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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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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互动。我之前提到过生成性观点的力量。我们通常认为，随着更符合证据、更合适的新理论出现，旧理论很快会遭到取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实践中，理论就像裙子的长度和翻领的剪裁设计一样，会受社会风尚所限。大量理论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放眼世界，众多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随时会提出各种新观点。然而，尽管任何时候都有多种理论在论述同一个问题，而且每一种理论都可能与观测事实相一致，都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但只有某些观点能在突然之间激发大众的想象力，而有些理论就压过了另一些。当然，这不见得就是因为前者更深思熟虑，而是有另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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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得到采纳，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存在，更是因为它们迎合了需求。从20世纪初直到今天，尽管智力测试存在许多概念性和方法上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但它们仍吸引了许多政治家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影响深远，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看似与教育事实相一致，更是因为它们表达了整整一代教师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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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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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得到采纳，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存在，更是因为它们迎合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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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理论的目的是要对现象进行解释，但它们得到采纳的原因也会基于其他方面。出于同样的原因，之前的心理测量理论与公共教育选拔人才的宗旨出现了一致性。理论的意义不只在于解释，更在于它的意识形态。在一个重要的意义层面上，理论是具有表现力的。它是人类文化网络复杂而有机的一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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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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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包括了一些构成哲学家所谓“世界观”的思想和信念。不同的世界观来自评估体验的不同方式以及不同的行为模式。你可以在小说、电影和戏剧所描绘的世界里体会到不同的世界观。在每部戏剧、每种流派中，只有特定类型的行为才是合理的；而在另一种语境下，同样的行为有可能会完全让人无法理解。剧作家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right）认为，作家、导演和演员的工作，就是对剧作赖以存在的世界进行定义。在这个世界里，作品所表现出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例如，在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和威廉·罗利（William Rowley）所著的詹姆士一世时期（17世纪）的悲剧《换婴记》（The Changeling）中，女主角比阿特丽斯·乔安娜（Beatrice Joanna）认为，若不想嫁给自己不喜欢的追求者，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他：“今天的年轻女性们却能找到许多别的出路。但这些出路，在这出戏剧的创作年代却没有任何可行性。导演的任务是描绘一个她别无出路的社会，而女演员的任务则是表现一个想象不到其他人生出路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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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看，文化是一种准许制度。所有文化都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置身于文化当中，就要理解这些准则，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服饰和行为方式可以接受，而什么又不可以接受，并遵照行事。某些行为会得到文化认同和奖励，另一些行为则会受到文化的反对和制裁。这些准许制度可以是正式的，即通过法律确立，通过司法制度强制执行；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即内嵌在社会态度当中，用语音、语调和肢体语言表达。由于个人身份往往与文化接受度联系在一起，所以打破群体惯例需要真正的勇气。有时候，这还会不断遭到来自社会的惩罚和排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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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观察来自其他社会的准则和惯例，尤其是那些在时间或空间上与我们相距很远的地方，虽然我们可以从客观上描述它们的不同之处，却很难了解置身于其中的主观体验。文化蕴含着感性的价值观和感觉。阅读其他时代所出版的小说和剧本，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人物所处现实环境的差别，更在于他们情感体验方面的差异，即关于他们怎样看待事物，什么对他们来说最重要以及他们怎样表达情感。出于这个原因，对其他文化的事实性记叙就无法充分地还原其生活的复杂性了。如果你想真正感受其他时代和社会的生活体验，更有效的做法是去鉴赏当时的音乐和诗歌、品尝当时人们的食物、接受他们的想法和跳他们的舞蹈。毫无疑问，这些表达形式能最切实地突出文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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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人生活在由文化交织成的社群中。移民到新国家或迁徙到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的人，或许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当中。移民家庭的孩子们往往过着双重文化或多文化生活：说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方言），一种用来跟学校或工作上的朋友交流，另一种用来跟家里的亲人交流。随着他们不断地与这些群体交往，他们需要不断地重新调整自己的文化敏感度，并且留心不同文化的不同准则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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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巩固的过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青少年的社会化部分来自社会的需要，“形成日后稳定预期的基础。这种稳定依赖于不管个人怎么变动，相同的预期都会不断得到实现”。