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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班固、刘知幾、朱熹都认为《尚书》为记言体裁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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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并不赞同这种把上古书籍记言、记事截然分开的做法。浦起龙认为所谓记言和记事的说法，是汉代经学家的主观区分，而非《尚书》本身之实，他说：“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理势本自相连，珥笔如何分记？况左右配属，班、荀之与郑、戴，又各抵牾。此等皆出汉儒，难可偏据。”(22)章学诚亦不同意将记言记事严格划分开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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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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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之所以认为《尚书》非记言体史书，是由于分记事言的左史、右史两官名未见于记载周代官制的《周官》之中，而两官也未有其他文献流传于世，故而《尚书》为记言之书无从说起。“左史”、“右史”两官产生于何时？其地位如何？主要职责是什么？这是史学界诸多学者长期研究而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但是，《周官》中虽无左、右史的记载，先秦其他的文献中却屡有所见。《逸周书·史记》云：“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24)《竹书纪年》中有同样记载：“（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25)《国语·楚语下》云：“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6)《文选·思玄赋》注引《古文周书》曰：“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寘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皇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蟲飞集户，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阙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27)可见，戎夫、史豹、史良是周穆王时的左史之官。《左传》中也有不少左史的材料。右史之名不见于现在所知古籍中，但是有关学者将西周青铜器《利簋铭》中的“又事”释为“右史”(28)。可见，左史、右史之官确实存在。虽然他们的职责无法具体确定，但不能因此就否认没有记事记言的分工，因此，按记言、记事分别记录历史是有可能的，《尚书》专录记言文献也是有可能的。至于《尚书》中有记事之文，我们可以看做是刘知幾所认为的“体例不纯”，而不能完全否认它的记言性质。唐宋明清时期所编纂的总集、别集类作品，多有文体不分、乱入类目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中批驳甚多。后代尚且如此，对文献甚为稀少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亦不能过分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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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之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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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最初称《诗》，后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若要说明《诗经》有编例早于《春秋》，必须首先确定《诗经》的成书年代早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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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编纂者，传说为孔子。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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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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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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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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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认为《诗经》篇目是由孔子选定的。但是，由司马迁首倡的孔子删诗之说并无确据，不太可信。其理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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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史记》所言删诗，是在孔子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孔子近七十。而在此之前，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之类的话，如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1)《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都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那么《诗经》的结集当在孔子之前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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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其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可见当时《诗经》已基本定型，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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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先秦文献多有引用《诗经》之文者，这些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范围之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如《史记》所言的三千多篇，照理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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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帮助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其时孔子46岁，早于《史记》所说的孔子自卫返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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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例均说明《诗经》三百篇并非由孔子所删定，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既然如此，《诗经》的成书自然早于孔子因各国历史所作的《春秋》。如果《诗经》具有编例，那么必定早于孔子《春秋》。那么，《诗经》有哪些编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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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32)赋、比、兴说的是《诗经》文学上的表现手法，这里我们暂且不论。风、雅、颂三者所说的则是《诗经》内容分类，关乎其编排体例。《诗经》全书录诗歌305篇，其排列并不是随意无序的，而是按内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诗·大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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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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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风、雅、颂的分类，编纂者是深有用心的，各类收录的内容也是各有重点、有所区别的。“风”，又称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大多数是民歌，带有地方色彩，用以表现各地的风俗，共160篇；这160篇诗歌又按地区分为15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等地，就是15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王畿”之乐，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共105篇。雅多言王政兴废，但政有大小，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行礼时的舞曲歌辞，多是歌功颂德之文，共40篇。《诗经》中的所有诗篇按照内容分为三种类型，每类都有其内在的收录范围和原则，每类收录的内容各不相同，由此可见《诗经》的汇编者对全书编排体例的用心。《诗经》风、雅、颂的分类即是全书的编排体例，也是全书编例的内容，这是早于《春秋》五十凡之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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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之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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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我国古代供占卜用的一部书，儒家尊奉它为“六经”之一，故又称《易经》。今本《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易传》是战国中后期到西汉时期之间的学者对《周易》经文进行研究解释的文字，犹如春秋三传对《春秋》的说明注释。《周易》编例与《周易》古经有关，我们需要论证《周易》古经的成书早于《春秋》，《易传》这里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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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包含卦画、卦辞和爻辞三项内容。卦画指八卦及其推演而成的六十四卦。《周易》古经是成书于春秋之前的一部古书。关于六十四卦的形成时间，有四种说法：（一）认为六十四卦是伏羲将八卦上下两两相配排列而成的，此说以三国王弼为代表。（二）认为六十四卦由周代文王演绎八卦而成，此说以西汉司马迁为代表。（三）认为六十四卦由神农氏将八卦重复排演而成，此说以汉代郑玄为代表。（四）认为六十四卦由夏禹重复排演而成，此说以晋代孙盛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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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卦辞、爻辞的创作年代亦有四种说法：（一）商末说。即卦辞、爻辞的创作年代是商末周文王，此说以司马迁为代表。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二）周初说。持此说者较多，有顾颉刚、高亨、杨伯峻等。顾颉刚在1929年《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利用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详细考述了《周易》经文中王亥丧牛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事迹，推定《周易》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杨伯峻认为：“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年。因为它所载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代初年的史事，却没有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34)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琐语·周易古经的作者与时代》中说：“《周易》古经，大抵成于周初。其中故事，最晚者在文、武之世。”（三）西周末年说。此说以李镜池为代表，他认为卦辞、爻辞反映的阶级斗争情况相当激烈，略无周初成康时的生平景象，“在生产方面，说到懂得选用上好材料制弓，农业经验丰富，商业发达。在语言形式上，散文、韵文结合，引用和仿效民歌，都不是周初的水平，而应是西周末年的著作”(35)。（四）战国说。此说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周易之制作年代》一文中认为，《周易》非文王所作，孔子和《周易》也没有关系。他还根据《周易·复卦·六四》中“中行独复”和《周易·泰卦·九二》中“朋亡，得尚于中行”等语，推断卦辞、爻辞的作者应是战国中行氏荀林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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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作者与年代是易学史上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诸学者各执其说，迄无定论。但综观以上几种观点，可以发现，无论是六十四卦的形成时间，还是卦辞、爻辞的创作年代，除了郭沫若的战国说外，其余诸家关于《周易》的成书都在《春秋》之前。其实，郭沫若的立说根据中，“中行”为中途之意，“中行独复”即商人出门，半路独自回来；“朋亡，得尚于中行”即丢失了朋贝，中途得到别人的帮助。这里“朋”指货币，如果是战国人作，货币不应用“朋”而应用“黄金”。(36)此说被推翻之后，《周易》古经的成书必定早于春秋末期孔子的《春秋》。近代学者根据《周易》古经中文字的使用，以及出土的甲骨文、钟铭文、简帛文献的记载，也都认为《周易》古经的成书要早于《春秋》。那么《周易》古经有何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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