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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00 可见,班固、刘知幾、朱熹都认为《尚书》为记言体裁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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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02 但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并不赞同这种把上古书籍记言、记事截然分开的做法。浦起龙认为所谓记言和记事的说法,是汉代经学家的主观区分,而非《尚书》本身之实,他说:“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理势本自相连,珥笔如何分记?况左右配属,班、荀之与郑、戴,又各抵牾。此等皆出汉儒,难可偏据。”(22)章学诚亦不同意将记言记事严格划分开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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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04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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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06 章氏之所以认为《尚书》非记言体史书,是由于分记事言的左史、右史两官名未见于记载周代官制的《周官》之中,而两官也未有其他文献流传于世,故而《尚书》为记言之书无从说起。“左史”、“右史”两官产生于何时?其地位如何?主要职责是什么?这是史学界诸多学者长期研究而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但是,《周官》中虽无左、右史的记载,先秦其他的文献中却屡有所见。《逸周书·史记》云:“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24)《竹书纪年》中有同样记载:“(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25)《国语·楚语下》云:“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6)《文选·思玄赋》注引《古文周书》曰:“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寘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皇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蟲飞集户,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阙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27)可见,戎夫、史豹、史良是周穆王时的左史之官。《左传》中也有不少左史的材料。右史之名不见于现在所知古籍中,但是有关学者将西周青铜器《利簋铭》中的“又事”释为“右史”(28)。可见,左史、右史之官确实存在。虽然他们的职责无法具体确定,但不能因此就否认没有记事记言的分工,因此,按记言、记事分别记录历史是有可能的,《尚书》专录记言文献也是有可能的。至于《尚书》中有记事之文,我们可以看做是刘知幾所认为的“体例不纯”,而不能完全否认它的记言性质。唐宋明清时期所编纂的总集、别集类作品,多有文体不分、乱入类目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中批驳甚多。后代尚且如此,对文献甚为稀少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亦不能过分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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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08 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785]
1704838709 《诗经》之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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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11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最初称《诗》,后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若要说明《诗经》有编例早于《春秋》,必须首先确定《诗经》的成书年代早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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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13 关于《诗经》的编纂者,传说为孔子。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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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15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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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17 《汉书·艺文志》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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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19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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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21 他们都认为《诗经》篇目是由孔子选定的。但是,由司马迁首倡的孔子删诗之说并无确据,不太可信。其理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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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23 第一,《史记》所言删诗,是在孔子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孔子近七十。而在此之前,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之类的话,如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1)《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都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那么《诗经》的结集当在孔子之前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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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25 第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其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可见当时《诗经》已基本定型,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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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27 第三,先秦文献多有引用《诗经》之文者,这些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范围之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如《史记》所言的三千多篇,照理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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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29 第四,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帮助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其时孔子46岁,早于《史记》所说的孔子自卫返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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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31 以上诸例均说明《诗经》三百篇并非由孔子所删定,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既然如此,《诗经》的成书自然早于孔子因各国历史所作的《春秋》。如果《诗经》具有编例,那么必定早于孔子《春秋》。那么,《诗经》有哪些编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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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33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32)赋、比、兴说的是《诗经》文学上的表现手法,这里我们暂且不论。风、雅、颂三者所说的则是《诗经》内容分类,关乎其编排体例。《诗经》全书录诗歌305篇,其排列并不是随意无序的,而是按内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诗·大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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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35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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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37 可见,风、雅、颂的分类,编纂者是深有用心的,各类收录的内容也是各有重点、有所区别的。“风”,又称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大多数是民歌,带有地方色彩,用以表现各地的风俗,共160篇;这160篇诗歌又按地区分为15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等地,就是15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王畿”之乐,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共105篇。雅多言王政兴废,但政有大小,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行礼时的舞曲歌辞,多是歌功颂德之文,共40篇。《诗经》中的所有诗篇按照内容分为三种类型,每类都有其内在的收录范围和原则,每类收录的内容各不相同,由此可见《诗经》的汇编者对全书编排体例的用心。《诗经》风、雅、颂的分类即是全书的编排体例,也是全书编例的内容,这是早于《春秋》五十凡之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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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39 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786]
1704838740 《周易》之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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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42 《周易》是我国古代供占卜用的一部书,儒家尊奉它为“六经”之一,故又称《易经》。今本《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易传》是战国中后期到西汉时期之间的学者对《周易》经文进行研究解释的文字,犹如春秋三传对《春秋》的说明注释。《周易》编例与《周易》古经有关,我们需要论证《周易》古经的成书早于《春秋》,《易传》这里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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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44 经包含卦画、卦辞和爻辞三项内容。卦画指八卦及其推演而成的六十四卦。《周易》古经是成书于春秋之前的一部古书。关于六十四卦的形成时间,有四种说法:(一)认为六十四卦是伏羲将八卦上下两两相配排列而成的,此说以三国王弼为代表。(二)认为六十四卦由周代文王演绎八卦而成,此说以西汉司马迁为代表。(三)认为六十四卦由神农氏将八卦重复排演而成,此说以汉代郑玄为代表。(四)认为六十四卦由夏禹重复排演而成,此说以晋代孙盛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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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46 关于卦辞、爻辞的创作年代亦有四种说法:(一)商末说。即卦辞、爻辞的创作年代是商末周文王,此说以司马迁为代表。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二)周初说。持此说者较多,有顾颉刚、高亨、杨伯峻等。顾颉刚在1929年《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利用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详细考述了《周易》经文中王亥丧牛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事迹,推定《周易》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杨伯峻认为:“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年。因为它所载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代初年的史事,却没有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34)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琐语·周易古经的作者与时代》中说:“《周易》古经,大抵成于周初。其中故事,最晚者在文、武之世。”(三)西周末年说。此说以李镜池为代表,他认为卦辞、爻辞反映的阶级斗争情况相当激烈,略无周初成康时的生平景象,“在生产方面,说到懂得选用上好材料制弓,农业经验丰富,商业发达。在语言形式上,散文、韵文结合,引用和仿效民歌,都不是周初的水平,而应是西周末年的著作”(35)。(四)战国说。此说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周易之制作年代》一文中认为,《周易》非文王所作,孔子和《周易》也没有关系。他还根据《周易·复卦·六四》中“中行独复”和《周易·泰卦·九二》中“朋亡,得尚于中行”等语,推断卦辞、爻辞的作者应是战国中行氏荀林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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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38748 《周易》的作者与年代是易学史上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诸学者各执其说,迄无定论。但综观以上几种观点,可以发现,无论是六十四卦的形成时间,还是卦辞、爻辞的创作年代,除了郭沫若的战国说外,其余诸家关于《周易》的成书都在《春秋》之前。其实,郭沫若的立说根据中,“中行”为中途之意,“中行独复”即商人出门,半路独自回来;“朋亡,得尚于中行”即丢失了朋贝,中途得到别人的帮助。这里“朋”指货币,如果是战国人作,货币不应用“朋”而应用“黄金”。(36)此说被推翻之后,《周易》古经的成书必定早于春秋末期孔子的《春秋》。近代学者根据《周易》古经中文字的使用,以及出土的甲骨文、钟铭文、简帛文献的记载,也都认为《周易》古经的成书要早于《春秋》。那么《周易》古经有何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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