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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体是记述学术源流、学派思想及其演变的一种史书体裁。宋代朱熹《伊洛渊源录》已具学术史著作的雏形,但体例不完整,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儒学案》、全祖望等《宋元学案》正式确立了这一史书体裁并使其更加完善。《明儒学案》首先按照儒学师承渊源关系,将各家学术分成若干派别,每个派别立一学案;每学案前先作小序,概括说明本学派渊源及传授系统,其下分列此派各学者,依次介绍;每人先立小传,叙其生平概况及学术宗旨,再摘录其重要著作或语录,以具体的材料表明各学者的思想见解,间有作者自己的意见,这就形成了脉络清晰、结构严谨的学案体史书体制。黄宗羲在写完《明儒学案》之后,就准备编写《宋元学案》,未竟而卒,后其弟子全祖望等人续修完成,计100卷。与《明儒学案》相比,《宋元学案》有《序录》一篇,说明全书的规模和每卷的内容与主旨,具有发凡起例的总纲性质;《宋元学案》于每一学案增设一表,反映案主的师友、门人、亲属等关系,使宋代学派林立、头绪纷繁的师承学统关系一目了然,更加清晰;《宋元学案》在每一学案之后,多载时人或后人评论,使观者可以明其主旨与得失。这样,学案体这种史体由于《宋元学案》的成书而进一步完备。学案体史书实为学术思想史专著,也是继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主要史书体裁之后出现的又一新的史书体裁,为后学研究断代或历代学术思想史及沿革,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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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索引的正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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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书籍——索引。中国的索引源远流长,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的类书,将采自群书的资料分类编排,冠以类目名称,每条资料均注明出处。这种形式,已具索引的雏形。但是,严格意义的索引,到明清时代才真正出现。明代张士佩的《洪武正韵玉键》1卷,是《洪武正韵》所收各字的分类索引。明末著名学者傅山的《两汉书姓名韵》,将《汉书》、《后汉书》中的人名分韵编排,详注出处,是我国最早的人名索引。清顺治九年(1652年),蔡烈先编成《本草万方针线》,是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所编的方剂索引。蔡烈先把《本草纲目》中散见各处的1万多个药方按病种门类重新排序,注明治疗某病有哪些药方,这些药方分别见于《本草纲目》某卷某页。该索引篇幅较大,体例严谨,实用性强,蔡氏欣慰地说:“有《本草》者不可无此《针线》。家家有《本草》,有此《针线》,百病千方,顷刻可用,人尽医矣。于以救人,不无小补。”(107)乾隆年间,汪辉祖编出《史姓韵编》64卷,收录《史记》至《明史》二十四史中的人名,以立有专传的人名为主,兼收附传的人名。根据人物的姓所属韵部,按106韵编排。陶治元编的《皇清经解敬修堂编目》16卷,是大型丛书《皇清经解》的索引,标引细密,很有特色。清黎永椿编著《说文通检》14卷,此书为翻检《说文》而设,把《说文解字》的字头篆书改成楷书,按笔画编排,下注原书卷部,为查考原书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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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书体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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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发展到明清,类型更加齐全,编制更加精湛,体例亦更加完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和现存最大的类书都产生于这个时期。《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命解缙等人所编的一部类书,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最广博、卷帙最庞大的一部综合性类书,人称“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总计2293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亿7千万字。《永乐大典》是按韵编排类书的代表性著作,其体例是以明初官修的《洪武正韵》的76韵依次编排辑录的资料。即:以单字为目,以韵系字,每单字下详注音、义,并录该字篆、隶、楷、草各种字体,然后分类辑入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等史实典故和诗文词曲。这就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其采录古籍资料,均注明出处,且书名、作者都以红字写出,极为醒目;其摘引典籍,或录其片段,或整篇、整部抄入,一字不易,甚为完整,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献资料。明代还出现了图文并茂的图谱性类书,从图谱和文字两方面来阐述事物的源流,如王圻《三才图会》和章潢《图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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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年)所编,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古今图书集成》部头巨大,资料浩瀚,但全书的编排条理清楚,繁而不乱。它彻底贯彻“以类聚事”的原则,设立了一个由“汇编”、“典”、“部”组成、层层展开的三级类目。首分历象、方舆、明论、博物、理学、经济6汇编;汇编之下又分典,计分干象、岁功、历法、庶征、坤舆、职方、山川、边裔、皇极、宫闱、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艺术、神异、禽虫、草木、经籍、学行、文学、字学、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32典;典下分部,共6117部。各部下的资料按分类原则编排,设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无者缺之。《古今图书集成》不仅收罗宏富,而且分类细密,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方便,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体例最完善的一部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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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还出现了专门辑录女性史料的类书《奁史》,有关古代女性历史的记录,向来稀少且不具系统,这部大型的综合性类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辑录不少女性生活的记载,实在弥足珍贵,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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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目著作的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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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为巨大的一部官修图书目录。全书200卷,著录图书10223种,172626卷(包括存目),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总目》)不但规模巨大,而且体例完备,是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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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吸收古今书目分类的成就,建立了一个符合当时学术特点和图书情况的分类体系。《总目》首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又分类,经部分10类,史部分15类,子部分14类,集部分5类,共计44类;每类之中“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形成一个四部、44类、66子目的分类系统,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分类体系,展示了清代学术源流状况。在类目的设置上,《总目》“务求典据”,研究比较历代书目著作的短长,择善而从;并根据学术与图书发展的实际情况,或调整旧类目,或增设新类目,以适应新形势。《总目》使四部分类法更加完善,后世书目分类多以之为准绳,阮元《天一阁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都谨守其法,即使现在的古籍分类也还用到它,可见其分类体系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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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总目》提要的撰写在古代书目中最为完备。解题目录创始于汉代刘向、刘歆《别录》、《七略》,历经南北朝王俭《七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发展,提要目录逐渐成熟完善。《总目》吸收了汉代刘向、刘歆以来历代如唐代元行冲,宋代王尧臣、晁公武、陈振孙,元代马端临,清初钱曾、朱彝尊等人撰写书目提要的经验,将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融为一体,“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着劝惩”(108)。对著者生平、图书优劣、版本源流等内容都一一详细说明。