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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书体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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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类书数量较前代大有增加，其体例也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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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书钞》，系唐初的虞世南任隋朝秘书郎时所辑，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类书。据《新唐书·艺文志》与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原本173卷，分80部1801类。今本《北堂书钞》仅160卷，乃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据内府所藏明常熟陈禹谟校刊本所录，已非原本。该书从当时各类书籍中摘录名言佳句，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19部，凡852类。每类先以大字摘抄群书字句作为标题，后以双行小字注出书名或征引原文。征引资料重在溯源，叙述较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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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所编，100卷。该书从1400多种古籍中分类摘录，分天、岁时、地、山、水、符命、政治、产业等48部，每部又列子目，共740余类，约百余万言。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诗文在后，均注时代。对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艺文类聚》在编辑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变更了以往类书的常规体制，由专类一事变为事文兼备。在此之前，总集专为汇文，类书专为聚事，二者各司其职，不相联通，《艺文类聚》则合二为一，事与文兼，两者并备，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诚如欧阳修在序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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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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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文兼备的体制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因称之为：“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82)故自晚明以来，冯惟讷辑《诗纪》、梅鼎祚辑《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无不资以为宝山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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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记》是唐玄宗时为辅导太子学习徐坚等奉敕编撰。全书共分23部，313个子目。其编次先为“叙事”，次为“事对”，最后是诗文，与一般类书略有不同。其中“叙事”汇集各种资料说明子目标题，提供有关的知识；“事对”列出对偶式的典故，下注出处，供作诗为文时采择；诗文则精选关于本题的诗文佳作，供作楷模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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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部类书是我国较早的类书，其体例的发展有一个演进过程，闻一多指出，《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是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编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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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的体裁，看起来很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是“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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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的编排大体分为两种，按类编排和按韵编排，以上三部类书都是按类编排的。唐代还出现了按韵编排的类书，即颜真卿的《韵海镜源》。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家，自幼打下了深厚的语音文字基础，他留心考订《切韵》，引《法言》、《说文》诸字书进行训解，又增纳经、史、子、集诸书中两字以上成句的词汇，广而纂之，成《韵海镜源》。“韵海者，以牢笼经、史之语，依韵次之，其多如海。镜源者，八体之本，究形声之义，故曰镜源。”(84)可见，这是一部“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按韵编排的一部类书。可惜此书早已散佚，今无法窥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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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跋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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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冠于书前，跋则题于书尾；书序产生于汉代，书跋则产生于唐代。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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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御府字晋宋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开元中，玄宗购求天下图书，亦命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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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书跋始于唐代官方藏书的整理。但书跋并非以开元为最早，据《旧唐书·褚无量传》，褚无量奉诏整理内府图书时曾上言高宗：“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86)高宗不从。这说明唐初贞观年间图书已有跋尾，只是那时作跋者非宰相莫属。