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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针对每一名学生开展个性化教育是可行的，方法之一是创造性地利用新技术。信息技术是经济和文化变革的驱动力，也是传统教育产业模型过时的原因之一。一些可以发展创造力、改善沟通和协作的强大工具，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它们能迎合每一名学生的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部分国家和州已经开始采用网络技术，力图使学生和教师在各种个性化学习方案中结合起来。这些地方包括瑞典、新西兰、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的部分州。大学里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机构将课程上传到网络上，每一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资源上线，面向所有愿意学习的人开放。随着大学学位市场价值的下降、获取成本的不断升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互联网促成的可行性学习替代方案和学历资质。这些都已经不再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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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英国政府创办了开展远程教育的开放性大学，有效地证明了高等教育替代形式的吸引力。该大学可以颁发本科和研究生学位，以及文凭、证书和继续教育课程（continuing education units，CEU）等非学历资格。它有开放的入学政策，也就是说，大部分本科课程的修读都对学生之前的学习成绩没有要求。大部分学生来自英国，但学生事实上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修读这些课程。该大学在英国各地设有13个区域中心，全欧洲都有办事处；就读学生超过25万人次，其中包括5万多名海外学生。按学生人数看，它是欧洲最大的学术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属前列。自成立以来，150多万名学生在此修读了开放大学的课程。开放性大学和其他在线教育供应商的成功，说明人们当今普遍渴求高等教育个性化路线，对创新学习方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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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是一场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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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坐在教室或学术报告厅里，学习还有其他许多种形式。一旦教育打通了跟学校之外的世界的联系，年轻人就可以做出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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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学习”是一种教育、学习和反思的方法，能把课堂教学与对整个社区的服务结合起来。它把社区服务和指导、反思整合在了一起，向学生们传授公民责任与参与感，以激发其为了共同利益而强化社区的行为。国家青年领袖理事会（National Youth Leadership Council，NYLC）是全世界服务型教育的领导者之一，它将服务型学习定义为“一种社区发展的哲学、教育学模式，可用作达成学习目标或内容标准的教学指导策略”。1983年，詹姆斯·齐尔斯迈尔（James Kielsmeier）创办了国家青年领袖理事会，“通过服务型学习，依靠年轻人、年轻人所在的学校和社区，创造一个更公正、更持久、更和平的世界”。国家青年领袖理事会的工作现已进入美国的各个州以及全世界35个国家中。它的课程项目包括与中小学、大学、大型企业、政府、宗教组织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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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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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的另一个非常不同的有趣案例来自名为“13号教室”的非凡举措。这是一家社会创业型组织，包括遍布世界、不断扩大的艺术工作室网络，以及由艺术家、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社群。“13号教室”是一家按照正常业务思路，以民主方式运营的工作室。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管理团队的都是8～11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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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苏格兰威廉堡考尔小学的一群小学生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室，即“13号教室”，其指导理念是由项目创办人罗勃·费尔利（Rob Fairley）设立艺术家顾问职位的理念发展而来的。费尔利和很多小学都曾进行过紧密的合作，考尔小学更是请求费尔利担任本校的艺术顾问。在他的鼓励下，学校把工作室办成了企业，不仅会筹措资金购买画具，而且会动员各行业的艺术家与学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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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教室”的核心是一种信念：每个人的诚实和个性表达都很重要。费尔利说：“我们为教学中忽视视觉素养的行为感到愤慨。通过视觉形象表达观点，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教学技巧。” “13号教室”把孩子看成艺术家和知性个体，将艺术培养和成功经营企业的技能结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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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间“13号教室”都由学生经营。经选举产生的管理团队负责工作室的日常运营，并跟踪每间工作室的财务状况，以确保所有发票都付款到账。（成年人不得签发支票。）“13号教室”并没有对年龄或能力提出具体的要求，也不强迫学生们参加。学生们之所以参与其中是因为他们想来，只要他们跟老师商量好了时间，按时完成了课业，想留多久就留多久。一开始，费尔利每星期会抽出一天时间到考尔小学和孩子们一起开展志愿项目，后来，“13号教室”变成了一张与工作室同名的跨国网络，在创造高品质艺术品和推进多种创意教育方面都获得了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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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造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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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青少年管弦乐团是委内瑞拉的全国性音乐教育项目，已经培养出了大批优秀音乐家，极大地改变了该国成千上万贫困儿童的生活。委内瑞拉全国现有237支管弦乐团、200支青年管弦乐团以及376支合唱团。国立青少年管弦乐团的优秀毕业生中有很多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如爱迪生·鲁伊兹（Edicson Ruiz）和古斯塔沃·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杰出的西蒙·玻利瓦尔青年管弦乐团（Simón Bolívar Youth Orchestra）也是由该项目培养出来的。许多孩子在两三岁时就开始参加当地的青少年管弦乐团，大多数会坚持到十几岁。他们每星期训练6天，每天3～4个小时，此外他们还会参加各类娱乐活动和密集的研讨班。所有学生都可以免费参加这个项目。国立青少年管弦乐团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安全、欢乐和有趣的人间天堂，培养每个孩子的自尊和价值感”。这里纪律宽松，但执行严格。艰苦的训练和真正的成就是青少年管弦乐团成功的关键。