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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达尔文和詹姆斯那样的“大方的”唯物主义者则抱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信一切捉摸不定的思想和感觉的东西都基于大脑的行为。因为同样相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人类意识,他们能慷慨地把丰富的主观经验归结到人类和人类复杂的大脑。我想,在未来50年,我们自己的唯物主义也会像达尔文和詹姆斯那样变得更加慷慨大方。当神经科学揭示人类意识的更多微妙,人们会更容易接受和认识那些微妙,给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社会带来好处。狭隘的唯物主义者容易使人自私和自大,因为神经科学似乎只看重我们与动物共有的更原始的能力和情感。我们更加进化的有别于动物的人的能力,如创造、善良、幽默和想象,还在脑图像实验室里演习。大方的唯物主义者则可能使我们更多情、更谦逊;我们会发现其他思想和头脑也有着我们那样丰富的主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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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修正的更加慈善的人性观,关键的一点是发展新的技术,揭示大脑的神经活动和基因激发模式。不论当我们从事没有特殊感觉的简单的认知活动,还是参与最能激起人类情感的复杂的社会活动,它都能告诉我们脑海里到底发生着什么事情。当新技术客观证实了我们纷纭复杂的思想、感觉和社会关系,不论每个人的心理复杂性,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都将在科学的进步中形成更加精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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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前,我们不得不靠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通过精确的细节和富丽的色彩来刻画人的意识。39将来,我们不能指望大众文化来做那种事情——Viacom和迪斯尼(Disney)看不出那有什么好处。40不过,我们也许能通过科学来填补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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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短小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狭隘的唯物主义。在19世纪,心理学是西方男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的学问,也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学问。在这样的家长制心理学中,几乎不关心妇女、儿童、非知识分子、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和其他有意识的动物。但是,这种严格封闭的思想方法却有着被人忽略的优点: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理特点使他们能发展一些精密的方法来表现和传达他们丰富而捉摸不定的内心生活。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心理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封闭的正反馈环,这典型表现在詹姆斯兄弟威廉和亨利的往来书信中。他们在内省中热烈交流,形成了刻画意识的超凡本领。41更一般地说,19世纪后期欧洲文化的演进就表现在达尔文、高尔顿(Francis Galton,达尔文的侄儿)、弗洛伊德、哲学家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和迈克道戈尔(William Mc-Dougall)和德国实验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等人的心理学理论化过程中。他们敢于猜想情绪、美感、爱情、家庭生活甚至变异的意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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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文化的民主化和还原论与实证论在科学中的兴起,这种风格的心理学在20世纪都烟消云散了。心理学拓展了研究的对象——让妇女、儿童、工人阶级、非西方人和灵长类动物进入它的领域——但是紧缩了研究的问题。同时,随着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兴起,文化产业有了更多的顾客,也失去了过去占主流地位的小说和戏剧的亲和。在这些媒体的观众看来,人性的文化形象多了僵化而少了敏感。与此相应的是,心理学的内容也在总体上大为简化了。20年代华生和50年代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把主观经验看作错觉,42把学习作为行为的基础,把几乎所有其他的事物——思想、感觉和社会的相互作用——都从心理学赶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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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60年代的认知革命,计算取代了学习而成为心理学最流行的隐喻。一些心理学家从而解放出来发展知觉、推理和谈话的计算机模型。不过,某些模型并没有扩张多少学科的主题。严肃的心理学家仍然忌讳写真正的社会、性和家庭关系或者多变的意识状态,如浪漫的爱情、父母的骄傲、职业的嫉妒。实证论、经验论和还原论把证明的负担转移到了那些想考察人类意识的人身上;任何不能在实验室证明的思维状态都被认为是不真实的。由于几乎所有关于人类有意识的内心活动的东西都不可能这样袒露出来,在那时可能的实验条件下,大多数主观的人类活动都被排斥在心理学的大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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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西方文化和西方心理学在20世纪都美国化了。它们的领域更宽广,却不那么精密;方法更客观,结果却不那么准确;政治上更加进步,却不那么有人情味。它们也关心个体,不过是被剥夺了社会、性和家庭关系的分化了的陌生对象。最后,它们能更加有效地描述和探索对广告和宣传的简单的下意识反应,却不大接受涉及模糊、想象、同情、道德判断或美学抉择的任何有意识的状态。心理学认定它不得不在分析行为与理解意识之间、在经验的重要性与主观的精确性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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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未来50年将证明这种主张是错误的。新技术有能力证实更多的人类的主观经验。只要科学家的工作是研究在有意义的社会条件下的真实思想和意识,就可能产生更丰富也更精确的人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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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脑图像方法能说明当我们在实验室进行一定的精神活动时,哪些脑区域在活动。