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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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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企业发现，要招聘到自己想要的人才越来越难。就算找到了，也往往很难留住他们。高管们说，经营分公司、担任关键职能所需的人越来越短缺，能够领导公司的人就更少了。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由此而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组织打响了一场人才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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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企业咨询公司麦肯锡与77家来自多个行业的美国大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合作，以了解它们的人才培养理念、实践和挑战。最初的研究涵盖了近400家企业以及排名在前200位的企业的6 000多位主管。它还对20家被公众认为人才辈出的企业做了个案研究。3/4的公司表示，它们偶尔会有人才不足的情况，但所有公司在各个层级上都存在人才长期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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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管人才作为一种企业资产来说，一直是欠缺妥善管理的。很多公司虽然严格地管理着自己的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却并未以相同的方式优待人才。所以，员工们很少相信雇主们愿意为自己提供有益的职业发展机会。大多数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存在短视现象，只有1/3的雇主会提供上岗培训之外的培训。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雇主始终担心公司最优秀的人才会被其他公司挖走。于是，它们在发展员工才能的投资上始终保持着谨慎态度，因为它们担心这会让竞争者白白受益。这样一来，企业员工的流失率往往很高，而空缺岗位则多由外来人才填补。按专业猎头机构的说法，普通管理人员一生中的工作单位有5家；再过1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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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赢得人才争夺战，大多数公司选择建立强大的人才招聘和挽留机制，以“把合适的人拉上船”。这种短期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无法阻止其余人的流失，而这些人才的能力还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它认为世界上的人才是无限量供应的……并认为人才也不介意在不重视个人培养的公司里工作”。即便如此，按麦肯锡的说法，公司参与高管人才的争夺仍是未来数十年企业竞争格局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可惜，大多数公司仍然准备不足，就连最优秀的公司在面对此竞争时也会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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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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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对高学历人士而言已经足够严重了，而对低学历人士来说就更加致命了。就算按现行教育制度设定的标准来看，数百万人仍然处在不达标状态。一个指数衡量了义务教育的辍学率和失学率：在美国，升入高一的学生，平均有30%在升入高三之前就辍学了，一些地区的比例更是高达50%。在部分原住民社区中，这一数字达到了80%以上。而在坚持修完高中课程的学生里，成绩不佳的比例往往也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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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数字责怪学生是不对的，它们反映的问题出自教育系统内部。在其他任何标准化流程中，若是出现了30%的废品率，铁定会被认定为失败，更别说50%或80%了；在教育领域，它浪费的可不是没有生命的商品，而是有血有肉、会呼吸的、活生生的人。从现状来看，高中没毕业的学生除了从事低收入工作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出路；而如果他们连低收入工作都找不到的话，就只能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与此同时，许多本来应该有人上岗的工作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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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迷惘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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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欧盟有2 100万人失业，其中有近1/3的人不到25岁。一项研究显示：“欧洲有1/3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没有正规学历或学历很低，较之于拥有中等学历的人，前者就业的可能性要低40%。仅在英国，就有570万名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完全没有学历，英国有20%的成年人，大约700万人，都不识字或者不会做算术。”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欧洲就业困境的根源在于僵化的教育系统、高昂的劳动税以及人口流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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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负面影响最大的是年轻人。全世界15～24岁的年轻人大约有6亿，其中7 500万处于失业状态，占全部人数的12%，是成年人失业率的两倍。按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青年失业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一个不断恶化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中，不断攀升的失业率造成了疏离、萧条等社会危机。90%的年轻人居住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尤其容易遭受失业和贫困的冲击。国际劳工组织说：“在发展中国家，穷人的日常生活中弥漫着危机。陷入求职困境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多，而且这一恶性循环至少还要再持续一代人。”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随着一大批人初进职场就已经失业，这些趋势“对年轻人而言十分残酷” 。它警告说，“这有可能造就出新的‘迷惘一代’，这些年轻人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失去了通过工作换取得体生活的一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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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强调了年轻人失业的代价：“社会对他们的教育投资完全被浪费了。各国政府都无法收回这些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贡献，还被迫在补救性服务上加大支出。”年轻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放弃这种潜力在经济上是浪费，也会破坏社会稳定”。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且失业人士中的一半已经失业了长达一年以上的时间，这不仅是一项经济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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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开始深感自己被社会和经济变化边缘化，但又无力改变现状。