不过，有趣的感觉永远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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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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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门学科都富有创造力，而且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应当促进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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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青少年管弦乐团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做学生家长的工作。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对两三岁的孩子进行家访，以确保家长理解孩子们训练所需的投入程度。等学生们开始学习乐器时，教师们会指导家长应怎样为孩子们在家的练习给予最好的支持，并进行反馈和鼓励。工作人员的重点是想创造“人人支持人人”的社区。在这一理念支撑之下，教师和学生都应努力投入个人和社区的活动，“创造一个让孩子们感到安全而又有挑战性的地方。乐团的毕业生们在离开时会获得能量，具备坚忍不拔的精神，拥有迎接未来生活中的巨大挑战的信心。深刻的价值感、得到关爱和赏识的感觉以及对团队工作流程与协作的信任，都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会变得卓尔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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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是针对所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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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并不仅限于特定的学科或活动。人们通常以为它主要与艺术、手工艺和设计相关，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主持的委员会里包括了科学家、经济学家、商界领袖、教育家、舞蹈家、音乐家、演员和歌手。我们提交的报告名叫《我们的未来》（All Our Futures），论述对象为现行的整个教育课程。但政府的部分成员仍然坚称它是“艺术报告”。创造力不仅跟艺术有关。艺术作品固然需要高度的创造性，但任何与智力相关的工作也都可以具有高度创造性。报告里对艺术教育提出了许多基本的观点，但其认为创造力只与艺术相关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这样想就暗示着艺术主要是在更严谨的学术工作里忙里偷闲的机会，是偶尔发挥创造力的机会，这对创造力和艺术的本质都是严重的误解。它还暗示着，包括数学和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没有创造力可言。这更加不对。每一门学科都富有创造力，而且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应当促进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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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的学校会在时间表上发挥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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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或时间表是组织管理时间和资源的工具。从理论上讲，日程表的目的是促进学习，但在实践中，它却可能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大多数学校的时间表很僵化，这也导致学校的文化变得僵化。学生和老师们都会根据固定的时间表来安排一天的教学，而不是灵活分配时间以满足教学需求。不管上什么课，都是固定时长，然后每周重复。但实际上，不同流程需要不同的时间安排模式：练习语言或许最适用短暂而频繁的沉浸期；科学或艺术分组项目则一般应分配更长的时间段。学校的时间安排应该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差异，并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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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学校”（School of One）是纽约市教育局旗下的中学数学项目。它最初于2009年启动，如今在曼哈顿、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的6家学校都有实施。学校的使命是“提供个性化、有效和动态的课堂教学，让教师可以在关注教学质量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学校开发了一套计算机程序，包括根据家长和教师提供的信息对学生进行详细评估，以及来自多个供应商、不同形式的课程素材库，以配合多种学习风格。系统的核心是一套名为“学习算法”的计算机程序，它可以为每名学生和教师单独生成课程表和学习资源。课程表被展示在学校的所有屏幕上，小组合作、协作项目和个人学习时间都包括在内。这样一来，老师们也成功摆脱了妨碍教学的大部分日常行政工作，得以专心致志地“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支持和指导”。教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决定更改自己的时间表，也可以调整特定学生的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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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纽约市教育局研究和政策学习小组对该试点项目进行了评估，发现参与学生的成绩明显比未参与的学生要好。2009年，《时代周刊》将该项目选入了“最佳创新百强”。“一号学校”项目承诺还会推出其他基于信息技术的创新，一如学校的有趣说法，即“为学生的学习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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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思考时间表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生的精力水平在一天中的波动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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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布拉斯诺兹学院生理神经科学部门的负责人、神经科学家拉塞尔·福斯特（Russell Foster）对英国北泰恩赛德地区蒙克西顿高中的中学生进行了一场记忆测试。他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大脑时间会比成年人滞后两个小时。青春期刚开始时，青少年的生物钟可能会发生改变。青少年起床晚，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他们的生理程序就是这样。蒙克西顿高中的校长、《造脑》（Making Minds）一书的作者保罗·凯利（Paul Kelley）博士说，连续早起会让他们变成“行尸走肉”，而允许孩子们上午11点正式上课，会对他们的学习成绩产生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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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博士认为，对青少年睡眠时间的剥夺，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健康，而教育也会受到波及。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科学告诉我们这一点，早早把孩子从床上叫起来，一定会导致突然的情绪波动，增加他们的烦恼，还可能会导致他们出现抑郁、体重增加和免疫力降低的问题。凯利博士说：“从11岁左右开始，所有的青少年就都会受此影响，直至大学，甚至更久。研究表明，是我们把青少年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得做些补救。”他的中期目标是改变学校一天的节奏和时间安排。这项研究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建立起了名为“间隔学习”（spaced learning）的流程，教师们的授课时间被缩短了，有的课时长不足10分钟，之后就改为体育活动，然后再重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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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学生们在上完3轮20分钟的短课（中间穿插10分钟的体育活动作为休息）之后，其科学论文的得分平均提高了90%。而且，上课之前，学生们并没有预习过当堂科学课要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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