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02311
1704802312
在《说谎概要》一书中，苏里文（Evelin Sullivan）问道：“人为什么说谎？人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她认为只有两个原因，“而且明显得叫人惊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真相”，第二个原因接着第一个原因，“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真相，自己就会失去许多东西：权力、地位、尊敬、金钱、舒适、快乐等等”。17显见的动机使得谎言成为一种浅薄、平庸的罪过和邪恶。但是，浅薄、平庸是可以包装的。一旦谎言用高深的理论、高尚的事业、高贵的说辞装点起来，并且当作绝对真理来强行散布，它就成为冠冕堂皇的“宣传”。
1704802313
1704802314
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政权即镇压职权”，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运作。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格列佛来到了在他看来尚未开化的马国。他对马儿描述文明国度中的“说谎”，马儿表示不能理解。马儿说：“说话是为了帮助我们彼此了解，接受事实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说成了是，那么说话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说真话，我就没办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说成黑，把长说成短（把恶说成好，把丑说成美），你的话不仅不能告诉我什么，而且反而会陷我于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1704802315
1704802316
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学者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记录纳粹德国话语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揭示了一个陷千百万人于比无知更可怕境地的极权国家。18主宰这个国家的是一种渗透到每个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的官方宣传。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像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1704802317
1704802318
克莱普勒之所以对这种毒质话语还有一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认并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是因为他能够有意识地去“细读”这些话语。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去了解宣传手法和逻辑谬误，获得必要的知识，增强免疫力。所以，在“二战”后他出版了《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本书。
1704802319
1704802320
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实际接触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看上去是口语的，但却渗透着纳粹书面语言和政治宣传的思维模式、乖戾逻辑和意识形态特征。民主话语的理性逻辑和说理是纳粹非理性话语的死敌，也是阻止纳粹非理性话语彻底胜利的最后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之邀，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与董健、丁帆、王彬彬、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黄蓓佳等学者、作家讨论到中国语言的现状，“重新学习中国语言”成为一个受关注的问题。顾彬提到，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垮台的这十二年，德语遭到了污染、歪曲，德国作家们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德语。一位与会者深有体会地说：“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语言。可是我们没有察悟到，这一点我觉得给我触动最大。我重读了一大批作品，那种语言的污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19
1704802321
1704802322
语言的污染当然不会仅仅发生在小说写作中。说理，尤其是公共说理，更会受到同样的污染。说理是一种特别与“书面文字”（区别于“口语”的“文字”）相关的表达形式。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因为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close reading）。前面例举的不讲理、讲歪理和非理性话语都可以用作如何从不同话语层次来进行细读的例子。
1704802323
1704802324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据、论之有理。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1704802325
1704802326
