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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好生活和核心价值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思考和讨论这些是作理论文章，讲高深学理，事实并非如此。好生活和核心价值其实很平常，也很具体，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渗透在他们的待人处世和公共政治行为之中。正因为平常，好生活才成为人们可以感受的生活方式，核心价值才成为普通人的公共生活常识，把这些作为公民教育的内容，正是因为普通人，乃至少年儿童都能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和日常体会感觉到与他们生活品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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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好生活是感觉，更是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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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第一卷就把“幸福”作为伦理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紧接着又在第二、第三卷里分别提出了“德行”（“善”）和“行为”的问题，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幸福”或者好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幸福是一种完全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12亚里士多德说，许多人“以生活享受为满足”，更有许多人过着“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满有道理”。13他认为，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而另外两种更高的幸福则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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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不是存在于如何理解之中，而是存在于如何生活之中。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政治制度（政体）对好生活的影响，因为政体和它的法律直接对公民有道德教育的作用：“我们必须先进行现实活动，才能得到这些德行。……我们做公正的事才能成为公正的，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表现勇敢才能成为勇敢的。在各城邦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例证。立法者们通过习惯造就善良的公民，所有的立法者的意图都是如此，不过有一些做得不好，他们失败了。一个好的政体和一个坏的政体的区别就在这里。一切德行，都从这里生成，并且通过这里毁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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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坏的政体中的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说了一个“幸福”感觉的故事。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从前一天晚上起就觉得不舒服，有些发烧，他早晨起来，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熬过去。可是一天下来，居然过得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偷带的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别的犯人那里弄到了东西，还搞到了烟叶。没有生病，一天就这样挺过来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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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说的是个人的“幸福”感觉（它也让人联想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故事），它基于达到或超过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讨论的“幸福”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意义，“幸福”与人们平时所说的“快乐”是有区别的。著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险些死在纳粹集中营里，他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意义”。16在集中营里，或者推而广之，在没有正义、充满暴力压迫的环境中，人的活和死都没有意义可言，所以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人们的幸福感更是会被环境极度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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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避死、趋乐避苦是人和其他一切动物共有的本能和欲望，而只有人才能在“生”和“乐”之外寻找到一种可以称作为“好”和“幸福”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说：“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17这种享受可能超出肉体的需要，但仍然只是快乐而不是幸福，例如有人花400万买一只藏獒，再用30辆奔驰轿车去迎接，他享受了“体面”的快乐，但有多少人会同意这是一种“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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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对某种意义，尤其是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当人能在痛苦中找到人生意义时，痛苦也变得可以忍耐了。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把这称作超越个人生命局限，把个人与一个更大的存在联系起来。18有的人为某种事业“牺牲”或“献身”，找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令他觉得幸福和好的意义。他们觉得，有意义的死是为某种事业“杀身成仁”，而“仁”便是他们觉得虽死犹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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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某些人看来是具有意义的，在另一些人看来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想象。有人曾经为之光荣牺牲的伟大事业，在后人眼里可能并不值得。因此伦理学家凡·维克（Robert Van Wyk）说：“一个好生活必须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幸福以及不要在寻找幸福中上当受骗。”19越容易受骗上当，就越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好生活。“文革”的时候，中国人生活在极端的物质和精神匮缺之中，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充满了暴力、残害和非正义，但是仍然还是有许多人觉得自己是在过着一种莺歌燕舞的好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真的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盼望着得到同他们一样的幸福。一个人要知道自己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就需要他能够自由地获得知识和信息，理性、独立地思考，并在一个以宽容、尊重为价值的社会环境中与同样自由、理性的他人交流、沟通。在一个封闭隔绝的国家里，在一个人与人无法自由地对公共生活品质交换意义并提出批评的社会里，都是难以形成关于好生活的正确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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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可以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一起来确立和维持，因此也才需要成为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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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政治的和普世道德的。政治性的幸福生活价值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小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甚至不要命的“小车不倒只管推”，“捍卫某某路线，粉身碎骨也心甘”。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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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道德的幸福生活价值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的道德观，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好的公共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宽容、尊严、真实、诚信，是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历史上许多对“幸福”的政治狂躁追求，都是由国家权力主导，结果是灾难性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与好的公共生活有关的普世价值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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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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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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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里：《记忆传授人》（The Giver），郑荣珍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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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贤治编：《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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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mon Schama，Citizens：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Knoph，1989，pp. 82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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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erman R. van Gunsteren，“Neo-Republican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31（1996）：pp. 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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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acques Ellul，Propaganda：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5，pp. 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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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lutarch，Life of Solon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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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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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rnest Barker，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Oxford：Clarendon Press，1946，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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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 H. Marshall，Class，Citizenship，and Social Develop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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