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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业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学位却没有工作，那大概是因为你还不想就业。我那时就不想就业，而是想“寻找自我”。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你就可以这么做。于是，我决定到有可能“找到自我”的印度去，结果没有去成，反而去了伦敦（说句公道话，伦敦有不少印度餐厅呢）。但我知道，只要我想找工作就能找得到，而且会很快。大学学位就是一本通往好工作的就业“护照”。如今，大学毕业生再没有了就业保障，找到工作的人也不期待在同一家公司干太长时间，甚至不指望公司能存在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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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学历有许多很充分的理由，这个过程本身是就有价值的，而且还能让学生了解优秀的课程。但学历同时也是一种货币：它们在职场上与就业或高等教育存在着某种兑换率。与所有的货币一样，学历的价值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流通量而有所起伏。大学学历在过去的职场中价值很高，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拥有者相对较少。如今，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专业性和行政性工作岗位的发展，大学的数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值。在20世纪70年代，老牌工业化国家里大约有1/20的人上过大学。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将之提升至1/3，而且很快就会上涨到1/2。于是，学历在职场中的价值必然暴跌。所以，我们若想领先于别人，就需获得更高的学历。同样，原来只需要学士学位的岗位，现在则要求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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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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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加入了一所大学的职位评审团。我问评审团的主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候选人。他提到了这份工作所必需的各种素质和资历，接着说：“我想我们还得找个有良好博士学位的人。”我问：“一个什么？”他说：“一个良好的博士学位。”“什么意思？”我问，“难道还有不好的博士学位吗？”原来，他的意思是说，要找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在过去，如果你有博士学位，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般的人物，所有博士都受人崇拜。而研究生则会被关在单间里输血（冷落），人们还会把孩子们带进来看你，并对自己的孩子说，如果只顾着闷头学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越来越挑剔，我们希望申请者能拥有良好的博士学位。那么，要求接下来会变成什么？诺贝尔奖吗？总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会看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跑来申请文员工作，而面试官却说：“很好，你得过诺贝尔奖，很棒。那么，你可以操作Excel吗？我们需要有人来处理工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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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下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扩大教育范围、提高教育水平，一切都会好起来。等到所有人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市场就业率就会恢复。但是，这一幕永远不会出现。随着“货币汇率”的下降，市场会重新配置，雇主会转而寻找其他东西，他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学术水平的下降，而在于现行教育系统的根基正在我们脚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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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学院化，教育的两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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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建立起大众教育系统：大众教育系统的运作资金应该来自国库；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上学，直至年满16周岁；在年轻人中，大学生的比例应该得到相当大的提升。虽然这些看法如今显得平凡无奇，但其实却是近代才出现的。直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和美国的许多州才开始建立大规模的公共教育制度。每个国家的教育史都是一幅错综复杂的织锦：既基于实际的经济需要，又有个人的慈善情怀；它包括了不同的社会改革运动，还有大相径庭的哲学信念。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共同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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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19世纪的工业化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的面貌，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结构。前工业社会以旧贵族和教会的利益为主，他们统治着绝大多数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后者则基本上是文盲。19世纪60年代之前，欧洲人绝大多数都不识字。只有普鲁士、德国北部的其他几个州和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可以吹嘘自己的居民识字率较高。工业化的兴起造就了庞大的财富新源泉，也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力量：富人和志向高远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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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被视为社会进步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教育也是促成经济长期繁荣的重要条件。公共教育体系的发展是围绕中产阶级的利益而形成的，他们的雄心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自己出力创造的工业化社会。工业化为大众教育系统提供了足以负担它的财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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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农村迁入城市，助燃工厂和造船厂的工业化之火熊熊燃烧之时，第三种社会群体开始形成：城市工人阶级。对大众教育系统的一些先驱者来说，学校是提高工人阶级诉求、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绝望的一条道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教育是倡导健康民主核心价值观的最佳途径。在美国，霍瑞斯·曼（Horace Mann）认为，全民教育是对宪法原则的自然实现；也有人认为，大众教育是向工人阶级灌输工业生产必要习惯和纪律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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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种种原因，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由国家支持或指导的小学教育系统在整个欧洲遍地开花：匈牙利在1868年创建了这种系统；奥地利在1869年；英格兰在1870年；瑞士在1874年；荷兰在1876年；意大利在1877年；比利时在1879年。按杰拉尔德·古特克（Gerald Gutek）的说法，到美国南北战争时，“美国的公学运动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大部分州都建立起了普及度较广的小学系统。1865年后，南部各州也建立了学校。随着各个新的州加入联邦，它们也都建立起了公立小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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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对工人阶级的孩子进行教育是在浪费公共资源：这些孩子“朽木不可雕”，无法从教育中受益。他们错了。还有些人担心由此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向工人阶级提供教育会让他们产生高于自己身份的观念，引发社会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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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欧洲和北美的教育系统就是为满足工业化经济的劳动力需求而设计的，主要是制造、工程及建筑、采矿及钢铁生产等相关行业。