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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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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编例的研究仍是集中于《春秋》义例的探讨，其中首推西晋杜预。杜预在《春秋左氏传集解序》中就对《春秋》的编例以及《左传》的解经体例进行了分析总结，其“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为四十部，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只说，释例详之也”。(69)可见，《春秋释例》是杜预汇集诸家学说并加上自己的研究所作的关于《春秋》编例的总结性专著。《春秋释例》原书15卷，分40部，《崇文总目》著录“凡五十三则”，自明以来久佚不存。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仍分15卷，即今之存本，但已非原书。四库辑本分47篇，有公即位例、会盟例、战败例、母弟例等43例，后四篇则为杜预对《春秋》地名、世族、历法等所做的注解。此外，据《南齐书·武十七王传》，南齐萧子懋有《春秋例苑》30卷；据《隋志》，南齐杜乾光有《春秋释例引序》1卷，梁代有《春秋左传例苑》19卷；据《梁书·儒林传》，梁代崔灵恩有《左氏条例》10卷；据《北史·儒林传》，北魏刘献之善《春秋》，撰《三传略例》3卷；据《北齐书·儒林传》，北齐张思伯“善说《左氏传》……撰《刊例》十卷，行于时”(70)。这些都是关于《春秋》编例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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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有关《春秋》编例的专著外，三国王弼有《周易略例》1卷。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编例研究的范围扩大，扩展到了《春秋》之外的《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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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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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多在序文中说明本书的编例，编例的说明多以序文的形式出现。汉荀悦著《汉纪》，其自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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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集旧书（《汉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法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殊体，大略粗举。其纪传，所遗阙者差少。而书志，势有所不能尽。烦重之语，凡所引之事，出入删要，删略其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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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荀悦撰《汉纪》，仿《左传》体例，简化《汉书》，按年叙事，在编例上的一个总纲。这个时期，作者往往会在序言中言及本书的编撰宗旨、体例等内容，编例作为序言的组成内容隐含在序文当中，有些序文甚至可以看做是本书的编例，正如刘知幾所云：“若沈宋（沈约之《宋书》）之志序，萧齐（萧子显《齐书》）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72)由于序言中多言及编例，不少图书的序文名称就称为“序例”或“叙例”，兼有序文和编例两重含义，也兼及序文和编例两重作用。范晔《后汉书》有“序例”，今《后汉书》虽存，序例却亡，李贤注中，序例间存一二。如《光武帝纪》注云：“例曰：多所屠杀曰屠。”(73)《安帝纪注》云：“序例曰：‘凡瑞应，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于有实，故书见于某处；自安帝以下，王道衰阙，容或虚饰，故书某处上言也。’”(74)“例曰”、“序例曰”之后所述内容均为《后汉书》编例之内容。范晔也曾自称《后汉书》“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75)。白寿彝因此推断：“范晔当有‘纪传例’的专篇，这可能是他的创举。”(76)“纪传例”作为专篇，这说明编例已经有脱离序言独立成文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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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四、隋唐五代——持续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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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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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立国不及40年，时间短暂，因而著述无多，前人记录较少。唐代文化繁荣，著述大增，前人多有记录和研究，但《唐六典》、《旧唐书·文宗本纪》、《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周密《齐东野语》、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惠康野叟《识余》、杨家骆《唐代艺文志》等资料的记载颇不划一，出入较大。曹之经过认真比较分析认为，李唐一代著作总数当在60000卷左右。一个朝代拥有60000卷新著，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是相当可观的。五代时期的著作，据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有770部，11750卷。较之前代，隋唐五代的图书数量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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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反映了唐代图书的分类情况。《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都采用四部分类法，在具体细目上与前代相比，有一些分隶改并，但总体区别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二志均于子部增加了专门收录类书的类目，《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类事”一门，著录《皇览》、《类苑》等类书；《新唐书·艺文志》则改“类事类”为“类书类”，类名更加醒目直接。这说明这个时期的类书发展较快，数量较多，故书目专设门类收录。隋代类书有虞绰等《长洲玉镜》、杜公瞻《编珠》、虞世南《北堂书钞》等，数量相对有限；到了唐代，据《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类书13种、3687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则续补32种、1338卷；二者共计45种、5025卷，著名者有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白居易《白氏六帖》等。与类书初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类书的数量大大增加，其类型与编例也进一步增多并继续发展。此外，这一时期所编撰的历代实录、正史有数十种；唐代法典的编撰也相当频繁，据《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刑法志》，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至宣宗大中200多年间编撰的法律类图书有40种；传奇、别集等著作也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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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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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部分类法的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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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国之后，于贞观三年（629年）开设史馆，撰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书，贞观十年（636年），五史相继撰成。但因五史均未有志，贞观十五年（641年）又诏修五代史志，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共有十志，经籍志便是其中之一。五代史志本为五代诸史而作，但因梁、陈史已各自成书，便与《隋书》相合，故《经籍志》称《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第二部史志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对目录学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它完善了四部分类法，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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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隋书·经籍志》确立了四部类名。魏晋南北朝时期四部分类法创立，并且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也确定了经、史、子、集的四部顺序，但是四部并无类名，只以甲、乙、丙、丁为次。至唐代，《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大类名目，正式以经、史、子、集标题，四部类名从此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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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隋书·经籍志》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分类体系。荀勖、李充之四部，以甲、乙、丙、丁为名，只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并未有细目，《隋书·经籍志》则参考历代书目编撰的成果，分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4类，集部3类，四部共40类；后附以道经、佛经目录，道经4类，佛经11类，合于四部，共55类，形成一个有纲有目、结构严谨的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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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是对魏晋以来图书分类法的一个总结，它的产生，使魏晋时期初创的四部分类法走向了成熟，标志着正统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对后代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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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制体史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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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制体史书是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史书，也称为政书，具有通代与断代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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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代典制体。政书是产生于唐代的一种新的史书体裁，我国第一部政书《政典》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儿子刘秩于唐玄宗开元末编成。但由于此书叙述比较简略，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和扩大，于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通典》。《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门。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具体的编排作了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77)可见，此书的编排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评论，或写下自己的看法。全书记叙完备，编排有序，条理井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位居“十通”之首。杜佑以前，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成为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并且，《通典》所记以历代典章制度为对象，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又创造了综合性典制体的通史形式。从此以后，典制体史书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保存了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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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典制体。《通典》之后，唐代又出现了另一种体裁的典志体史书——会要体史书。《政典》、《通典》均为通史性质的典志体史书，而会要体则属断代性质，专记一朝一代之典章制度。据《旧唐书·苏弁传》记载，唐德宗时，儒士苏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78)，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典章制度。遗憾的是，苏冕所撰《会要》只是保存在《唐会要》之后，未能单独流传下来，我们无法详细了解这部会要体史书的原貌。但从今本《唐会要》来看，苏冕《会要》初具规模，有一定体制，各种史实分类记述，并撰有史论。后来，杨绍复、崔琢、薛逢、郑言等采德宗至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史事，编为《续会要》，以续苏氏之书。《续会要》单本，今亦不传。虽然我们不能确切考察这两部会要体著作的详细情况，但是它们确定无疑地开了会要体著作的先河，又一次丰富了史书的体裁。清学者俞樾曾指出：“观一人之始终，莫如纪传，而甲与乙不相联系；考一时之治乱，莫如编年，而前与后不相贯穿，于是后人又有会要之作。”(79)他认为，会要体史书“盖编年、纪传外，不可少之书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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