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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除上表所列篇目外,各史还有一些特殊类传篇目,如《史记》有刺客、游侠、滑稽、货殖四传,《汉书》有游侠、货殖二传,《后汉书》有党锢一传,《梁书》有止足一传,《新唐书》有公主、藩镇二传,《旧五代史》有僭伪、世袭二传,《新五代史》有死事、杂传、义儿、伶官四传,《宋史》有道学、公主二传,《明史》有阉党、流贼二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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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附传。附传是将某些人物附载于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的一种列传形式。这些历史人物没有显著的事迹或卓著功绩,但又有事可传,若为其一一立传则传不胜传,但又不可泯灭不记,作史者便采用这种方式记述,赵翼称赞这种方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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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概删之则尽归泯灭,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诸人名姓仍得见于正史,此诚修史者之苦心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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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知幾则认为后史越来越多的附传纯粹是为了借他人以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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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兹以后,述作虽多,斯道都废。其同于古者,唯有附出而已。寻附出之为义,攀列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得厕朋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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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传这一传记形式亦首创于《史记》,对附传本身而言,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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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主、从之人数而言,有一人为主、一人为从者,如《史记》之《伯夷列传》,传主为伯夷,其弟叔齐亦是孤独君之子,与伯夷互让君位,双双出逃,不食用周禄而死,《伯夷列传》用附传的形式将叔齐的事迹进行了记载;《苏秦列传》中附载了传主苏秦之弟苏代的生平和事迹;《后汉书》之《班彪列传》在记述传主班彪后又历叙了其子班固的主要事迹。有一人为主、多人为从者,如《后汉书》之《卓茂传》附载了与传主卓茂一样不仕莽朝的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5人的事迹;《明史·夏良胜传》中,在传主夏良胜事迹后,又附载了与其一起阻谏武宗南巡并因此受到株连的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诸人的生平简历。有数人为主、多人为从者,这主要是合传附载相关人物的传记形式,如《史记·卫青霍去病列传》,传主卫、霍之后,又记载了其他抗击匈奴的将领李息、公孙敖、李沮、张次公、赵信、赵食其、韩说、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等人物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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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附传的位置而言,有传首附传、传中附传和传末附传三种形式。传首附传,主要是指在传首之序文中附载相关人物,此类附传在诸史中相对较少,刘知幾所言“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即是这种情况。如《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传首有序,此序用了短短一段文字就将毛义生平履历叙述清楚,除此之外,此序还叙述了汝南薛包的事迹,之后才开始记述各位传主的生平。《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之序记述了“商山四皓”——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的生平简历;《明史·孝义传》为孝行特著者立传外,又于传序内将曾经旌表之数十上百人的姓名一一标列。传中附传,即在叙述传主生平的过程中根据记述内容即时附记相关人物的事迹,赵翼所言“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附见于某人传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108)即是此种附传形式。这种方式在《宋书》中运用较多,如《刘道规传》叙述刘道规攻打徐道覆时,命刘遵为将,成功攻破徐道遵取得胜利,于此便插入刘遵之籍贯、官阶及卒年等生平简历,然后又继续刘道规生平事迹的记叙;《何承天传》附叙谢元、《何尚之传》附叙孟、《刘义庆传》附叙鲍照、《谢灵运传》附叙荀雍、羊璿之、何长瑜三人等都是这种附传方式;其他正史如《齐书》之《文慧太子传》、《张敬儿传》分别于传主生平的记叙中分别插叙了陶仁、姚道合之相关事迹。传末附传,即在传主生平事迹全部叙述完毕后再记叙其他相关次要人物的生平,这种附传方式比较普遍,如《汉书·鲍宣传》后记叙了纪逡、郇越、郇相、唐尊、唐林、薛方等人的事迹;《三国志·管宁传》篇末记述了王烈、张臶、胡昭等人的事迹,《王粲传》后简述了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阮籍、嵇康等当代名士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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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传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即家传,它是将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传之后的附传形式。刘知幾所谓“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109)与赵翼所谓“传一人而其子孙皆附传内”(110)即是这种附传形式。家传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其最早源头可追溯到《史记》中的世家。《史记》的一些列传中也有子孙附于父祖传中的例子,如《孙子吴起列传》中,在孙武传后附有孙膑简介;《樗里子甘茂列传》中,在甘茂之后附载了甘罗的介绍。虽然这里的附记非常简略,但已开后世子孙附传之例,后来各正史子孙附传之例愈渐增多,且附载人数也越来越多,几乎成为了家谱。班固《汉书》中,楚元王刘交传内附载其孙刘向、刘歆,周勃传内附载其子周亚夫,李广传内附载其孙李陵,张汤传内附载其子张安世、孙张延寿,金日磾传内附载其子金安上,疏广传内附载其兄疏受,萧望之传内附载其子萧育、萧咸、萧由,翟方进传内附载其子翟宣、翟义,韦贤传内附载其子韦贤成;范晔《后汉书》中来歙传内附载曾孙来历,邓禹传内附载其子邓训、孙邓骘,寇恂传内附载曾孙寇荣,耿弇传内附载其弟耿国、子耿秉与耿夔,窦融传内附载其弟窦固、曾孙窦宪、玄孙窦章,马援传内附载其子马廖、马防,伏湛传内附载其子伏隆,梁统传内附载其子梁竦、曾孙梁商、玄孙梁翼,桓荣传内附载其子桓郁、孙桓焉、曾孙桓鸾、玄孙桓典与桓彬,班彪传内附载其子班固,班超传内附载其子班勇,杨震传内附载其子杨秉、孙杨赐、曾孙杨彪、玄孙杨修,荀淑传内附载其子荀爽、其孙荀悦,陈寔传内附载其子陈纪;《三国志》中,袁绍传内附载其子袁谭与袁尚,公孙度传内附载其子公孙康、孙公孙渊,曹真传内附载其子曹爽,荀彧传内附载其子荀惮、孙荀甝,钟繇传内附载其子钟毓,王朗传内附载其子王肃,杜畿传内附载其子杜恕、杜预,胡质传内附载其子胡威,诸葛亮传内附载其子诸葛乔与诸葛瞻,张昭传内附载其子张承与张休,步骘传内附载其子步阐,吕范传内附载其子吕据,朱桓传内附载其子朱翼,陆逊传内附载其子陆抗,陆凯传内附载其弟陆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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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列举可以看出,随着时间发展,子孙附传之例数逐渐增多,附载之人由单附子或孙到子、孙、曾孙、玄孙及兄弟同时并附,比例呈加大趋势。