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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曾三次往返欧美各国，从那里汲取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想，回到日本后他极力开化民众的思想，希望日本能走上真正的文明之路。福泽谕吉在创办庆应义塾、尽心尽力从事日本教育事业的同时，还著有《你为什么要学习》《西洋事情》等明治时期的畅销书，并创办了《时事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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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名伟大教育家的性格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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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戒名为“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日本近代伟大的教育家，被日本民众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由于他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积极倡导日本学习西方文化，为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被日本人民视为明治时期教育界的伟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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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民众来说，福泽谕吉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还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启蒙者。他打开了日本民众思想的阀门，拓宽了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道路，促进了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发展，因此福泽谕吉备受日本人民的喜爱，是日本民众心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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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福泽谕吉出生在大阪的藩邸。他的父亲名为福泽百助，是当时丰前中津奥平藩的一个士族，母亲阿顺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福泽谕吉在家中排行第五，是其父母最小的一个儿子，其上还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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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名字的由来和中国古书有关。相传，在当时的日本，各藩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售卖粮谷杂物，各藩会在繁华的金融中心比如大阪、江户等地设立名为“藏屋敷”的销售点，然后组织相关士族销售藩地生产的粮谷杂物。那时，福泽百助担任藩族的会计工作，主要负责大阪中津藩“藏屋敷”的财务管理。他虽然是一个会计，俸禄却十分微薄，属于一个低级的藩士。福泽百助在工作中表现得十分廉洁，而且拥有不俗的才学。在众人中，他的德望很高。他还是一个汉学者，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福泽谕吉出生的那一天，恰巧福泽百助顺利地从朋友那里购得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古书，即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正当福泽百助得偿夙愿的时候，这天晚上又得到一个好消息——妻子为他喜添一子。在双喜临门之际，福泽百助无比欢欣，于是为刚出生的小儿子取名为“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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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短暂的美好生活之后，不幸突然降临到福泽一家。在福泽谕吉十八个月时，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五岁。福泽百助去世后，他三十三岁的妻子便失去了依靠，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她不得不收拾行囊，带着孩子重回阔别数十年的故乡中津。中津的风俗与大阪的明显不同，这让习惯大阪生活的五个孩子感到十分不习惯，他们与那里的孩子很难相处，因此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并乐在其中。虽然生活寂寞贫苦，但福泽一家的家风纯正而和平，孩子们渐渐也适应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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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幼年福泽谕吉的生长环境极差，一方面他要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另一方面还要饱尝贫困之苦，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福泽谕吉却养成了豁达的性格。那时，其他小士族的孩子在买酒、买油等生活用品时，都会碍于自己身份的卑微，在夜间蒙着面出去。福泽谕吉却表现得十分不同，他不仅会白天出去买酒买油，还会在腰间带着两把匕首，他从不会因自己的身份卑微而感到羞耻。其他士族子弟见到他时，他总是带着刀，提着酒壶，一幅骄傲倔强的模样。他不认为用自己的钱买酒买油是什么可耻的行为，更不会因为自己的贫穷和低微而存有羞耻感。正是他的这份倔强精神，使得很多同龄人不敢去欺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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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非常抵制封建门阀制度，甚至可以说，他对封建门阀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在他十几岁时，有一天，福泽谕吉走进屋子后一不小心踩到了大哥平铺在室内的废纸，惹怒了大哥，遭到大哥一顿训斥。这张废纸上写有自己家族所属藩主的名字——“奥平大膳大夫”，在当时，践踏自己藩主的名字是有悖家臣之道的。所以，尽管福泽谕吉受到了训斥，也只能连忙谢罪，以便能获得原谅。但实际上，他对这件事是不能释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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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如果臣子无意踩到藩主的名字属于禁忌，会遭到恶报的话，那么一个人不小心践踏了神符，也会遭到神明的报复。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福泽谕吉不惜以身试险，他故意践踏神符，并将其丢入茅坑。他还在神社供祭上做手脚，以验证世界上根本没有天谴冥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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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从对门阀制度的反感发展到对诸事的批判，并时常鼓励人们常持怀疑态度。每当他祭奠父亲时，想到父亲的怀才不遇，只能作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他就会黯然泪下。在福泽谕吉看来，门阀制度就是父亲施展自己才华和抱负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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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锋锋芒毕露的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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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年少时，由于生活贫困，经常与哥哥姐姐们一起制作手工艺品以补贴家用，因此他既没有时间读书识字，也读不起书。