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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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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在《还敛集》发表《要冷静地考虑普选》，是准备给人骂的了。同学们说，该文在网上的点击率非常高，吵得厉害，而在内地的确被读者骂，虽然也有支持的。香港的网页呢？辩论者也众，但绝大部分同意我的观点。网页的反应当然作不得准，虽然同学说香港与内地这两个网页都是知识分子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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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香港读者提出一个问题：支持民主不等于支持民主派，更不等于支持民主党。此君说他不反对民主，但不会投民主党一票。据说同意这看法的读者不少。如果这网页代表一般香港人的心声（应该不是），那么香港民主党的形象有点问题。不管怎样，说民主党不等于民主是对的。我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民建联或自由党等君子抢先取名民主党，马丁会出哪一招拆解呢？他可能说，民主就是投票，普选是也，于是取名普选党。这样，民主不普选，普选不民主，岂不是奇哉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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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主与投票有关，但以投票定民主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想法。投票不可能是民主的目的，因为凡事以投票取舍我们不可能生存。姑勿论民主何物，我赞成某些事项投票，反对另一些投票，对那些不管投什么票而高举投票的人是不敢苟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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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以投票选举美人，但反对美人由获选票够多的男人占为己有。后者损害了他人的权利：美人的不嫁权利，张五常有少许机会的权利，其他男人的追求权利。这样说，同学们不会有异议吧。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青年不管投票投的是什么，只是赞成投票呢？这些青年看来是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想也不想就跟着舆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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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复杂，我们要花很多年的工夫去做学问才可以把世界较为简单地看。不是说我下过数十年苦功，你连大学也没有毕业，就要听我的话，要同意我的观点。是说下过工夫而知道世界复杂的人，看事比较客观，比较冷静。当然，有些人读过很多书，懂得舞文弄墨，其实学而无术，说不上有什么分析力。另一方面，有些人读不到几年书，但懂得左右衡量、冷静看问题——这是不学有术了。更有些人像我这样，天生毫不冷静，但屡遇明师，练得一门热、冷随意的法门，可以在数秒钟之内从热情转为冷静，使不知就里的觉得是个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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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除了争取知识，主要是学得怎样冷静看世界。有些人天生就懂得冷静思考——不学有术——而如果智商相若，这些人学得特别快。但如果你天生热情，又没有上佳的求学际遇，你倒要强迫自己冷静一下。这是说，看世界要退后三步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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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怎样热情，你会同意美人谁属不应该由投票决定。但你会同意以投票决定有没有租金管制吗？剥削业主的权利，在概念上与剥削美人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赞成以投票推行最低工资呢？是恐怕资本家剥削劳工吗？证据何在？你是否打算补贴那些亏蚀的资本家呢？因为有最低工资管制而找不到工作的低层劳工的权利怎样了？要政府综援他们吗？纳税人的权利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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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冷静地看，不容易知道怎样帮助才对。假装可怜来博取综援的人无数，要怎样分辨开来呢？福利经济一展开，上下其手的有关人士无数，要怎样杜绝这些行为呢？要政府资助教育吗？怎可以搞到一个大学生的经费远高于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名鼎鼎的私立大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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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非常复杂，一言难尽。历史告诉我们两个规律。其一是起于仁慈的福利，永远从小开始，然后压力团体运功，愈搞愈大，走回头路很困难。其二是任何形式的公众投票，一般导致福利增加。香港在完全没有公众投票时，政府开支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七，今天是百分之二十三。投票增加了，虽然还没有达到民主派要求的。福利的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增加到某一点经济就会倒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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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热情青年是有意图为社会服务的，愿意付出代价。我自己年轻时也这样。问题是，投票往往给某些人权力，而这些人不是青年。投票选美人我同意，投票选贤能我也同意。问题是贤能不是美人，给他们权力，他们会怎样了？老了，我还不能忘记四十多年前读到的大师奈特说过的几句话：“当有人告诉我他需要些权力来做点好事，我会冲动地想：是吗？有谁曾经用其他理由来争取权力呢？有了权力，这些人做出什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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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权利要有所界定，而如果要推行投票普选，这界定更加重要。