虽然如此,前四史中每书的子孙附传亦不过十例左右,总体来说比例很小,且其附传子孙确实有事可传,并非所有祖父子孙均在一传之内,“《后汉书》,班彪与固为一传,班超与勇又为一传,一家父子尚各为传。《三国志》,诸葛瑾与诸葛恪,父子也,而亦各为传”(111)。刘宋时,何法盛著《晋中兴书》,有《瑯邪王录》、《陈郡谢录》等篇名,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沈约《宋书》则在正史中正式创立了家传的形式,如卷42《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77《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人之传。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中还有很多。之后魏收著《魏书》,凡是某人之子孙,尽附于其传后,家传色彩比《宋书》更加突出。卷80朱瑞传内其子朱孟允及弟珍、腾、庆宾,庆宾子清,皆但有官位,毫无事迹;卷27《穆崇列传》中,共谱列了穆氏家族66人,而从穆崇后人穆长嵩以下,子孙只具姓名、官职,而无甚事迹记载,似家谱而不似列传。故赵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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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人立传,而其子孙兄弟宗族,不论有官无官、有事无事,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谱,则自魏收始。(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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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以下,李延寿《南史》、《北史》又沿承其例,采用家传形式,所有列传不论时代先后均只按世系编次,将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赵翼批评这种编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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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南北史仿之而更有甚者。魏书一传数十人,尚只是元魏一朝之人。南、北史则并其子孙仕于列朝者,俱附此一人之后。遂使一传之中,南朝则有仕于宋者,又有仕于齐、梁及陈者;北朝则有仕于魏者,又有仕于齐、周、隋者。每阅一传,即当检阅数朝之事,转觉眉目不清。且史虽分南北,而南北又分各朝,今既以子孙附祖父,则魏史内又有齐、周、隋之人,成何魏史乎?宋史内又有齐、梁、陈之人,成何宋史乎?(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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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新唐书》、《明史》等仍有子孙附传之例,但不似《魏书》、南北史那样代人作家谱,而是有所选择,“必其子孙有事可传者,附之,否则削而不书”(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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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魏书》、《南史》、《北史》等史书中家传的形成与发展是当时社会现实在史学上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形成,政治上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和“公有公门,卿有卿门”的局面,家世门第于是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和士族间相互标榜的资本。各门阀士族因此非常重视谱牒的修撰,谱学空前盛行,当时社会“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谱学研究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之一。撰史者把当时谱牒的撰修方法移入正史,正是当时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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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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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赞是纪传体史书中对所记叙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作的评述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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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赞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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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赞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两种文体,其义不同,后来才作为纪传体史书中的评论之体。而刘知幾《史通》中有专篇对史书论赞进行讲述,他是将论与赞分开解释的。他说:“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故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115)又说:“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子显)、李(百药)、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矣。”(116)浦起龙因此解释曰:“因此知纪传跋尾当名史论,不当云赞。赞,铭类也,韵体也。人以扶风史论皆作‘赞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与读此。”(117)并总结说:“论谓篇末论辞,赞谓论后韵语。”(118)可见,在刘知幾看来,论与赞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论为篇末议论之辞,赞为论后韵语。后世因为班固《汉书》中的史论均标为“赞曰”,于是相沿成习,赞便亦具有了史论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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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中说:“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有纪传后评,亦同其名。”(119)这里,刘勰指出,赞体为古时的一种文体,汉司马相如所作四字韵文之《荆轲赞》为其代表之作,而后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的寓意褒贬文字也被看作赞文,纪传体史书中的评论文字从而与赞同名。可见,此时“赞”已经泛指史书中的评论文字,成为纪传体史书中史论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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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论说》云:“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120)又陈述论体之流别曰:“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121)这里,“论”这一文体流别之一为“赞评”,赞与评名虽不同,但均是为了“辨史”,是史书中的评论部分。可见,南朝时期,论赞即有史书评论的意义。及至萧统编集《文选》,专列《论赞》作为一体收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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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论述,本书把论赞界定为史书中的评论性文字,即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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