直到十四岁时，母亲才将父亲收藏的汉书交给他，让他开始读书识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学习方面进步越来越大，渐渐显露出他在此方面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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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从小养成了豪迈不羁的性格，对事物观察入微，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洞察力；他热爱生活，向往自由，期望着有一天能摆脱不幸的命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由于他从小生活在门阀观念浓厚的环境中，深受门阀制度的束缚，所以他非常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并期待有一天能离开家乡中津到外面发展。二十一岁时，他终于如愿以偿，前往长崎学习兰学，也就是学习荷兰的语言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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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即日本的安政元年，日本和美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同年，福泽谕吉前往长崎学习兰学。在他去长崎的前一年，美国海军舰队在军官柏里的率领下，攻入了日本的浦贺港，从此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也为明治维新、王政复古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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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之所以能学习荷兰语言和学术，主要是因为荷兰是日本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时期唯一能与其通商的西方国家。由于荷兰与日本有贸易往来，荷兰的语言和学术自然也就能传到日本。那时，但凡想学习西方医学和学术的日本人，就必须认真研读荷兰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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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毕生事业的开端就在于学习兰学。在长崎学习期间，他寄居在术家山本物次郎的家中。福泽谕吉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由于他勤奋好学，在学习兰学方面很有建树，受到山本的赏识和器重，甚至差点被山本认作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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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的才华一方面使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与他一起修业的有个名叫奥平壹岐的孩子，这个孩子是福泽谕吉同藩“家老”的儿子，家老在家臣中地位很高，属于一个较高的门阀阶级。拥有显赫家世的奥平壹岐一直看不起福泽谕吉，但由于福泽谕吉在学习方面总是压他一头，因此他对福泽谕吉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并总是找福泽谕吉的麻烦。后来，在奥平壹岐及其背后家族的逼迫下，福泽谕吉不得不离开长崎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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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在羽翼未丰满以前，并没有意气用事向奥平壹岐讨回颜面，毕竟还要顾及家乡的哥哥姐姐以及母亲。离开长崎后，他经过再三思考，决定到江户去打拼。但在前往江户途中，由于交通不便，他几经辗转才抵达曾经的出生地大阪。在那里他见到了哥哥福泽三之助。福泽三之助在大阪承袭了父亲的衣钵，当上了中津藩的“藏屋敷”。兄弟两人相见后，相拥而泣。福泽谕吉将去江户游学的心愿告知了哥哥，但哥哥劝说他留在大阪学习，这样两兄弟也好相互照应。福泽谕吉听从了哥哥的劝导，最终留在了大阪拜绪方洪庵为师，跟随自己的新老师继续研习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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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方洪庵在医学方面造诣颇深，他通读荷兰医学原著，对荷兰其他学术也很精通。他是一位兰学大家，因此深受福泽谕吉的尊敬。绪方洪庵早年悬壶于大阪，被大阪人民称为荷兰医学专家。后来他在大阪开设了一家私塾，名叫适适斋塾，专门教授他人兰学。适适斋塾简称适塾，是当时日本十分有名的兰学塾，在大阪的学术界也是首屈一指。适塾的学生规模一般都在一百人左右，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规模较大的了。在福泽谕吉就读于适塾之前，适塾培养出的学生已经超过数千人，而且这些学会生很多人都取得了较高成就。所以说，当时的适塾可谓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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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二年（1855年）三月，福泽谕吉正式成为适塾的学生，在这里他能像其他士族子弟一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兰学，在他以往的求学中，以这种形式正式学习兰学还是头一回。在此之前，福泽谕吉从没有拜过固定的老师，他只是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学习兰学。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也学到了很多兰学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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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福泽谕吉成为适塾的学生后，便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潜心钻研兰学，不久之后，由于他表现出众，被绪方洪庵任命为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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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在学习方面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不仅在学问切磋上大放异彩；在待人接物方面得到的锻炼也使他养成了高尚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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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三年，适塾的一个学友感染了风寒，福泽谕吉在看护学友时也不幸感染了风寒。在他患病期间，洪庵先生不仅亲自为他把脉，还从外面请来医师为他开方抓药，恩师的悉心照顾使他很快康复。洪庵先生之所以没有亲自给福泽谕吉开方，而是从外面请来医师为他开方，是因为在为自己的学生诊治时，总是拿不定主意，因为他将自己的学生当作了亲人来看待。对恩师这种如父爱般的爱的流露，福泽谕吉大为感动。洪庵先生像看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自己的学生，并给予他们子女般的爱护和照顾。这种仁慈和善良深深地影响了福泽谕吉。后来，福泽谕吉自己也开办私塾，他同洪庵先生一样，也十分爱护自己的门生。对一些家境贫困的学生，常常施以援手。特别是当学生久病初愈重新回到私塾来上课时，他那欢欣愉悦的表情，就像是看到自己生还的孩子一样。福泽谕吉的慈爱深深打动了他的学生，因此学生们也都十分尊敬深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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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恩师的敬重和感激，福泽谕吉在大阪时始终如一地侍奉他的恩师和师母，即使在恩师夫妇去世后，他也会经常去祭奠他们。明治十九年（1886年），福泽谕吉从外归来，他刚到大阪就急匆匆地前往上绪方府的墓园，准备为恩师夫妇扫墓。到了墓园后，他婉言谢绝了随从人员的帮忙，卷起裤脚，用草绳当作扫帚亲自为恩师夫妇清扫墓碑，然后叩拜祭奠。福泽谕吉对恩师的感恩充分展现了他做人的态度。他不仅尊师重道，还是一个十足的大孝子。他会像祭扫恩师的墓碑一样，一丝不苟地祭扫父母的墓碑，并且从清扫到上香，他都亲力亲为，独自默默完成。不仅如此，在家中，无论事务大小，他也都是亲自动手，从小养成的习惯，让他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能做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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