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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避讳方面的原因。避讳是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为了回避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号被迫将书名改易。如为了回避隋文帝杨广之名，《广雅》易名《博雅》；为了回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齐民要术》易名《齐人要术》；为避清高宗弘历之讳，梁释僧祐《弘明集》改名《宏明集》。避讳有多种方法，需要回避之字多用同义之字代替，而同义之字不只一个，这又增加了同书异名的情况，如为了回避唐高宗李治之讳，《治道集》改名《理道集》、《政道集》；明李中梓《本草通玄》，清刊本改为《本草通元》、《本草通原》，此因避讳一书增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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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因后人改易，一书具有多名。后人改易前人之书名，又有编者改与刊者改两种情况。古代多有前人著作后人整理或重新编次，因而改定书名，宋代后尤为常见，而以文集为最。明叶盛曾对这种情况作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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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制作，名集编次，多出于己。或身后出于门人故吏、子孙学者，亦莫不然。周必大所识《欧阳文忠公集》亦可见已。今人不知此，动辄妄意并辏编类前人文集，如处州《叶学士文集》，又曰《水心文集》，曰《文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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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魏野原著《草堂集》10卷，后其子重编汇为7卷称《巨鹿东观记》；张耒有《张右史文集》，后来散佚，清修《四库全书》时将其重定为《宛丘集》，武英殿聚珍版则取名《柯山集》。刻书者经常将原著改头换面以谋利益，变换书名、巧立名目是其常用手段之一。如《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原名《汉唐会要》，其所为《对策机要》者，想当时刊书人所加，以邀易售”(42)。《古唐类苑》160卷“实《北堂书钞》也。恨书贾欺人，好改易古书，名目一变，而为《大唐类要》，再变而为《古唐类苑》，辗转滋谬，致失其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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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政治因素。为加强思想控制，历代统治者都禁止不利其统治的图书出版，历史上的各种禁书目录就是很好的例证。变换书名常常是反禁的一个方法，如《盾鼻随闻录》改为《钞报随闻录》就是如此。还有一些书籍由于著者受政治事件的牵连，其书亦不得不改换名目，如《东坡先生易传》又名《毗陵易传》，乃因“元祐党禁不敢显题，以先生终于常州，故称毗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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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为了将书名区别而改书名。今本“二十四史”中，有所谓《前汉书》与《后汉书》、《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前汉书》原名《汉书》，后人加“前”字，以与《后汉书》相区别；《旧唐书》原名《唐书》，《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后人加“旧”字以与后来之《新唐书》、《新五代史》区别，以示撰著时间上的先后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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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史料记载不同。一种著作，于序言、跋语、书目及其他资料中都会有记载，然称引却不尽相同，后人沿用，各有所采，致使一书多名。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作‘系年要纪’，宋史本传作‘高宗要录’”(45)，互有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据“《永乐》所题，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及王应麟《玉海》相合，故定为‘系年要录’著于录焉”(46)。可见，此书书名在《文献通考》、《宋史》、《永乐大典》、《朝野杂记》及著者李心传跋语之中都有记载，但其记载并不完全相同。宋陶岳《五代史补》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作《五代补录》，但作者自序亦作《五代史补》，则晁公武所记有误。唐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唐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各有不同。不同资料称引不同尚可理解，有时甚至一种资料对同一种书也有多种称谓，如《永乐大典》中于朱熹《晦庵集》，有称《朱熹晦庵集》，亦有称《朱晦庵集》、《朱晦庵文集》、《朱晦庵大全集》者。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字下都称《李焘续通鉴长编》，至于散引自宋字以外名卷者，则多称《续通鉴长编》、《续宋鉴长编》、《宋续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他如所引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则多称《九朝长编纪事本末》，间也有省称《九朝纪事本末》。类如以上各种情况的其他所引之书也是所在多有，鉴于这种情况，有些学者建议编成《永乐大典存本同书异名通检》，以便检索。(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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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因伪托、剽窃他人著作而改名。书商为谋利，以一般著作伪托假冒名人之作，如明代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假托元代名医窦汉卿所著，清代浩然楼重刊本径改书名为《窦太师秘本全书》。明程云鹏所撰《慈幼筏》，书商托名明张介宾所著，清初桐石山房刊本改名为《慈幼新书》。又有后代之人抄袭前代名人作品，更改书名，冒为己有。清代杨璿有《伤寒瘟疫条辨》6卷，此书“全袭三原陈尧道《伤寒辨证》，稍为移易次第，改换篇题，增删字句。前5卷出于补义者十仅一二，第6卷辨论本草，陈书所无，乃璿自纂……纵略有推阐，亦当重为刊布，附注己见，乃为不欺，竟效郭象之盗向秀，殊谌齿冷耳”(48)。清谈迁对这种抄袭前人著作再立名目而冒充己出的现象甚为鄙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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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事略》，本湖广行都司经历蔡于璧之《龙飞纪略》；卓氏《藻林》，本吴兴王氏所辑。嘉隆以来，诸公掠美者颇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幸传矣，又为宋齐丘所据，惜哉。凡篡书有三：货得之可也，阴得之次之，最下则蹠跖。(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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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170483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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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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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书异名相伴随，同名异书的现象在古书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同名异书在先秦两汉时期亦已出现，《孟子》、《荀子》、《董子》、《庄子》、《景子》、《吴子》、《商子》、《田子》、《鬻子》、《刘子》、《桓子》、《张子》、《韩子》、《徐子》、《墨子》、《毛公》、《王孙子》、《容成子》、《鹖冠子》、《尉缭子》、《淮南子》、《平原君》、《太玄经》等各有2种；《贾子》、《苏子》、《务成子》等各有3种；《邹子》、《李子》各有4种；《孙子》有5种；《公孙子》有7种。