直到目前,多数这类实验都是根据标准的知觉心理学或认知心理学来做的,对参与者没有内在的意义。读大学的时候,我也做过这样的脑图像实验。在哥伦比亚医学院,我被绑在床上,头连着20个盖革计数器,呼吸着氧和放射性氙的混合气体,花6个小时在简单的几何图形间进行选择。当然,实验有助于我们识别与图形识别有关的大脑区域。但我在考虑那些图形的时候,还有许多跟图形识别不相干的思想和感觉:担心我和女朋友刚吵了架,回想帕索里尼的电影情节,43想着里根总统的老态龙钟。从研究者的观点看,这些偶然的念头都是“噪声”,只要实验里的这些不相干的思维状态具有足够的多样性,研究者可以放心噪声最终是能被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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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验还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似乎说明参与者的思想和感觉要比实际的简单得多。我们应该承认,目前的脑图像技术还不能很好满足我们研究现实社会状况下流动而复杂的思想和感觉——我们应该努力发展那样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空间和时间分辨率更高的仪器更能有所帮助;假如能精确测量在1毫秒×1毫秒基底上有多少个立方毫米的大脑区域在活动,我们就能研究更微妙的心理学过程。另外,研究作风也需要改变。我们可以继续发扬19世纪勃伦塔诺和詹姆斯实践的传统的“内省”方法。在内省中,心理学家自己就是他最好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让自己坐在脑图像仪下,系统考察我们的思维状态,看看什么在活动。然而这跟闭门自省有同样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在关注大脑状态的经验数据的同时,还继续进行各种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现实的社会活动——如谈话、调情、讨价还价、争辩、哺乳,等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轻便、结实而又不显眼的脑图像系统,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将大脑全部的真实的能力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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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人类意识复杂性的另一关键技术是把基因的表达模式画出来。每个大脑细胞都有一组完整的基因,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只有某些基因能表现——就是说,只有某些基因能转录到RNA,然后转录到蛋白质。而且,不同的大脑区域有着不同的基因表达模式,这些模式随时间而改变,不仅在从胚胎到成熟的演化过程中改变,也随日新月异的情况而改变。在社会环境、神经心理学、基因表达和行为之间,存在一个反馈的环。当我们恋爱、当朋友去世、当我们得到升迁,我们大脑的基因表达模式无疑会改变。几乎每一个持续时间超过几个小时的思想过程都包含着基因表达的改变,科学家刚开始跟踪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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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技术进步,我们能实时跟踪基因表达,一个新的复杂的心理学世界将出现在眼前。我们将看到,现代的社会处境可能产生相应的遗传进化影响下的行为能力。我们还将摆脱所谓环境与遗传“混淆不清”的胡言乱语,更清楚地看到一定的处境、思想和感觉如何激发一定基因,一定的基因又如何发生反作用。当我们在我们整个大脑里找到进化的遗传印迹,就不会再有人指责进化心理学不过是一堆“如是我闻”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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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勇气以同情的态度来运用脑图像和基因表达图的新发展,这些新的技术将说明更广泛的人类经验。如果能在意识状态下——现在看来那是短暂而奇异的状态——发现真正的神经和遗传的印迹,那么我们会更严肃地把那些状态作为人性的一个普遍的组成部分。我们本不该需要这样实在的证明,但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似乎存在那么一种天生的倾向,个人自己的精神生活仿佛比其他任何人的更复杂、更有意义、也更正确。19世纪的内省家们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忘了别人,描绘了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20世纪的行为主义者们忘了自己,把心用在别人身上,在学习和计算的基础上描绘了一幅粗野的人类本性图像。21世纪的心理学家们,将从人类意识那倏忽无常和捉摸不定的表现中发现神经和遗传的信号,从而打破自我与他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分野。结果应该是一个更有人情味、更加包容的人的科学。我的希望是,2050年的大学新生在上心理学入门课的时候,会惊叹“啊哈!原来我们就是这样从y感觉x的呀!”而不会像我们今天到处听到的那样抱怨,“说到底,这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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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Geoffrey Miller)是新墨西哥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杂交的思想:性选择如何形成人性的进化》(The Mating Mind:How Sexual Choice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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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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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西克斯詹特米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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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将在未来50年成为焦点:我们应该如何发挥控制人类基因组成的能力?过去,我们的先人用粗糙的遗传选择方法来决定哪些小孩活到哺育后代的年龄。现在我们通过科学的帮助也掌握了实现相同目标的那种可疑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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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人们猜想存在基因之前,农民就发现母体的特征传给了后代,于是他们能通过有选择地培育最好的品种来提高南瓜的产量或猪的重量。