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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数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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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所以记物也，春秋所以记成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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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舌肸、楚庄王、管子均是孔子之前人，此处所谓“春秋”亦必非孔子所修之鲁史。刘知幾《史通》论“春秋家”，提到《汲冢琐语》里记载过“夏殷春秋”记太丁时事，“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时代亦都早于今天所传的《春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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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鲁国之外，周、齐、晋、楚诸国均有自己的国史。先秦时期，图书大多未有书名，“春秋”乃其时各国史书之通称，非如今日专指一书。墨子曾云“吾见百国春秋”，(11)正可与此互证。故三国韦昭说：“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12)可见，在孔子《春秋》之前，以“春秋”称呼各国之史书，是周代通行的做法，“春秋”并非鲁国所独有。《隋书·李德林传》录李德林重答魏收书曰：“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13)这里，李德林明确指出古史即编年之史，百国春秋即此类之书。《孟子·离娄下》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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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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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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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去声；梼，音逃；杌，音兀。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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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各国之“春秋”与孔子之《春秋》一样，均为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件的编年体史书。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孔子《春秋》之前，编年体史书已经产生并存在，图书编例在孔子《春秋》之前也已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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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之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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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早的书留到现在……孔子以前，春秋时代，贤大夫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以看到”(16)。可见，《尚书》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产生。那么，《尚书》有无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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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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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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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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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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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刘知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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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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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浦起龙注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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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体尽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一，《尚书》，记言家也；二，《春秋》，记事家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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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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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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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班固、刘知幾、朱熹都认为《尚书》为记言体裁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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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并不赞同这种把上古书籍记言、记事截然分开的做法。浦起龙认为所谓记言和记事的说法，是汉代经学家的主观区分，而非《尚书》本身之实，他说：“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理势本自相连，珥笔如何分记？况左右配属，班、荀之与郑、戴，又各抵牾。此等皆出汉儒，难可偏据。”(22)章学诚亦不同意将记言记事严格划分开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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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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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之所以认为《尚书》非记言体史书，是由于分记事言的左史、右史两官名未见于记载周代官制的《周官》之中，而两官也未有其他文献流传于世，故而《尚书》为记言之书无从说起。“左史”、“右史”两官产生于何时？其地位如何？主要职责是什么？这是史学界诸多学者长期研究而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但是，《周官》中虽无左、右史的记载，先秦其他的文献中却屡有所见。《逸周书·史记》云：“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24)《竹书纪年》中有同样记载：“（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25)《国语·楚语下》云：“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6)《文选·思玄赋》注引《古文周书》曰：“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寘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皇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蟲飞集户，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阙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27)可见，戎夫、史豹、史良是周穆王时的左史之官。《左传》中也有不少左史的材料。右史之名不见于现在所知古籍中，但是有关学者将西周青铜器《利簋铭》中的“又事”释为“右史”(28)。可见，左史、右史之官确实存在。虽然他们的职责无法具体确定，但不能因此就否认没有记事记言的分工，因此，按记言、记事分别记录历史是有可能的，《尚书》专录记言文献也是有可能的。至于《尚书》中有记事之文，我们可以看做是刘知幾所认为的“体例不纯”，而不能完全否认它的记言性质。唐宋明清时期所编纂的总集、别集类作品，多有文体不分、乱入类目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中批驳甚多。后代尚且如此，对文献甚为稀少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亦不能过分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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