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数量与种类较之以前大有增加，同名异书现象也随之增多，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书》有谢承、华峤、谢沈、袁山松、范晔、萧子显6种，《晋书》有王隐、虞预、朱凤、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6种，《晋纪》有陆机、干宝、曹嘉之、邓粲、刘谦之、王韶之、徐广7种。唐宋以后，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图书制作更加容易，数量大增，同名异书越来越多，如名《敝帚集》者，有宋黄庭坚、明吴中番、陈益、清周庆森、赵秉忠、陈祚明等人所作；以《宫词》为书名的有唐王建、后晋和凝、后蜀花蕊夫人、宋王仲修、张公祥、宋白、胡玮、周彦质、宋徽宗、王珪、明王叔承、朱权、清徐昂发13家。清俞樾曾论及古代文集同名现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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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赵与《宾退录》云：彭器资、洪忠宣皆号《鄱阳集》，王岐公、张彦正皆号《华阳集》，杨文定、胡文定皆号《武夷集》，魏仲先、李汉老皆号《草堂集》，谢无逸、俞退翁、傅子骏皆曰《溪堂》，苏子美、张会川、张徽皆曰《沧浪》，李师中、石守道皆曰《徂徕》，晏元献、王荆公皆曰《临川》，骤见其名，未免疑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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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朱彝尊《经义考》著录，名《易说》者约有90种，名《易传》、《易义》者均达40余种，名《周易注》者约40种，名《书说》者约20余种，名《尚书解》者几达20种，名《诗说》者约十七八种，名《诗解》者约16种，名《春秋传》者约20余种，名《春秋解》者约十五六种，名《春秋谈》者约十四五种，名《春秋论》者几达十种。杜信孚所著《同名异书通检》收录同名异书之作3500多条，张雪庵《古书同名异称举要》收集了先秦至清末同名书籍5600余种，若查考古代同名异书情况可参考此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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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异书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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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命名方式相似。古书多有以著者称谓命名者，先秦两汉时期尤如此，而历代同名同姓者大有人在，若皆以姓名名书，则同名异书不可避免。如上所述先秦两汉时期同名异书之例多属此种情况。有明代学者针对同名著者图书的命名情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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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姓名相类，如三孙子，三邹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乱，然有不可辨者。二孔甲，一黄帝史，一仲尼孙，俱著书，俱名《盘盂》，一载汉艺文志，一附孔丛子中，今艺文志之盘盂不传，而孔丛子之盘盂传世，遂以后之盘盂传之前之孔甲，非也。而牟融，一汉太尉，一汉布依，俱著书，俱名《牟子》，一载《隋经籍志》，一附《弘明集》中，今经籍志之牟子不传，而弘明集之牟子传世，遂以释之牟子传儒子牟融，亦非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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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之人，其称谓更多，有姓、有名、有字、有号，其名、字、号又多有相同者，钱大昕曾记录明代以前号相同之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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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天自号醉吟先生，而皮日休、郭祥正亦号醉吟先生。乐天又号迂叟，而司马温公亦以自称。邵尧夫、程正叔俱号伊川先生。黄伯思号云林子，而贡奎、倪瓒俱号云林。邵博、蔡元定、真德秀先生俱号西山先生。政伯英号归愚翁，而葛立方亦号归愚。韩驹、牟巘俱号陵阳先生。郭雍、许谦俱号白云先生。苏元老、蔡沈俱号九峰先生。郭忠孝、黄裳俱号兼山先生。胡宏、李孝光俱号五峰。王十朋、史达祖俱号梅溪。洪迈、徐子方俱号容斋。王柏、许衡俱号鲁斋。刘子翚、李之纯俱号屏山。吕南公、计有功俱号灌园先生。钱文子号白石居士，姜夔号白石道人。杨绘、杨杰皆号无为子。魏掞之、谢谔皆号艮斋先生。刘清之号静春先生，刘黻字季文，号静春，元表易亦有《静春堂集》。林之奇、王寂俱号拙斋。冯椅、王应麟俱号厚斋。王厚之、赵彦肃俱号复斋。张行成号观物先生，祝泌亦号观物老人。陈去非、翁应龙俱号简斋。薛绍彭号清居士，而倪瓒亦有清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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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称谓相同，这是古代同名异书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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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撰述内容相似。古代许多内容相似的作品，书名也多相似或相同。如上所列举之《隋书·经籍志》与《经义考》著录诸书即是如此。其他如孟康、晋灼、韦昭、崔浩、刘嗣均有《汉书音义》，夏侯泳、包恺、萧该均有《汉书音》，顾欢、释惠观、孟智周、韦处玄、戴跣均有《老子义疏》，徐邈、诸葛氏、孟奥、释道骞均有《楚辞音》，等等。此类书籍“如非共限于一代之史实，当共局于同性质之材料，所谓撰著之对象大致相类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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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书名沿用。前代有著作为世人称道者，后人仿效其作，书名往往相似或相同。明代学者论后人模仿汉代名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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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有《新语》，顾谭亦有《新语》；贾谊有《新书》，虞喜亦有《新书》；桓谭有《新论》，夏侯湛、华谭、刘昼多有《新论》；崔实有《政论》，王肃亦有《政论》；仲长统有《昌言》，王滂亦有《昌言》；贾山有《至言》，崔灵亦有《至言》。六朝好学汉，类如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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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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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书名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反映了图书的信息，如与著者有关的书名反映了图书作者的相关信息，或姓，或名，或字，或号，或官，或地；与内容有关的书名则从不同程度揭示了图书的内容，或编纂目的，或地点，或时间，或人物，或体裁（体例），等等。从这些书名，我们可以对图书进行初步的判断和了解。但是有些古籍，其命名确实不循常规，以致名实不符。如黎庶昌《续古文类纂》2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