学生们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细读一直是他们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一种人文训练。大学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它正是在细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古代，当文字被人们很神圣地对待时，无须强调细读。像《圣经》、四书五经或其他经典，都是被读了又读，甚至能够背诵的。自从有了现代印刷机，再加上社会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阅读渐渐失去了它昔日的严肃性，甚至变成为一种消遣。细读要纠正的正是那种囫囵吞枣、粗浅浏览、人云亦云式的阅读。今天的网上阅读大多数便是这样的粗浅阅读。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对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因阅读和接受习惯的改变而丧失思想能力充满了忧虑，尤其对人们放弃批评精神和怀疑态度发出了警讯。他认为，就说理而言，写作优于口语，写作的表述方法会对文化有较健康的影响，“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因思想幼稚而）变得越来越可笑”。皮亚杰的理论是，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20
1704802327
1704802328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和论证。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在判断说理可靠性的时候，他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21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推动形成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
1704802329
1704802330
1704802331
1704802332
1704802334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十八章 “好生活”的教育
1704802335
1704802336
在古希腊的雅典，“教育”与“治理”（统治）是同义的，培养维护“好生活”的教育与“好的治理”也是同义的。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城邦里还几乎没有正规的教育，普通雅典人在青少年时已经学会了读和写、受过体育训练、学会弹奏七弦琴。他们从城邦生活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学校。城邦活动和公民会议、节日庆典和朋友聚会、日常社会生活，到处都有他们接受教育的地方和机会。教育不只是获得一些知识，而是学习成为城邦的公民。好公民和好生活，好的个人生活和好的城邦生活是一致的。
1704802337
1704802338
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有了云游四方、传授修辞和别的技艺的“智者”（sophists），苏格拉底的对话也在开始一种新的哲学教育，公元前4世纪有了哲学学校。学校的教育变得比较正规了，有了常设的课程，也有了教科书。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约公元前380年）和晚年著作《法律篇》中，有许多地方谈的是教育，而教育的目的则是造就正义的秩序和维持好的城邦生活。然而，不幸的是，贤者设计好生活，并以此教育人民，似乎从此与威权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柏拉图讨论的不是民主公民的教育，更不是民主的公民教育，而是一个以威权方式实行的，以同质共同体或“家庭式国家”成员为对象的教育。这样的“共和”，它的目标是用智慧的哲学和知识，在个体的好和城邦的好（共同的好）之间建立一种全然一致的关系。同质共同体的共和也就是后来18世纪卢梭所青睐的那种文化同质和共同传统的、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小型共和国。
1704802339
1704802340
一、国家主义和威权的“好生活”
1704802341
1704802342
在同质共同体的古典共和那里，治理就是教育，它的理想教育者是少数贤者，他们教育和治理其他的人，不只包括那些有待成长为公民的儿童，而且也包括那些不够有德行的成年公民。少数人的精英治理，他们的资格来自超群的德性和知识（智慧），而不是先有被治理的准备。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的定义是能统治和被统治，但他同时认为，“整个城邦只有一个目的”。1在治理和教育中起重要规范作用的“法”是由贤明的立法者（lawgiver）给予的，并不需要经由被统治者的同意。贤者治理（统治），不是为了使大多数人自己也可能变成治理者（那是由共和体制决定的），而是为了使大多数人能够过上“好的生活”。至于好生活是什么，那必须通过智慧去发现，因此只能由少数哲学家来告诉其他人。少数贤者的权威和他们对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治理都是威权式的。
1704802343
1704802344
在柏拉图那里，公共的“善”和私人的“善”是和谐一致的，善最好是由个人在自己内心培养，否则就只好从外部强加。在《理想国》第九卷中苏格拉底和格劳孔有这样一段对话，苏格拉底说像工匠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受欲望的支配，所以必须有人在思想上教育和控制他们：“手工技艺受人贱视，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有回答说，那是因为一个人的最善部分天生虚弱，不能管理控制好内部的很多种欲望，而只能为它们服务，学习怎样去讨好它们吗？”
1704802345
1704802346
苏格拉底又接着说：“因此，我们所以说这种人应该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人物（换句话说，一个自己内部有神圣管理的人）的奴隶，其目的不是为了让他可以得到与一个最优秀人物相同的管理吗？我们这样主张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奴隶应当（像色拉叙马霍斯看待被统治者的）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管理或统治，而是因为，受神圣的智慧者的统治对于大家都是比较善的，自然，智慧和控制管理最好来自自身内部，否则就必须从外部强加，为的是让大家能在同一指导下成为平等者，成为朋友，对吗？”2格劳孔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这证明苏格拉底说的是合乎道理的，因此是应该实行的。