从广义上讲，在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中，80%是体力劳动者，20%是行政和专业人士。这一要求对公共教育系统的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教育模式就像一座金字塔，下面是庞大的基础教育，上面是逐级收窄的高等教育。绝大多数孩子都会接受小学教育，但只有少数人（绝对数量仍很可观）会继续上中学。大多数年轻人到16岁就完成了全日制教育，开始参加工作；另外一小部分则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成绩好的学生上综合性大学，而其他人则进入职业学校或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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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高中一般会被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针对少数表现出学业潜力的学生设计的学术型高中；针对大多数没有这种潜力的学生设计的实用型或以技术为导向的学校。尽管美国的教育政策强调每一种学校都各有价值，但面向大学的学术型高中及其学生都有着较高的地位。这倒不是说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上大学：只不过，上大学的名额供给会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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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需求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就读机会也增加了。在美国和欧洲，高等教育的扩张始于20世纪60年代，部分原因是为了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婴儿潮一代的人口爆发。随着知识经济带来的蓬勃需求，这一趋势也在发展。在英国，国家教育从一开始，其学术型“语法”学校的扩张就与主要工业中心城市新大学的成立齐头并进。1954—1966年，有资格进入大学的中学毕业生人数，从24 000人增加到66 000人。20世纪60年代，英国创办了23所新大学，以满足婴儿潮一代的需求，最后还成立了开放性大学，以远程学习的方式为所有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英国2/3的大学都成立于1960年以后，而理工学院也获得了大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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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40年里，能进入大学深造的年轻人数量从20%提升到近50%。到底是什么事情使年轻人的知识能力出现了如此明显的提升？是因为水里加入了氟化物，还是因为有机农业的兴起？事实是，大多数年轻人都具备进行高等学术研究的能力；只不过，以前的市场可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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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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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兴起不仅影响了大众教育体系的结构，还影响了它的组织文化。与工厂一样，学校是与外部世界分隔开来的特殊设施，它有明确的界线：它有固定的开放时间和学生规范；它以标准化和一致性原则为基础。学术系统内的学生一般会按相同的教材学习，根据同一套成绩标准被考核。他们没有选择，所以出现偏差的机会相对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年龄是学生们分班与升级的标准：所有5岁的孩子在一起，所有6岁的孩子在一起，等等。这仿佛在说孩子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出厂日期”似的。在高中，每一天都按标准的时间单位来管理，铃声就代表一个单位的开始和结束。教学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就像流水线一样，学生们会从一个教室走进另一个教室，由不同的教师教授不同的科目。教育系统同时也按照线性制造原理来操作：整个过程有着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按照逻辑建立在前一阶段上；整体效果可以被理性、可靠地预测。按照它的设想，如果学生们按照规定的方式完成了整个学业，尤其是完成了大学学业的话，那么就能达到教育层级的最顶端。之后，不管世界抛给他们什么难题，他们都能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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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系统的原始结构，在当今运行的许多学校体系里仍依稀可见。我刚搬到洛杉矶时，在一篇名为《大学从幼儿园开始》（College Begins in Kindergarten）的教育论文里，看到了线性原则的突出案例。关于线性教育这个话题，我有很多内容可以谈，但在这里我只想说，大学并不从幼儿园开始，幼儿园才从幼儿园开始。都柏林方舟儿童剧院的导演曾对此做过精彩的点评，他说：“3岁的孩子不等于6岁孩子的一半，6岁的孩子也不是12岁孩子的一半。”3岁的孩子就是3岁的孩子。对大学的迷恋，正从上至下地贯穿整个教育系统，甚至连学前教育也因此变得扭曲起来。在一些中心城市，人们激烈地争夺“优质”幼儿园的入学名额，孩子们还得通过面试才能入园。这些面试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寻找婴儿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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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原则里充斥着一个观点：归根结底，教育是为人们的未来做准备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教育仍主要针对儿童和青少年。这一系统有时也被叫作“前载”教育模式，意指你会在人生的开始阶段积累教育资源，然后再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将它们消耗完。我还听说有人叫它“油缸”模式，年轻时，初始教育储备会把你装满，然后它就能帮助你度过整个人生。当然，在实践中，大多数人离开学校的时候都只装了半缸油：它只能满足社会一开始的基本要求，一旦他们用光了油，就无法再跑完全程。一路上的加油站真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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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别再用机动车来做比喻了。一些政策制定者在谈论教育改革时就像是在整顿汽车行业。他们强调，教育系统必须回归基础，专注于核心业务，勇于面对国际竞争，提高水平，改进工作效率、投资和成本效益回报。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机动车和其他无生命的产品对自己的产生过程根本没有任何意见，而人们却很看重自己的教育经历。他们有感受和意见，有价值观和动机，也有希望和壮志。可见，对人性的忽略，是工业化教育系统中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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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仅是为了未来做准备，它还能帮助人们投入当下，也就是说，随着生活的展开，我们未来的样子会取决于我们当下的生活质量。供给关系的线性假设，出于实用性的诉求将许多潜在的宝贵经验给切断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教育到职业生涯的过渡从来都不是遵循着线性方向发展的。社会力量和个人冲动的顺流、逆流时刻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生活，各种出乎意料的事件和机遇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只有在我们回顾人生时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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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教育是按照直线向职场过渡的”这一假设的指导下，学校开始在压力之下优先考虑那些表面看似与经济利益最为相关的科目。据说，社会对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渐长，所以科学和技术就得到了更高的优先级，学校也相应获得了更多资金，反之艺术和人文科目的经费却被削减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就是这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政策是否最符合年轻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甚至，它到底是不是产生优秀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的最佳途径，也很值得怀疑。不管怎么说，认为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是一个直线性的供需过程，与生产汽车没有什么两样，是大错特错的！工业系统固然可以强调标准化、机械化和线性化，但人的生命却绝非如此，因为生活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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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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