想当年，起草基本法的朋友问意见，我说重要的是写明政府的开支不能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八。后来听说这建议有人提出，但不能通过。早些时，一九八四年，我提出以公司法治港，把香港改为一家公司机构，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司股民的投票，可投的项目有“地方法”的规定，而这后者的形式，对市民（股民）的权利界定可以有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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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崇洋媚外，我老是觉得西方的学术文化比中国的来得冷静，远为客观。故老相传，炎黄子孙喜欢论仁义道德，谈民族大义。在昔日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这些观念重要。我说过，维护这传统的代价，是放弃科学传统。时移势易，今天我们重视科学，但科学验证是客观的方法，要冷静地看问题。今天的神州，科学的冷静看来还斗不过仁义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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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仁义道德是有其好处的。热情本身也不是坏东西。没有谁可以贬低一颗热烘烘的善良的心。困难是这样的心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推理，而推理要用脑，冷静的。记得昔日做本科生时，一位同学考试的热情答案得个零分，写信给教授要求加分。教授没有加，但回应一句：“你的心在正确的位置（Your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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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或不幸，经济分析是假设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以自私为出发点，不这样就没有经济学。我自己的心不同意，但脑子想时是另一回事了。自然科学没有说人是上帝造出来的，但信上帝的科学家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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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试论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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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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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管制言论对思想有损害吗？》在《还敛集》发表后，一位香港留美的同学来信，说与多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同学研讨后，大家同意在研究上中国学生比不上外国的，虽然考试成绩较佳。这支持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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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两个解释。内地的同学认为：内地的文化背景与教育方式，对思维的发展不利。香港的同学则认为：内地出去的学成回归，身价急升，于是急功近利，草草拿个博士算了，但香港去的，机会成本高，而回归后身价不会急升，所以有较大的比率纯为求学而出国。这些建议有建设性，让我想到有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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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的，是我不大同意香港同学的论点。逻辑没有错，但四点事实不支持。一、大部分出外留学的内地学子不是学成立刻回归，不少要在外间试谋出路。二、内地出外求学的人多势众，不限于经济学，但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杀出重围的怎还可以是那么少呢？三、好些外出的毕业后在外地的大学有职位，发表文章不少，只是大有创意的绝无仅有。四、内地学子的考试成绩那么好，是用功的表现，为什么一到写论文就只懂公式化，看不到创意呢？其他民族我不敢说，但中华民族的先天智慧跑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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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还是同意内地同学提出的文化背景与教育方法出现了问题，而这些当然包括我说的管制言论对思想的负面影响了。中共建国以还，推出的“思想教育”对创意当然帮不到忙，但根本的问题远在中共之前。解放前在内地念书，每天早上背什么总理遗嘱，上课听什么三民主义，对思想发展皆有负面影响。如果当年不是频频逃学，上课云游四方，长大后到美国求学我不会那样容易地吸收，那样客观地衡量，那样不受成见约束地表达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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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远在民国之前，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扼杀了思想的发展。说什么三从四德，儒家学说，一套一套的不容许被违反的伦理，就算是对也是思想的麻醉药。被认为是叛逆的北宋苏东坡与明末徐天池，创意骄人，但这些是百万中无一的天才，而学术大师是不需要天才才可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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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指出，在科举下的学而优则仕，农归农，工归工，商归商，仕归官，没有只靠出售知识而为生计的空间。这解释了为什么智商高如中国人，与西方相比，历史上我们的确拿不出一个科学传统。当时以伦理、风俗治国，没有法治，用不着律师，有识之士皆当官去也。在工业科技不存在的情况下，这制度有可取之处，因为伦理治国的费用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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