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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陶渊明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今天人烟稠密,世界复杂,工业与科技是经济繁荣之道。是的,要生存,我们不能不向工业与科技那方向走。曾几何时,只不过是二百年前的古典经济学,分析的生产要素只限于土地与劳力。到了马克思,资本大手地加了进去,虽然资本的概念当时还没有搞清楚。十九世纪后期,马歇尔对知识资产开始重视,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耶鲁大学的费雪更高举知识为所有资产之首。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的舒尔茨与贝克尔,皆以知识资产挂帅。话虽如此,回顾经济学的历史,这学问对知识资产的重视也算是反应迟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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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产的累积,是人口增加了十倍而生活水平增加了不止十倍的唯一解释。另一方面,知识的争取不限于工业与科技。那些被认为没有直接市场产品,或产品的市值不高的基础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也不可或缺。这含意着一个经济文明的国家,要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人民单靠出售知识而维持生计。在这样的社会中,伦理、宗教与风俗某程度要保留,虽然再不能为主要的治国之道。我们于是需要法治,不一定是西方的司法。律师的与法官的专业,会容许像苏东坡那样的天才转向专于思想创作那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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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治国转向法律治国需要很长的时日,而中国的经验是痛苦的。工商业与求知的发展,导致子女离乡别井,拆散了旧家庭制度;对外贸易与西方知识的引进,带来不容易接受的冲击。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武昌起义、“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都有点胡闹,粗口骂得出来,思之能不怆然哉?这些是中国走向现代的代价,高得离奇,但我们还是付出了。数千年的长夜,今天才看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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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伦理治国,思想教育是需要的。孝、忠、义的教诲,与包公审案的原则大致吻合,减低了管治费用。今天搞法治,思想教育或“改造思想”也是需要的,虽然用不着伦理教育那样费心。数之不尽的落后之邦,法律与实践全不一样。教育可以协助法治,而严格地说,任何教育都是“改造思想”,问题只是怎样改造而已。毛主席当年推行的思想改造,是为了协助他推行的今天不复存在的大锅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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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变了,协助管治的思想教育也要跟着转变。这方面有三个困难。其一是我们有两个旧包袱需要摆脱。传统的伦理与“文革”的“正确思想”,某部分要清除。其二是人口那么多,背景那样复杂,处理不当很麻烦。其三是我最关注的:协助管治的思想教育可以对创意的思维有严重的负面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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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重要的,奇怪没有人提出过。胡锦涛先生最近提出中国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不会反对。问题是有创意的思维要奔放,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更要有冲击。这样看,文明的社会,是和谐与冲击之间要找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均衡点。困难程度高,天才专家用得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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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非天才,也非专家。简单的逻辑说,可以放开而不严重地影响管治的思想,要尽放;对现代化管治再没有帮助的思想教育,要取消。例如经验上不会引起革命或动乱的宗教,大可自由。又例如“文革”期间划下来的思想教育,某程度今天还存在,大可取消。其他还有许多问题,非天才专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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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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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 七、天赋与成就(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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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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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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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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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天才多的是,值得我们羡慕的却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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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读宋代王安石《伤仲永》一文,大致是说,一个名为方仲永的五岁农家孩子,没有上学读过书就可以即席挥毫地写诗,而且文理通顺;秀才们发现,大加赞赏,方仲永的父亲因而获得同县人的款待与金钱。