余嘉锡因此评价曰:“《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晃公武等所能望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109)《总目》撰写提要的方式为后代许多书目著作所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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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图书的著录上,《总目》首创“存目”之例。《总目》著录图书分为“著录”书和“存目”书两大部分,“著录”之书多为“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以及专门撰述、长短互见、瑕瑜不掩、各自成家者;而“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以及“寻常著述,未越群流”,乃至“俚浅讹谬”者,则入“存目”。“著录”之书,写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存目”之书只存其目,不收入《四库全书》,但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同样撰写提要。这样,“存目”这一创例使读者可以略见6000多种四库未收之书的梗概,而不致湮没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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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四库全书总目》吸收古代书目编撰的经验和精华,并进行创造性发展,使古典目录学发展到最高的水平,代表了古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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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回体小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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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体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元末明初出现。它是由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讲史”就是说书的艺人们讲述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讲史一般都很长,艺人在表演时必须分为若干次才能讲完。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章回体小说中的一回。在每次讲说以前,艺人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体小说回目的起源。经过长期的孕育,在明代初年出现了首批章回体小说,其中著名的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这些小说都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过说话艺人补充内容,逐渐丰富,最后由作家加工改写而成的。明代中叶以后,章回体小说的发展更加成熟,出现了《西游记》、《西厢记》、《金瓶梅》等著名作品。由于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这些章回体小说的故事情节更趋复杂,描写也更为细腻,它们在内容上和讲史已没有多少联系,只是在体裁上还保持着讲史的痕迹。这就是清代写作的《红楼梦》还有“看官”、“且说”等词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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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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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对编例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和研究内容的丰富。这个时期,除了继承以往关于《春秋》编例的研究,如明代周希圣《春秋总例》12卷,清代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许桂林《穀梁释例》外,还出现了前代较少涉及的编例研究,王筠著《说文释例》20卷、刘师培著《毛诗词例举要》。其中,王筠的《说文释例》是一部专门研究《说文》体例和文字学规律的著作;全书共20卷,分40多种条例来探求《说文》编例。《毛诗词例举要》有详本和略本二种,略本刊于《国故》1919年3月一卷二期,共24例;详本为民国24年南氏校刻刘氏遗书时于其家所得,由其弟子彭作桢为之写正,所考毛诗传释体例有连类并称、举类为释、增字为释等3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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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部著作是对一书编例的研究,属于单书释例著作,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7卷则是群书释例之作,此书发举九经诸子行文之例88条,逐一立例论证,说明古书措辞造句的种种原则,颇为详致。近人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马叙伦撰《古书疑义举例校录》等,均是在此基础之上的赓续之作,不断发明论证群书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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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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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文化的大总结时期,图书编撰事业达到了极盛,各类图书的编例已经相当成熟和规范,这个时期的图书,无论官修私撰,无论卷帙大小,其编例大多专篇独立地列于本书之中,“凡例”已经成为图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编例愈加繁密详细,内容愈加全面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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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官修书如明《洪武正韵》有“凡例”8条,清《春秋大全》有“凡例”12条,《钦定礼记义疏》有“凡例”17条,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续通志》有“凡例”20则,《钦定音韵述微》有“凡例”15条,《康熙字典》有“凡例”18条,《南巡盛典》有“凡例”17条,《全唐诗》有“凡例”23条,《钦定日下旧闻》有“凡例”18则,等等。私人著述编例则更多,如明郑若曾《江南经略》有“凡例”12条,庐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有“凡例”12则,蔡清《四书引蒙》有“凡例”13条,陈第《屈宋古音义》有“凡例”4条,赵撝谦《六书本义》有“凡例”9条,石光霁《春秋书法钩元》有“凡例”4条;清陈吁《勾股引蒙》有“凡例”11则,盛世佐《仪礼集编》有“凡例”12则,钱澄之《田间易学》有“凡例”14条、《田间诗学》有“凡例”13条,秦蕙田《五礼通考》有“凡例”14条,梁寅《诗演义》有“凡例”9条,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有“凡例”18条,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有“凡例”23则,等等。有些图书卷帙无多,规模极小,亦先列编例于卷首,如清《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卷有“凡例”8条,任陈晋《易象大意存解》1卷有“凡例”7条,徐大椿《道德经注》2卷有“凡例”5条,陆廷灿《续茶经》3卷有“凡例”7条,高士奇《江村销夏录》3卷有“凡例”7条。明代成祖朱棣重视方志的修撰,曾于永乐十年(1412年)颁布《修志凡例》(见附录),永乐十六年(1418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见附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朝廷名义发布的“凡例”;清朝政府对地方志编例亦有明确规定,康熙帝曾将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格式。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河南巡抚曾通令所属府、州县编修志书,还颁发牌照,提出编例23条,详细规定了时间断限、材料取舍、文字详略、史实考订、叙事先后,以及地图绘制等。这都说明明清时期图书编制的规范和精细,编例成为图书编撰必需的原则、规范和依据,充分发挥了其总括全书的纲领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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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M].(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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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司马迁.史记:卷47[M].《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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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司马迁.史记:卷14[M].《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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