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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西洋国家的交流中，彼此都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也不会有耻辱或高傲的感觉。在这一互动中无论日本还是西方国家，双方都能从中获利，谋求共同的幸福。并且，因贸易而促进的文化交流也让彼此加深了解，这也必然会促进双方越来越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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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国家独立自由的根本在于符合天理人情，只要符合真理，即使是面对非洲的黑人我们也要表示敬畏佩服，这是基于最基本的人道；而不符合真理的话，即使面对英美国家发达的军舰，我们也不会有所畏惧。而如果国家遭受到侮辱，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应该众志成城地去拼命抗争，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国家保持威望，国家的自由独立也才能持续下去。至于其他一些国家，觉得自己有着先天优越性，认为除了本国其他国家都不存在，所以遇到外国人就称呼他们是野蛮人，把他们看作是怪物，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对外国人的厌恶和轻视是对自我力量的盲目自信，妄想着将所有外来者驱逐，却不知这样的所为是画地为牢，会将自己死死地困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一个国家不懂得最基本的本分。而这种情况之于个人，就是对天赋的自由没有正确的理解，而这样做最终会让自己陷入恣情放荡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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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风气有了极大改变。19世纪中期，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大权在握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不仅禁止外国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而且也不允许在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明治维新之后，这些情况基本都消失了。在对外政策上，基于国际公约，日本同其他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对内则秉承着开放的原则，宣传国家独立自由思想。例如，最为开天辟地的壮举就是允许平民拥有自己的姓和允许他们骑马，这两种政策可以说奠定了士农工商四种公民平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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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公民除了因为才德上的差异而导致身份区别之外，那些因出身而导致的先天身份不平等已经全部消失了，至今我们已经看不见生下来就有的等级了。例如，虽然有足够的理由，人们却已经不能对政府工作人员野蛮无礼，这样的转变并不是因为政府工作人员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们具备至高的才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努力、忠于职守；他们执行可贵的国家法律，这是他们被尊重的所在。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于他们身上所肩负的神圣的法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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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传统守旧的幕府时代，即使是服侍将军的小小茶童都可以在京都的驿道东海道上畅行无阻，众所周知，这就是等级的差异。此外，当时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等级差异是非常大的，哪怕是一只将军饲养的老鹰都要比普通人尊贵。走路的时候，平民如果碰到将军御用的马，都要给马让路。总之，无论是什么，只要是将军的，或加上“御用”两个字，哪怕是碎瓦片也要比普通人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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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是千百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的一种自然习惯。一方面，人们虽然憎恶这种明显的等级差异，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一种风俗。而这种习惯也好、风俗也好，终归不是出于法律，而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施加于人的压力。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人们畏惧，而这种做法的卑鄙之处就在于它以一己之私妨害更多人的自由，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威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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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虚假浅薄的制度已经在我们国家销声匿迹，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大可放心，即使有时候对上级或者政府存在异议或者不满，也没有必要像过去一样隐藏在自己心中，暗地里怨恨；人们完全可以依循正确的程序方法，心平气和地提出自己的诉求、表达自己的不满，对于政府所出现的错误可以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也就是说，只要是合乎天理人情、不妨害他人的自由，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争取，这就是一个国家中人们作为公民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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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劝学宗旨在于德才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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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我已说明，基于天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享有自由的权利，不受拘束是对个人与国家最大的奖赏与尊重。假如一个国家的自由独立受到妨害，那么即使与全世界为敌，也要全力抗争获取自由；假如一个人的自由受到妨害，他同样可以为了自由与剥夺他自由的政府进行抗争。尤其是现在，士农工商四类公民彼此平等的基础已经建立，所以我们更可以做到放心于这个国家，只要依凭天理人情行事，我们的自由就不会受到损害。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明白事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自由的获得却需要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他必须具备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德才。只有德才兼备，才能真正明白道理；而要做到明白事理，就必须虚心求教、不断学习，这也是为什么人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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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形势是士农工商四类人当中，农民、工人和商人的身份较以往相比已经得到上百倍的提高，几乎与过去最高等级的“士”并肩持平。而且政府也已经开辟了一条道路来吸纳这三类人群中出现的人才。为此，农民、工人和商人就应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不要再有过去的自卑，更不能做出卑劣的事情来。他们应该不断学习，才能让自己的德才同身份相配。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最可怜又可恨的就是那些无知的文盲了，切莫成为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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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旦无知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变得不知羞耻，这类人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让自我和亲人陷入贫困境地，但是他们从来不曾认识到贫寒交迫的原因在于自己，不会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去怨恨那些比较富裕的人，认为所有的资源都被他们占有了，所以自己才会变得的不幸。