长期失业已成为困扰这个群体的顽症。他们往往集中在特定地区，反过来又降低了自身共同的复苏机会。在英国，绝大多数失业人口生活在全国各地的2 000处村屋里。在一个以工作为主导的社会，没有工作或是面临失业，都会产生极为可怕的负面影响。在很多国家，学校里的年轻人之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不满和好斗趋势。教师们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变得士气低落。60%的教师说想离开自己就职的学校。半数的受访教师表示，因为学校的纪律太差，他们甚至想告别教职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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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美国也存在愈演愈烈的社会排斥问题。在许多城市中心地区，尤其是在因被疏离而心存不满的群体当中，少年帮派的暴力问题变得愈发严重。在欧洲的一些主要城市，帮派斗争和暴力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的一个特点。最令人不安的一种前景是，社会中将出现难以翻身的底层阶级。如果城区居民中的某些群体在经济上丧失了权利，就有可能会陷入犯罪、贫困和绝望的不可逆循环之中。要平息这些绝望的、被边缘化了的群体的愤怒和挫败感，代价可能会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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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监禁率。每35个美国成年人就有一个身处惩教系统中，包括监禁、缓刑和监外管制，这个数字比30年前翻了一番。同一时期，被判监禁和缓刑的人数增长了274%，2008年达到230万；监外管制人数也增长了226%，达510万。这些人都集中在特定群体里：在美国，10%的成年非洲裔人口处在惩教系统中，对拉美裔人口而言，这个比例是4%，白人为2%。在疯狂膨胀的监狱人口中，教育失败的人多得数不胜数，他们大都没有读完高中，不识字，算术差，或因未确诊的学习困难症而成绩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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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中，政府对监狱系统的支出成了财政预算中仅次于医疗补助（低收入者医疗计划）的最快增长部分。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惩教系统的支出超过了整个公立高等教育的支出。监禁的费用远比教育费用更高。平均而言，把犯人关在监狱里一年的成本是29 000美元，而接受一年高中教育的成本估计只有9 000美元。某些政策制定者显然更愿意把钱花在监禁上，而不是为这些被边缘化了的群体的才能投资。然而，迄今为止，培养问题人士的才能和抱负是鼓励他们重新投入社会、避免再次犯罪的最佳途径。从社会、伦理和经济等各个方面来看，投资改善教育以及让所有公民获得美好的人生开端，都比教育投入不足、花更多钱补救恶果要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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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戴手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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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尔在开会时会让30岁以上的人举起手来，问他们谁还戴着手表。通常，戴手表的占30岁以上人士的绝大多数。如今30多岁的人还处在成长过程中，数字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为了获知时间，那时的人们必须戴表。可如果我问一屋子青少年同样的问题，那么举手的人就会寥寥无几。眼下这一代青少年通常不戴表。对他们来说，获知时间的媒介真是多种多样，有手机、音乐播放器和游戏机等。在他们看来，自己根本没必要专门戴一个只能用来判断时间的小工具。“为什么要戴表呀？”他们说，“这个设备功能太单一了，没有多大用处。”我只能回答说：“没那么糟吧，它还能显示日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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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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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说得好，“你出生之前就出现的技术，算不上真正的技术”。数字技术造就出了自摇滚乐出现之后最大的世代鸿沟。马克·普瑞斯基（Mark Prensky）等人对数字原生代和数字移民做了区分。这并不是一个硬性的区分，但它确实指向了明显的世代交替。老一辈的移民，出于怀旧情绪和对安全感的追求，往往会在新的国家退缩回故国文化。而孩子们则热烈地投入新文化，激动地拥抱它，还把它教给成年人。数字文化大多也是这样。关于新的工具和思考方式有些什么潜力，我们的孩子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他们像讲母语一样说着数字时代的语言，成年人对这一套却像在学外语。我们的孩子往往不认为这些设备是技术，而是觉得它们就像人呼吸的空气一样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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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高速发展，使经济出现了周期性振荡，人口、价值观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现在，各国的教育系统都迎来了方方面面的文化变革巨浪。有些变化是数字文化的直接特征，有些不是。过去50年中，许多原本确定的东西纷纷出现破裂：核心家庭、宗教参与模式和性别角色，等等。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在文化群体之间造就了更为深刻的裂痕。在世界各地，文化认同变得日益复杂、相互纠缠、彼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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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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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学校里的年轻人承受着远比我那一代人更大的考试压力。他们必须付出比我们更多的努力才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以后又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较高的分数；而等到从学校毕业后，他们的学历又会变得一文不值。他们从5岁甚至3岁开始就在承受这种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会贯穿其整个学生生涯。考试和测验不再是检验学业进展的指标，更像是不断地把植物拔起来看看它们长势如何的评价方式。对上了大学的学生来说，学业和生活压力会变得更大。随着对学历需求的持续通胀，学生们面临着巨大的成功压力。许多人甚至开始服用声称可以提高成绩的药物，以帮助自己在学业上保持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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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业压力，学生们还肩负着另外一种压力：要表现得尽量悠闲。罗里·奥康纳（Rory O’Connor）和诺埃尔·希伊（Noel Sheehy）曾对学生中的自杀行为进行过研究，他们认为，学生们“正承受着压力，他们要表现得像个全面发展、幸福、成功、有才能、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融入环境。但事实上，他们正承受着‘不要显得有压力’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这一压力太重，自己无力负担，时常感到非常痛苦。大学生的自杀率凸显了我们现在对孩子学业成功所抱持的过高期待。有些学生辅导员也开始呼吁，学校应该在培养年轻人的基本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上多花些时间，以让他们应对未来的生活：“只有让年轻人敞开心扉，我们才能够帮助他们消除因自身无法面对压力而产生的耻辱感，以及不愿让任何人知道的抗拒感……因为如果假设学术成功就是生活的全部，那么我们根本没有教会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失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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