整个唐代，书跋刚刚出现，数量不多，除了官方藏书题跋外，私人题跋著名者有韩愈《题哀辞后》、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皮日休《读司马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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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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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也是注解经传的一种方式，产生于唐代。“‘正义’是在义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释体式。其形式与义疏相近，但内容与义疏有本质的不同，义疏可以批评旧注，随意发挥解释者自己的理解；而唐人正义只能顺着所采纳旧注的意思进行解释，如果旧注有错误，也必须为之圆融强辩，不可有丝毫的违忤；而且采纳旧注只能独尊一家，即使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只要与注文相左，也不能采纳。”(87)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为经书作注解的书籍，一部经书往往有多家传、注，他们各执其说，不能统一。正义就是要正定群说，定著一义。唐太宗时，命孔颖达等撰修《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7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号曰《五经正义》。这些注释之作从众多的注本中，选定较好的本子，摒弃杂说，同时又依据传、注加以疏通解释，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因此得到了统一整理。《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的读本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均以此为准。此外，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130卷，征引浩博，也是当时《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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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部道教著作总集《开元道藏》，产生了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茶叶专著《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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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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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编例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隋代有无名氏《春秋五十凡义疏》、《春秋左传条例》；唐代主要有啖助《春秋统例》3卷，其书今已不传，但啖助的主要见解存于其弟子陆淳所著的《春秋集传纂例》之中。此书10卷40篇，第10篇至第35篇俱论“例”，分“崩薨卒葬例”、“朝聘如例”、“用兵例”、“都叙会例”、“弑例”、“姓氏名字爵谥义例”、“讳义例”、“名位例”、“杂字例”、“日月为例义”等26例分别加以论述。每例中又多分细目，如“用兵例第十七”就分列“内伐”、“外伐”、“会伐”、“内侵”、“外侵”、“会侵”、“王师败绩”、“内战及败”、“外战及败”、“围”等26细目。虽不免繁琐和穿凿，但对《春秋》编例探索的细化则前所未有。啖、陆《春秋》之学开了新一派的学风，其继起者代不乏人。除此之外，有关《春秋》编例的专著有唐代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20卷、陆希声《春秋通例》3卷、韩滉《春秋通例》1卷、李氏《三传异同例》13卷。有关《周易》编例的著作有唐代邢璹《补阙周易正义略例疏》3卷、庄道名《略例疏》1卷，此二部著作均是在三国王弼《周易略例》的基础上进行注释或补正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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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还出现了关于图书编例的理论研究著作——《史通》。《史通》为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所著。全书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内篇《体统》、《纰缪》、《弛张》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仅存49篇。《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其内篇专论史书编例，对涉及史书撰写的各种编例都尽可能地进行了论述。其第四卷《序例》篇对编例从总体上进行了专题研究，开篇即提出编例对于史书的重要意义，接着探讨了史书编例从《春秋》起源直至唐代的发展过程，评价历代史书编例的优劣得失，对唐以前的史书编例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他诸篇则分别着重论述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题目、断限、编次、称谓、载文、言词、详略、自序等各方面都列专篇具体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史例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研究论述，这在我国史学史上是第一次，在编例发展史上更是第一次。刘知幾所提出的新观点有些为后来的史学编撰者所采用，从而影响了后来史书的修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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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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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在隋唐五代继续发展，并趋向成熟。虽然这个时期的编例之文仍以序文编例居多，但已经开始脱离序文，专篇的编例已经开始出现。隋魏澹奉敕修撰《魏史》，魏澹写成纪传90卷，别为史论及例1卷，并目录合92卷。此时编例虽与史论共为1卷，但已不再隐含于序文。唐初陆德明著有《经典释文》30卷，此书是一部音韵学巨著，卷首有《序录》一篇，内分序、条例、次第、注解传述人等几个部分。其中《序》说明著书的缘起、宗旨、过程及意义，与一般序言无异；《条例》则说明了全书编撰的体例、方法和格式，相当于一书的专文编例，只是未以“凡例”为名。唐开元间张守节《史记正义》一书，卷首序文之后有专篇《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分“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音字例”、“发字例”、“谥法解”7个方面，对本书注解的各种编例分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虽未以“凡例”为名，但从内容来看，无异于一篇编例成文，而且把全书编例归为7个方面标题列目，分别叙述，这在编例史上前所未有。如果说《经典释文》与《史记正义》之编例没有明确以“凡例”标名，未能算作成熟的标志，那么，唐代中后期的《春秋集传辨疑》则使这一演化过程完成。《春秋集传辨疑》为唐宪宗时陆淳所著，全书10卷，卷首冠以编例一篇，明确标为“春秋集传辨疑凡例”（见附图11），内有编例17条，每条均以“凡”字开头，说明了删节经文、传文的原则，注解经文的方法，以及书写的格式等。以上所述说明，编撰者已经认识到编例对于全书的作用和意义，因而把编例作为专篇独列。隋唐时期，编例逐渐脱离序文，走向成熟，开始作为图书的一部分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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