那时很容易把这种原理用于人类。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五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如何用培育猎犬的方法来为他理想的国家培养统治者。例如,他在第459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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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男人应该尽多地与最好的女人结合,而最坏的要尽少地与最坏的结合……假如要保持最好的品质,他们应该养育好的后代,而不应该养育坏的后代。这些过程应该只让统治者知道,否则会有激起……叛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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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前面的第三卷第415章他写道,“神晓谕统治者的第一原则是……他们必须护卫种的纯粹,没有比这更需要他们认真维护的东西,或者说,没有什么东西更需要他们做那样好的护卫者。”实际上,我们知道的任何社会都有过这样的习俗,今天也许可以为它们贴上“优生学”或“遗传工程”的标签。这些行为常常能在与生物学毫无关系的东西那里——如宗教或风俗——找到正当的理由。不过,它们的实行大概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有助于种族的延续。我们应该记得,人人都有生育后代的权利是近代才有的思想;过去的社会则把生育的特权都给了那些可能产生优秀子孙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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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习俗促进了有令人羡慕的外表(包括健康、强壮和美丽)和成功的事业(如财富和权利)的个体相结合。门户不等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达到结合:结婚前要彩礼和嫁妆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习俗,它保证未来的父母能有足够的财富和家庭支持来抚育他们的孩子,不让他成为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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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习俗阻碍那些具有不受一定社会欢迎的特征的人生育后代。其中一些几乎是顺其自然的。例如,穷人和病人不愿结婚生子。但另一些却是更主动的行为,如阉割或把婴儿杀死。本来为着其他不同目的的文化习俗,却常常可能产生实在的优生学影响。例如,俄罗斯东正教有一个仪式:把新生婴儿赤裸裸地浸在冷水中,让他们接受圣灵的恩惠,使灵魂免受永恒的诅咒。这个习俗带来一个意外的后果:身体不好的婴儿会死在洗礼中,于是他们的基因就从基因库中清除了。我们只能想象,这些仪式能流传下来,是不是主要因为它们的虔诚或它们产生的遗传优势能带来内心的安宁?也许,它们是很多因素决定的,宗教和遗传的优势,相对于当时文化的其他习俗来说,更容许它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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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习俗多半漫无目的,在认识不同的特征如何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时,它们没有任何基础。不过,这种状况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里肯定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当前人类科学中最有活力的两个分支,一个是行为遗传学,它试图确定像精神分裂、离婚倾向、政治信仰甚至幸福生活等行为和品性有多大的遗传能力;另一个是进化心理学,它寻求这些特征赖以选择和遗传的机制。两条路线都认定先天遗传与后天培养在形成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感情的过程中都发挥着潜在的作用——不过跟20世纪的学习效应(learning bias)不同的是,它们更看重先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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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遗传学的进步,这股潮流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一定会更加汹涌。尽管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特征是靠一个或几个基因的作用决定的,还是有些遗传工程学家相信,“设计师的婴儿”的时代已经到来。即使他们过分乐观了,我们也不能愚蠢地对可能马上就要面临的抉择视而不见。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访问过100位前沿的人类遗传学家,有趣的是,他们不在乎研究中的那些有着更多争议的东西,多数认为那跟优生学之类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相信人类能克隆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发现可能被滥用。他们几乎一致地宣称,关于基因工程的潜在应用,他们没有特别的知识,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坚持认为那属于政治抉择,应该由整个社会来决定——尽管“社会”还缺乏做出合理抉择的专门认识。这种状况跟半个多世纪以前原子物理学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即使玻尔(Niels Bohr)那样的大思想家,在40年代还认为核裂变实验不可能有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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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是否情愿,我们需要马上做出抉择,而那些抉择将决定我们的未来。例如,我们设想可以很快地极大提高普通智力因子g——它是教育体系高度重视的语言和数学技能的基础,在其他生命领域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个主意好吗?44几个评论家指出,社会已经被知识分化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在不远的过去,勤劳、诚实、友好和善良的人,不必“才思敏捷”,也被认为是成功的;而今天,抽象的思维技能正在成为成就任何功名的先决条件。假如我们发现了强化这种特质的遗传方法,人类的智力将指数式地增强。如果“超聪明”的人和普通人之间距离拉大了,在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也会出现巨大的鸿沟。基于知识的“同族婚配”已经出现了,还将更加流行。一个智商超过200的人做梦也不会想跟一个智商不足150的人结婚。假如这种工程影响了族谱,这些分化将自动传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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