这并不是说，文化惯例从没产生过变化。它们会变化，尤其是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虽然前一代人可以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角色，但新一代人却会发展出自己的情感结构，通过当时的同伴和社会规范传播，这种情感结构有可能会和父母那代完全不同。新一代人会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他们所继承的独特世界，重现文化的诸多方面，“同时以一些新方式感受自己的整个生活，并将创新的反应塑造进新的感觉结构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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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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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是通过思想、感觉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行动来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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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并非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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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个有机概念，暗示着成长和发展的生命过程。人类文化是通过思想、感觉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行动来不断发展的。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一样，文化发展的宏观过程也并非一条直线，同样难于预测。它们是动态的、有机的和复杂的。文化变革的进程，事后往往都很难理解，事前就更加不可能规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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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浪潮开始席卷西方世界。它的许多形式让婴儿潮一代兴奋不已，却激怒了不少家长。这些摇滚明星来自许多不同的文化领域：蓝调、乡村和西部音乐、爵士和摇摆乐、传统民俗音乐以及各种舞蹈形式。摇滚乐的发展过程若是靠政府文化委员会来提前规划是不可想象的：一群热心的公务员倾听着经科学计算的三和弦变调，对照婴儿潮一代的统计图绘制出行动方案，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人能预见到摇滚乐的出现，也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的文化影响力。相反，凡是认真思考过摇滚乐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曾试图禁止它。这一现象如野火般燃烧，因为它是一股创造能量和文化反叛混合起来的易燃气体。你不妨这么说，摇滚乐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挑战了主流世界观，表达了新的时代精神，即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和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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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摇滚乐狂潮，与中小学、大学里的音乐教育没什么关系。在这一时期，虽然很多著名的摇滚乐明星确实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去音乐学校，而是去了艺术院校。艺术院校的教育传统为实验、个人创造力和流行文化提供了一种氛围，而这种氛围，在正规音乐学院里是完全感受不到的。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艺术院校成了摇滚文化意想不到的温床：这是文化发展趋势非线性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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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如今社会化媒体的升级式发展。20世纪70年代，当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正在培养羽翼未丰的微软公司时；20世纪80年代，当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刚开始动手开发他们另类的个人电脑时；当蒂姆·伯纳斯-李在瑞士思考如何把计算机数据库连接起来形成全球网络时，没有一个人曾想过他们竟然会促成21世纪之初的社交媒体热潮。谷歌、Twitter、Facebook、Flickr和成千上万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如同病毒般在全球各地的文化中蔓延。一种原始的人类冲动，即彼此关联、分享想法和信息的念头，是这些非凡举措背后的原动力。哪怕是最先进的技术，也只有在接通人类基本本能的时候，才能改变世界。而一旦它们接通了人类本能，其影响就会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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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例子是移动电话的发展。过去10年间，手机已经成了数字通信技术的主要平台。伴随着iPhone的发明、诸多效仿者的问世，再加上成千上万的App，手机变成了新体验和全新可能性的数字“聚宝盆”。对于年轻一代的用户来说，智能手机的音乐、影像和游戏功能让他们几乎没时间打电话了。年轻人现在喜欢互发信息，而不是直接讲电话。自从智能手机进入市场，手机的语音应用使用率大幅下跌，而且一开始热心鼓励销售手机的电话公司的收入也出现了缩水。与许多文化趋势一样，这根本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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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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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是一种复杂的网络，每个人都只知道一些凤毛麟角。有些领域，我们可以宣称自己比较精通，甚至是专家。但还有许多领域，我们是外行，甚至完全无知。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认识都来自其他人的知识，这些知识有着多种呈现形式：故事、轶事、理论、信仰体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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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情况一直如此，但人类知识的库存如今每隔10年就会翻一番，而且速度还在加快。因此，各个学科都呈现出了越来越密集的专业化趋势，也就是说，人们的所知范围开始变得越来越小，所知深度却变得越来越大。随着知识的扩展，专业化必然会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危险的地方在于，我们对思想的互联互通方式已经丧失了大局观。举例来说，现代科学的输出太快了，以至任何人都只能理解其中极少的环节。单个数学家通常只能胜任数学的一小部分。假设数学大会收到了50篇论文，但实际上只有少数数学家能完全理解其中的五六篇。按迈克尔·波兰尼的说法，其他论文所用的语言，“只有跟进了与自己专业最接近的6份报告的人才能理解。再加上我在化学和物理学上的亲身体验，在我看来，所有主要科学领域的情况可能都很类似。因此，任何一位科学家大概都只能够对当前科学总输出的1%的内容进行第一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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