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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除非是非常重要的演说，一开口不要先作多项称呼——什么校长先生呀、主席呀、先生小姐呀之类的，可免则免。我常用的开场称呼只有四个字：“各位同学”或“各位朋友”。要是你隆重其事地作几个称呼，你就会紧张起来，落笔打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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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入正题之前最好是先说笑话。听众若不笑你就很麻烦！再说第二个笑话，听众还不笑你就要忙顾左右而言他，替自己松弛一下。若听众大笑，那你就“执到宝”，因为听众与你一起松弛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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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这项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那就是一开始讲话时，你要在自己目光所到的舒适之处，找三四位听众的脸孔来直接地跟他们说话。不要找“虽无过犯，面目可憎”的，也不要找愁眉苦脸，或心不在焉的。你要找笑容满面，细心聆听的，要在不同位置找三几个。找到之后，整个演说你的目光就集中在这几个脸孔上，对他（她）们说话。其他的听众你是不需要顾及的。（他们不会知道你是在跟选定了的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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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众中选几个“目标”不困难，开讲后不久你会很自然地找到对象。要点是找到了之后，你要心安理得、时左时右地跟这几位说话，好像是对朋友闲话家常的。要记着，没有任何演说可以比对朋友说话来得高明。你的“目标”在笑，你不妨说得轻松一点；“目标”似乎不大明白，你就多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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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这最后一点，是讲者往往不能控制的。那就是讲者要舒适。讲台不要太高（俯视而讲发音辛苦，过了二十分钟你就会觉得疲倦）；扩音器的声浪要清楚自然，使自己听得舒畅；坐着讲或站着讲皆要舒适。演说一两个小时——尤其是没有准备的演说——是一项很集中的脑力活动。外人不容易明白在一两个小时内讲者的精力消耗量可以是大得惊人的。因此，舒适环境的重要是没有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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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用三次不同的演说例子，来说明上述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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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科斯拿诺贝尔奖前夕的讲话。是晚餐后的演说，在场的诺奖得主二十多人，加上其他重要的来宾，我虽然不用手稿，但腹稿是有的，而且想得用心。殊不知讲时一位我敬仰的大名家坐在面前，合着眼睛，愁眉苦脸，使我乱了阵脚，讲得一塌糊涂。弗里德曼在晚餐的圆桌上坐在我的右侧，我讲时他笑容可掬地替我打气，但我不能常向右看，避不了向前看到愁眉苦脸的大名家，于是饮恨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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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是一九九三年。港大校长王赓武搞一系列的“香港演说”，是准备出书面世的。我推却了那次讲话。殊不知事前一日，赓武给我电话，说已发了广告，不能更改，我是非讲不可的。是星期六早上十时的演说，我驾车回港大时挂个电话给女秘书才知道题目，是关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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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有三百五十个坐位，补加坐椅一百，但坐着的听众只有大约三十人。赓武见到我，前来握手，说：“今天听众不少呀！”我看到那冷清清的场面，心想，上帝也救不了我。赓武安排我跟他坐在第一排。过了十分钟，他跑到讲台上介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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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讲者，王赓武是个奇才。他可以不用手稿，恭维的话说得不露痕迹，潇洒自然，一口气地说了二十分钟。到我上台了，硬着头皮走上讲台，听得背后掌声雷动。向台下望，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应该有五百人以上，把我吓了一跳。于心大喜，深呼吸一下，马不停蹄地讲足指定的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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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次讲话的录音整理成文，在两处发表。港大辑而成书是由黄绍伦主理的。后来遇到他，他说想不到完全没有准备我可以讲得那么好。我的回应，是主要因为没有准备；有准备反而不成。但其实重要的是听众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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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成功的第三个例子，是去年在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的讲话。那也是毫无准备的。下午二时三十分开始，但学生早上十一时就轮候。结果是三百坐位的讲堂挤着七百多人，在讲台前站得最近的倚台而立。用广东话讲，太太在旁翻为普通话，舒适自然，而太太翻译时，我有几秒钟的时间想下一句。那是最理想的安排了。后来该讲话的录音，整理后成为长文在内地发表，我不需要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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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学生何来免费午餐？——答黄有光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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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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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四日到大连东北财经大学讲两天课，十七日飞北京到保定与石家庄再讲，上机前王玉霞给我三月二日的《经济学消息报》，内里有关于我的文章。仅五十分钟的飞程，坐的竟然是七四七，机舱空空如也，显然是飞机周转不灵，借来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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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张五常〈佃农理论〉自述的试译》，作者徐唐龄是湖南大学的一位前辈。徐前辈说读到我写的《〈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反复读了几遍，击节吟诵，慨叹久之。”读了他的“试译”，我也慨叹。我们这老一辈的人，记得中国近代的往事，能不慨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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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前辈谈及我分析的台湾一九四九年推行的三七点五租管（地主的农产品分成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说在大陆早有前科。那是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在大陆提出（可没有真正推出）的有名的二五减租（地主的市场分成率是百分之五十，减百分之二十五，就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了）。这项前科我当然知道，但地主的市场分成不可能刚好是百分之五十。到了台湾，国民党认真一点。一九四九年，台湾的平均地主农产品分成估计为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管制在三十七点五是减百分之三十四，非二十五。这可见国民党到了台湾还是乱来：一九二六年说是三十七点五，一九四九推行的就是三十七点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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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卜赛教授的译名，徐前辈说应该是卜凯。我也听过卜凯之译，但既然卜教授的老婆之名（Pearl Buck）被译作赛珍珠，我就选“赛”弃“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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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慨叹的是徐前辈谈到卜赛教授当年在南京领队而作出的中国农业调查。这个我认为“包括之广，探讨之深，史无前例”的调查，曾经有一巨册，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的，载着这调查的原本数字资料，稀世之宝也。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机缘巧合，我出高价买到一册。几年前南京大学的多位同学到港大作访问，我就把那巨册送给他们，要他们放进该大学的图书馆中。隆重其事，我花了一晚工夫在巨册前的空白纸上写了一大段回忆，皆慨叹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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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前辈说当年的南京大学是金陵大学。这是很深的学问了。今天既有“南京”，也有“金陵”。当年究竟用上哪个名字，有不同的版本，因为曾经转来转去。英文名字是University of Nanking，而南京者，金陵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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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慨叹的，可不是南京不南京，而是我认识而又喜欢的钱俊瑞先生（已故），徐前辈引经据典，说一九三四年钱老大赞卜凯的调查研究，但到了一九八一年，就转了口，说该调查“抹煞农村阶级矛盾，代表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欺骗是相当大的”。数十人合作的调查，要欺骗着实不容易。灵魂何价？钱先生的灵魂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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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徐前辈赞我的文章，很有点飘飘然，向右一看，是黄有光专栏，题目是《写推荐信为何不收费——答熊秉元巨侠》。黄有光说他自己被称为大侠，而熊却被称为巨侠，“巨”高于“大”，似乎有点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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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内文，黄写道：“台大经济系熊秉元教授，不愧有巨侠的号称，学生请他写推荐信，他竟敢问学生愿意付多少钱，虽然钱是给慈善机构。他（熊）也胆敢提出：‘为什么土地估价师可以为土地估价收费，而老师不可以为推荐信收费？如果写推荐信可以收费，老师们会不会写得更认真一些？’”黄大侠的回应是：不收费是为了避免老师替多给钱的学生讲夸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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