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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聘请英文教授不是要让他们搞文学创作,而是要他们研究文学创作。教授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分析作家们的生活和写作动力。教授们或许在业余时间也写写诗歌,但他们倘若在工作时间写诗可没人会感谢他们,哪怕这些诗歌能提升大学的知名度也无济于事。事实上,大学只希望他们撰写分析诗歌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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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艺术作品,通常不会被当成艺术院系里正当的智力活动:但在科学院系,比如在物理系搞物理,在化学系搞化学,这么做就算。为什么大学会认为研究小说比写小说需要的智力更高级呢?又或者说,如果学校认为写小说不算是正当的智力活动的话,又何必研究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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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提到过人们常常会区分所谓的学术性主题和非学术性主题。科学、数学和社会学属于学术性主题,绘画、音乐和戏剧则是非学术性主题。这种区分方法存在几个问题。其中一点是,主题这一概念认为,主题涉及的内容定义了课程所属的不同领域:科学不同于艺术,因为它们处理的是不同的内容。数学不仅仅是由命题性知识定义的,它既涵盖了命题性知识,也是概念、方法和过程的组合。音乐、绘画、地理、物理、戏剧、舞蹈等也是一样。出于上述理由,我喜欢“科目”甚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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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的概念,还扩展了跨学科研究的空间。这是因为,科目在不断变化演进。基于这一现状,语言学家詹姆斯·布里顿(James Britton)这样说,“分类会给我们招来风险。实验显示,哪怕是分类员之手最轻微的触摸,也能诱使我们认为同属一类者有着超出实际的相似性,而来自不同门类下的物体则有超出实际的更大差异。当我们处理一些实质性更强的事情时,这些误判还可能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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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之间正不断地融合、重组、杂交,孕育出新的后代。在我就职过的上一所大学,我参加过一次教授委员会会议,委员们是从大学里不同科系的所有教授里选拔出来的。化学系教授提议说,大学应该设立“化学生物学”的新教职。其他委员会成员审慎地点了头,正准备讨论后面的主题,生物学系的教授又站出来说,大学应该设立的是“生物化学”的教职才对。一如布里顿所说,我们对知识的分门别类,充其量只能做到“姑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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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假设是,有些主题是学术性的,有些不是。实情并非如此。所有的议题都可以从学术的观点来考量,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考量。大学教育着眼于命题性知识和“逻辑-演绎”推理。学术界可以通过学术研究的框架看待一切:植物、书籍、天气系统、粒子、化学反应或诗歌。而区分学术工作的则是工作模式,而非工作主题。学术智力的优越性假定,显然来自学历的传统结构。传统大学用学位来奖励学术成就,而其他机构则用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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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学历结构中,如果你想从事艺术、绘画或雕塑方面的工作,那么你应该进入艺术学院,凭借努力获取文凭;如果你想获得艺术方面的学位,则必须去大学学习艺术史。不过,你在大学里无须创作艺术,只要进行研究就行了。类似的,如果你想演奏音乐,做一位音乐家,那么你就得去音乐学院拿文凭;如果你想获得音乐学位,则必须去大学撰写有关音乐的论文。不过,这些区别正日渐融为一体,艺术院校现在也会为学生提供学位,而大学艺术院系也开始教授实用课程。即便如此,在一些文化领域和体制下,艺术实践工作应被授予学位的观点仍然遭受着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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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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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观依然由取代中世纪精神的意识形态所主导,也就是理性、客观和命题性知识的意识形态。这些观点限定了我们的态度和理论,就如同神话和迷信支撑着中世纪天文学家煞费苦心进行的运算一样。意识形态为他们的问题提供了框架,我们的也一样。我们常常会问:“如何才能衡量智力?”但这一问题假设的前提是,智力是可以量化的。我们会问:“如何才能提高学术水平,同时又不会怀疑它们能否为我们的生存提供所需的东西呢?”我们会问:“要去哪里寻找有才华的人呢?”但我们往往忽视了周围人身上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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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四处环顾,却对之视而不见,因为传统的常识性能力评估让我们分心了,使我们看不到真正存在的东西。虽然我们会问:“如何才能提高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呢?”但我们却在现实中扼杀了最有可能促成此事的过程和条件。我们深陷于陈旧的世界观,继续依赖于大众教育的两大支柱,哪怕所有证据都在表明:这套系统辜负了太多太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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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流行概念狭隘得到了危险的程度,其他智力能力不是遭到忽视,就是受到低估。尽管各方努力倡导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之间的平等地位,大众仍然秉持着“学术项目的地位更高”的态度。然而,人类智力远比工业化或学术化教育教给我们的内容要丰富得多。理解人类方方面面的智力和潜力,是理解创造力的真正本质的关键。要面向未来,我们必须透过学术错觉看到人的真正能力,使其中的不同元素相互促进,而非彼此妨碍。但这些能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将它们释放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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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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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智力远比工业化或学术化教育教给我们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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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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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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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以往,如今的人类社群更依赖于多样化的才干,而非单独的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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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聪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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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瓦洛(Liz Varlow)是伦敦交响乐团的中提琴演奏家,弗林克奖(Frink Award)得主。她出生在英格兰伯明翰,并于8岁时开始演奏小提琴。她曾两次获得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赢得过无数奖项。资深音乐人都说她是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她的音乐敏感性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没有人能想到,她有着严重的失聪。她的听力自16岁时就开始恶化;19岁时,她彻底丧失了听力,病因却始终是个谜。尽管如此,她却一直保持着优秀职业音乐家的能力。那么,没有听力她是怎么进行演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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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怎么演奏的?”瓦洛说,“我知道怎么演奏会发出声响,也知道我演奏出的是什么声响。听力‘正常’的演奏者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演奏出声响,用听力去校验。如果音调不对,懊悔也来不及。而靠着精确的听觉记忆、扎实的技术和良好的幽默感,我能够应对一切专业情况。所以,失聪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缺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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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芙莲·格妮(Evelyn Glennie)是世界上成就最高的打击乐手之一。她在世界各地都举办过演奏会,在公众中广受好评。她的CD售卖出了数百万张,还赢得过专业乐评机构颁发的各种奖项,包括年度最佳音乐家大奖。世界各地都曾邀请她主持音乐大师进修班。她同样也患有失聪。在12岁刚开始培养自己的音乐能力时,她的耳聋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尽管失去了大多数人眼里培养音乐才能的关键知觉,但她还是锲而不舍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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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例子明显违背了通常的逻辑:失聪者怎么能成为优秀的音乐家呢?利兹·瓦洛和伊芙莲·格妮的成就,证明了人类思维的非凡灵活性和无限潜力。正是这些素质,为人类独特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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