1704802347
1704802348
对待成人是如此，对待儿童更是这样。苏格拉底说：“制定法律作为城邦所有公民的盟友，它的目的便在这儿，我们管教儿童，直到我们已经在他们身上确立了所谓的宪法管理时，才放他们自由，直到我们已靠我们自己心灵中的更善部分帮助，在他们心灵里培养出了最善部分来，并使之成为儿童心灵的护卫者和统治者时，我们才让它自由——我们如此做的目的也就在这里。”3那么那个行使教育之权，并主导正确“统治”（也就是治理）的“我们”是谁呢？
1704802349
1704802350
这个“我们”也许并不包括苏格拉底自己，因为他说过，他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们”应该是指那些更智慧的贤者，他们离开了无知的洞穴，见到了光亮，因此明白什么是对所有灵魂有善益的“正确统治”。要创立一个所有人都有德行的国家，哲学家必须重返洞穴，成为“哲人王”来对洞穴里的人进行强制教育。这是因为，“关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那些意见并不是全属空想；它的实现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能的，只要路子走得对，……只要让真正的哲学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就能给所有的人带来解放。这些贤者看重的是“正义和由正义而得到的光荣，将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强迫别人去做他们不愿意的事情。例如，“他们将要求把所有10岁以上的有公民身份的孩子送往乡下去，他们把这些孩子接受过来，改变他们从父母那里受到的生活方式影响，用自己制定的习惯和法律……培养他们成人”。从城邦的共同之善来看，这是必要的，“这是我们所述及的国家和制度借以建立起来，得到繁荣昌盛，并且给人民带来最大福利的最方便的途径”。4
1704802351
1704802352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治理和教育是否真的能够来自一位英明的贤主，是否真的会造就一种“好生活”。那些历史上强制性的实现“好生活”的途径和手段，都是为了教育人们什么是好生活，如何把这样的好生活永远延续下去。然后，这种强制的好生活充满了欺骗、权术、暴力和恐怖，它给无数的人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深重的苦难。这样的教育，即使是出于像柏拉图那样真诚高尚的动力，或者完全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宣传欺骗无关，也还是使人觉得不寒而栗。
1704802353
1704802354
我们觉得拒绝上述那种“好生活”，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好生活”让无数人吃尽了苦头，使他们个人的生活很不幸福，而且还因为，这样的“好生活”是以威权和强制的方式强加于人们的。即使伟大领袖是一位真正的贤者，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合理合法地安顿我们所有人的灵魂，强制安排我们每一个人的好生活吗？这种威权主义的“好生活”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好生活，它所强调的共同的善和个人的善都是以国家为中心坐标，公民的善是一种缺乏自我、从下向上仰望式的“美德”（服从政府权威、遵纪守法、爱国奉献、参与由领袖发起的政治运动或者由政府号召的社会事务），在权力治理中，公共的好和个人的好被故意搅和到一起，变得不再需要、也根据无法分辨区别，个人对好的判断也就完全失去了作用和意义。
1704802355
1704802356
苏格拉底说，不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对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智的人来说，真正的好生活应该是他自己选择、自己想过的好生活，照亮他内心洞穴，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生活的光亮，无论这光亮多么微弱，都应当是他自己见到的光亮。由哲人或英明人物等所发现并强加于人民的好生活，就算确实是好生活，在蔑视人的自由、理智这一点上，仍然与人本主义的好生活背道而驰。拒绝威权的好生活是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得失的评估结果：专制极权的好生活给一个人带来再多的物质满足、国家强盛，他也还是因为它不能给他自由，不尊重他的理性而感到不幸福，对于不幸福的他来说，专制极权的好生活就不是好生活。
1704802357
1704802358
二、人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好生活
1704802359
1704802360
与国家主义好生活不同的是人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好生活观念，人本主义的观念帮助形成了一种以每个个体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本的多元价值共和。在这一点上，它也有别于同质共同体共和。同质共同体共和虽然可能保障公民自主有效参与，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公民权利，遏制权力专制和独裁（当然并不总是如此），但在“好国民”的观念上，仍然是一个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政体，因为它强调的公民美德首先是服从权威、遵纪守法、爱国奉献。人本主义的共和是建立在自由、理性的个人观念和公民权利之上的，它的中心是人，不是国家，因此具有自由民主的特征。从每个人的自由、理性、尊严出发，自由民主的共和认为，共同的善和个人的善都很重要，它反对以一种善来宰制另一种善，也反对将两种不同的好生活刻意混淆，混为一谈。就“善”与“好”的关系而言，公共的善与私人的善，公共意义上的好生活与每个个人心目中的好生活，都必须有所区别。
[
上一页 ]
[ :1.7048023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