,从他们口中发出的声音,与他们作为说话者的个体内心道德良知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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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12 然而,即使如此,宣传或宣传化身也没有“胆敢”(姑且用“拟人”说法)以谎言的名义来说谎的。宣传也希望接受者把它散布的信息当作真的来接受。宣传者知道,在只能以强制力维持宣传时,接受者实际上已经不相信宣传,只不过是做出相信的样子而已,所以更需要在宣传的说理逻辑和其他关节上做手脚,尽量掩饰做假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继续依靠以往的非理性话语之外,它也对非理性话语作更多的理性装扮。下面的例子会兼及这两个特点,有心的读者不妨对下面列举的宣传类型和特征自己灵活增减,也可以在它们之间建立多层次联系,重新调整组合,总之,举一反三,自行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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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14 1.不愿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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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16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戾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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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18 2.“事实”和“看法”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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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20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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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22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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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24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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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26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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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28 一般来说,有五种字词定义方式:(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四种方式。第四和第五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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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30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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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32 4.“新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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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34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8“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前和“文革”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维护社会不公正,改革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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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36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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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38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制度最先进,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存在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都是好制度。这个假定把衡量好制度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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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40 6.断言、重复和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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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42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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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44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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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46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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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02148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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