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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是一座山与一层纸的区别；同一件事情，对于不同的人，也是一座山与一层纸的区别。我只是举这个简单的例子。旁人可以类推，却不必简单对应。因为我的问题，在有些人那里就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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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汪丁丁的述与作，是“问题导向”与“方法旨归”的。而我，带着“问题”到他的书中寻找答案，尤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阅读的结果，就是水穿石一般的塑造，日积月累，一种趋向清明的内在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灵魂，一种不卑不亢的力量带来俯仰自如，懂得尊重自己与尊重他人是浑然一体的，知道了内在与表达之间的紧密关联。精神上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就像从风雨不定的春天热烈潮湿的夏天，进入了秋高气爽的季节。体会到自我解放之后如释重负的轻松，并且在人生的限度与潜力之间找到了恰当的自知之明，然后，觉得安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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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更多的人更早读到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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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更多的人更早地读汪丁丁先生的书，如果更多的人更早地思考明白汪丁丁究竟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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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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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很容易出现在我脑子里的假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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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的时代，不再习惯像胡适那一代人那样忍辱负重又意气风发地说“我们回来了，从此不一样了”，也不再习惯像梁漱溟那样慷慨激昂地说“吾曹不出苍生何”，虽然，我们的时代也不乏“麦田的守望者”，但，乐观者会说他们是杞人忧天，悲观者会说他们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聪明者会嘲笑他们是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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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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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自杀前留给梁漱溟这句话。梁漱溟追问了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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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怎样才能更好一些或者不要加速度地坏下去？人的幸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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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汪丁丁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他也是在用“知行合一”的方式既言传又身教，诲人不倦言说不断。这样的问题，既是“人生问题”也是“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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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汪丁丁是先知先觉者，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人说他有见识，有情怀。在很多人眼中，他的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水乳交融。他在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在流连象牙塔与走出玻璃轿子之间，在王元化那样的老一辈与最年轻的孩子之间，在古今、中西、文理之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气魄与分寸之间，在小骂与大帮忙之间，在知与行之间，在教学与著述之间，他海纳百川的气象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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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自己会说：这是为己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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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感谢这样的为己之学。当我们的世界上，有巨大的蔚蓝，有水之王者存在，我们还满足于自己的狭小和停滞，不求上善，不信水滴石穿，那只是我们自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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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如何行动，翻开哪一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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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版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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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母亲曾说，要为钱家留下读书的种子。中国这个曾经的诗书大国，耕读传家的文化，有天然的生态力量保护民族的读书种子，何况生生不息的新生者，每一个都是干净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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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我们没有种子，我们需要改善的是土壤和播种者的责任心，还要影响人文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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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们”的手是会翻书的。但是，要让他们翻开什么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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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述者和出版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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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汪丁丁这样的著述者，他的责任是尽到了。接下来就是出版者的事情了，最后是读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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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感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这个一直致力于协助电大帮助全国350万以上的年轻人，实现继续学习梦想的教材出版社，在衣食丰足的情况下，进入社科图书出版领域，由“普及终身教育”到“传播文化精品”，自觉担当更广泛的文化责任。出版社决策者用实际行动支持独立策划人出好书出精品，以良好的政策为无言鼓舞。我和马浩楠因此才有幸，能在《汪丁丁·青年对话录》这样的好书上用心用力，能为有幸的读者尽一份我们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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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编后记够长了，但无论如何不能略去我对以下人士和机构的深深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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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李维莲女士、马浩楠女士、刘臣社长、任岩总编、吴力超主任、韩新生主任、雷宁先生、江单女士、王思飞女士、邹怡茜女士、王菊萍先生、孙勃先生、刘震先生、舒展先生等对于“汪丁丁·青年对话”第一辑和第二辑出版与发行所做的各方面的支持工作。最后还要感谢当当网社科总监王华伟先生经销好书的慧眼和魄力，使得《汪丁丁·青年对话录》第一辑很快进入门类畅销书前三名，还有在著名的万圣书园，本丛书也进入了畅销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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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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