甚至有时候他们会结党营私，结集一群和他们一样好吃懒做的人进行暴动，打击伤害他们眼中的“资源抢夺者”，最终导致社会动乱。这种行为和想法真是恬不知耻，不仅伤害了他人的自由，更是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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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是投机取巧的典型，一方面他们会依赖国家的法律来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却想方设法在暗地里破坏国家的法律，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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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出身清白并且家境殷实。但是这些人认为只有金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不断地赚钱，而对子孙的教育却不管不顾。这些人的后代由于没有受到哪怕是最基本的教育，所以无比笨拙愚蠢；更有甚者因为学识浅薄而流于恣情放荡的状态，最终将他所继承的家业挥霍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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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统治的是这样的愚民，那么就不能跟他们讲道理，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用道理是无法唤醒他们的；西方有一句俗语“愚民之上有苛政”，也就是说，统治他们只能使用威力以达到让他们敬畏、臣服的目的。而且这样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政府严苛、不近人情，而是实在没有办法，这一切都是那些愚民自作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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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愚民，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会严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良民，这个国家的政府自然就会是良好的政府。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日本国内有这样的政府，因为我们的人民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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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今天社会上的人们的品质很差，而且也不去学习，那么国家就会有比现在还严厉的政治和法制；相反，如果社会民风清明，而且每一个人都明白事理、乐于学习，那么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就会比现今更加宽厚与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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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政治完全是依照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有德才来决定的。没有人厌弃仁政而喜好严苛的制度，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外国欺侮伤害，这是人之常情。不过，虽然具有报国之心，但也没有必要非得为此身心疲倦、焦躁无比。只要他做事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基于人情，并且立志向学，同时具备与自己身份相符合的才能与品德，那么国家就很容易对他们进行管理，人民也不会受到严苛政治之苦。只要双方在发挥自己力量的同时能各得其所，社会自然会因大家齐心合力的维护而变得和谐安宁，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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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德之教应顺应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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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作为一种伦理问题，没有既定的衡量标准，但在求学之中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因素。既然难以衡量，就需要依从社会整体的风俗与标准来校对，大众认为是善行的，那就是善；大众认为是恶的，那就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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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的道理大致如此，也无地域和国界之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族群，认为杀人抢劫的行为是善的，也不会有人认为对父母、家人的无情值得赞扬。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但如果非要说出其中的道理的话，也确实让很多专家学者感到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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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或者姐弟不能结为夫妻，亲属死亡要举行必要的仪式，这些行为有人说是人类所具备的天然本质，也有人说是由于社会习惯所沿袭下来的风俗。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其道理。对此辩论我暂且搁置不谈，这毕竟会涉及一些深奥的学术理论和伦理规则。只能简单说明这是世界上的人类依据实际情况长期积淀下来的习俗和惯例。这样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种行为在有的地方会得到重视，而在另一区域却变得可有可无，总之，从整体而言人们区分善恶的观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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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所有人在善恶问题上具有相对一致的观点，那么这种一致的观点就会形成既定标准，即天下人所认为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统一的认知日积月累被总结、归纳，成为了约束世人的道理，人们世代遵守形成习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社会保持安定，避免有人出现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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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的出现建立在整体社会基础之上，成为顺应自然的潮流，而引领这种潮流的人则成为杰出的知名人物。各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这样的人，他们具备明晰的洞察力，能有效区分人的智慧与愚笨；同时他们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智慧，能借古喻今，参照古今惯例提出自己的理论，告知大众如何管理自己的行为，并以身作则去感化、引导他人。他们言传身教，著书立说，其思想流传于后世，并成为后人行事的蓝本，这就是圣人。像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当圣人出世之后，世界上就出现了系统体系的道德教育规范，他们的主张被记述成书本，影响后人。后世的人品读感知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并以身作则，于是天下的人情就趋于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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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说，每一个时代出现的圣人对后世的人情而言都具有莫大的功劳，这就是道德学习和教导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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