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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创立考异法和目录法。《资治通鉴》附有《通鉴考异》和《通鉴目录》各30卷。魏晋以来,史籍纷繁,一事记载往往真伪混杂,互相抵牾,司马光之前的史学家多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行取舍,其裁断的因由与根据则无从知晓。司马光等人秉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比不同来源的材料,以事实为根据,“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头绪纷繁,卷帙浩大,为翻检方便,司马光等人于修史同时编写了《通鉴目录》30卷。《通鉴目录》不同于一般的书目,它是将《资治通鉴》中的重要事件用标题列举出来,按目寻检,一索即得,有提纲挈领的功效。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记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形式,使编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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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治通鉴》的影响,“上起三国,下终五季,弃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的史界著史状况得到了彻底改观,编年体又重新确立了在史坛中的地位。从此以后,以《资治通鉴》形式为体裁的编年体史书又蓬勃发展起来。南宋出现了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为代表的编年体巨著,后来则有明代谈迁的《国榷》、清代陈鹤的《明纪》、夏燮的《明通鉴》等,一大批编年体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一种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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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二、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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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裁记载历史事实的先例,自此之后,历代修史者纷纷效法,纪传体成为后世各代撰修史书的典范。宋代郑樵评价《史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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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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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赵翼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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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郑氏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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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梁启超称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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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史公创造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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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修撰,东汉班固因其体例著《汉书》,对纪传体作出改进,使其更加完善整齐。《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构成,东汉班固《汉书》将“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以后各代之纪传体史书大都由本纪、表、志、列传四体构成,但各纪传体史书有的无表,有的无志,而纪、传二体必备,故这种新创的史书体裁被称为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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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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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之体裁并非司马迁凿空独创,而是其参酌古今典籍,不宗一书,不祖一体,匠心独运而成。历代学者对纪传之起源都有探讨,清初阎若璩认为纪传之体源于《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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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有本纪,为一史之纲维,犹《书》之有帝《典》,体以谨严为主。故今二《典》所载,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节目细事,如设官、居方,别生分类,则散见《汩作》诸篇,盖即后代志与传所出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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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饴孙认为纪传体源于《世本》,其《钩稽辑订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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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为编年,《世本》为纪传。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记》,纪传不自《史记》始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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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嘉谟《世本辑补自叙》亦持此说。清代邵晋涵则认为《史记》之纪传体本于《吕氏春秋》,其《江南文钞》卷3《史记提要》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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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文章体例,则参诸《吕氏春秋》,而稍为变通。《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此书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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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家,各有观点,不能统一。考察《史记》之前的古文献,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均已存在,《史记》是司马迁在继承先秦史学基础上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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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纪”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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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刘勰认为本纪出于《吕览》,其《文心雕龙·史论》云:“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故本纪以述皇王。”(25)但《史记》本身有前代本纪之体的记录,《大宛列传》云:“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26)据此,后世许多学者认为《禹本纪》是早已存在的本纪体古书。清赵翼《陔余丛考》云:“《史记·大宛传赞》则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又云《禹本纪》及《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是迁之作纪,非本于《吕览》。而汉以前,则有《禹本纪》一书,正迁所本耳。”(27)又云:“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28)尚镕《史记辨证》曰:“本纪以述皇王,《大宛传》引《禹本纪》,此迁之所本也。刘勰谓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盖未复案《大宛传》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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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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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的起源,各说较为接近。《梁书·刘杳传》引桓谭《新论》云:“《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30)赵翼云:“《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31)章学诚《文史通义》云:“图谱之学,古有专门,郑氏樵论之详矣。司马迁独取旁行斜上之遗,列为十表。”(32)夏燮《校汉书八表》序曰:“史之有表,创自龙门,盖仿《周谱》为之,遂为历代史家之所不可废。”以上诸论大都认为《史记》十表取自周代谱牒。太史公之本书中,亦有多处之文可见其表体因于古代谱牒之迹象,如《三代世表叙》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33)“余读牒记,皇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34)《十二诸侯年表叙》云:“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35)“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36)这些都可证明《史记》十表之体确实来源于古代谱牒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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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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