于是,为父者认为有利可图,就带着儿子到处表演,没有好好地教他。这样过了若干年,孩子长大后变得平平无奇,与一般农家子弟没有什么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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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名的《伤仲永》故事,使我想起:二十年前,韩国某儿童天才毕露,他的父亲也就四处宣扬,唯恐天下不知似的,举世的新闻传媒加油添酱地报道了。这位天才神童,如今安在哉?不久前,香港某报章报道一名中国内地的神童,去年十一岁有足够的资格进入医学院,但——报道说——黑暗的内地政制却诸多留难,使这天才无表演之所云云。对内地的政权我一向少有好评,但这件事我认为他们是做对了。十一岁进医学院,对儿童,对社会,半点好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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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上是读书神童的实例,我遇见过一个。一九六一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洛杉矶的加州大学,举校瞩目。我当时认识他,很替他难过。可不是吗?知名度那么高,同学们特别注意他。例如,他选修了某一科后,一进课室举座哗然;好事的同学大声问神童:“要是考试我胜了你,我的智商怎样算?”神童的心理负担,重矣哉!考试成绩公布,神童通常只获丙级。其实这足以证明他是神童了;十一岁的年纪在加大有丙级的成绩,不是神童是什么?但同学们不放过他,问:“我以为你是天才,而我一向被人视为蠢材的,也有丙级的成绩,跟你一样,你怎样解释?”后来这位神童愈读愈差,不知所终。这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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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记录,最高的天才是经济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据后人的估计,他是历史上唯一智商高达二百分(是满分)的人。密尔的天才,简直匪夷所思。芝加哥大学的施蒂格勒(G.J.Stigler),二十年前印制过一本日历,送给朋友。每个月份他选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的人像,在像旁引用那名家写过的几句精彩的话,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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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以密尔为主(亦即他的诞辰)的那个月,施蒂格勒引用他的那几句话,使人摸不着头脑。那是引自密尔给边沁(J.Bentham)的一封短信:“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还给你。希望你能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细心阅读的。”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史》是一部经典之作,与中国的《资治通鉴》异曲同工,也同样卷帙浩繁;但密尔那段平平无奇的话,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是施蒂格勒的老友,知道此君聪明绝顶,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为何日历到了密尔那个月份,却如此淡然处之?想了很久,不得要领;再看日历,突然发觉密尔那封短信后面所注的日期,屈指一算,那时他只有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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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密尔的天才,前无古人。他七岁时写了一本历史书,十一岁精通当时的所有数学。然而,我对他不羡慕。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学者,也是当时英国名重一时的教育家。这位老密尔发现了李嘉图(D.Ricardo)的天才,不遗余力地策励李氏,使他后来在经济学上雄视百代。老密尔也不断督促自己的儿子,日夕用功学习。小密尔童年时没有一般孩子所享有的快乐——没有玩耍,也没有小朋友。这是悲剧。到了二十岁左右,小密尔几乎患了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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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密尔的天才高人一等。他自知精神有问题,知所适从地把自己的生活调整了。到了中年,他写下《论自由》(On Liberty),为“人权”这个概念打下了基础,也写了《政治经济原理》,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学上的第二本好书。后者洋洋数十万言,是经典之作,据说密尔只花了六星期就完成了。我曾经把此巨著读之再三,认为六个星期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花六年时间写出这样的书,也算是天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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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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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密尔这个例子看,天才毕竟是天才,父亲对他小时候的强教不能压制他后来(中年)的成就。不过,密尔的成就始于四十岁后,不免使人觉得他儿童时的超凡本领,起不了什么作用。事实上,从童年到中年,其间密尔有二十多年的日子一事无成,而这一段时期的失败显然是由于童年时他父亲管得太严,迫得太紧。当然,一个人倘无教育,天才再高也难在学术上有大成,但我总觉得,如果老密尔不是那么急不及待地对儿子苛求而让他过一些普通孩子的生活,那么小密尔的日后成就会是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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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儿童应该多些游玩,多交些小朋友,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在童年时不珍惜,长大后机会难再。我们为了他们童年的快乐,即使会荒废了孩子们学业的某方面,也是值得的。无论怎样说,天真的年龄却要被迫“严肃、认真”起来,对儿童长大后的发展有害无益。前文提及,本来天分极高的儿童,被长者视为有什么了不起,强而迫之,唯恐天下不知孩子之能,孩子长大了就变得平凡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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