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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新唐书》、《明史》等仍有子孙附传之例，但不似《魏书》、南北史那样代人作家谱，而是有所选择，“必其子孙有事可传者，附之，否则削而不书”(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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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魏书》、《南史》、《北史》等史书中家传的形成与发展是当时社会现实在史学上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形成，政治上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和“公有公门，卿有卿门”的局面，家世门第于是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和士族间相互标榜的资本。各门阀士族因此非常重视谱牒的修撰，谱学空前盛行，当时社会“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谱学研究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之一。撰史者把当时谱牒的撰修方法移入正史，正是当时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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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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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赞是纪传体史书中对所记叙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作的评述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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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赞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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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赞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两种文体，其义不同，后来才作为纪传体史书中的评论之体。而刘知幾《史通》中有专篇对史书论赞进行讲述，他是将论与赞分开解释的。他说：“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故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115)又说：“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子显）、李（百药）、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矣。”(116)浦起龙因此解释曰：“因此知纪传跋尾当名史论，不当云赞。赞，铭类也，韵体也。人以扶风史论皆作‘赞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与读此。”(117)并总结说：“论谓篇末论辞，赞谓论后韵语。”(118)可见，在刘知幾看来，论与赞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论为篇末议论之辞，赞为论后韵语。后世因为班固《汉书》中的史论均标为“赞曰”，于是相沿成习，赞便亦具有了史论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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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中说：“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有纪传后评，亦同其名。”(119)这里，刘勰指出，赞体为古时的一种文体，汉司马相如所作四字韵文之《荆轲赞》为其代表之作，而后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的寓意褒贬文字也被看作赞文，纪传体史书中的评论文字从而与赞同名。可见，此时“赞”已经泛指史书中的评论文字，成为纪传体史书中史论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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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论说》云：“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120)又陈述论体之流别曰：“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121)这里，“论”这一文体流别之一为“赞评”，赞与评名虽不同，但均是为了“辨史”，是史书中的评论部分。可见，南朝时期，论赞即有史书评论的意义。及至萧统编集《文选》，专列《论赞》作为一体收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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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论述，本书把论赞界定为史书中的评论性文字，即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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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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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刘知幾所说“自序传”即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此序前半部分叙述了司马迁的家世、生平，后半部分先分别说明130篇各篇的著作本意，然后总论全书的编撰宗旨，每说明完一篇，司马迁便以“作某某第某某”结句。班固《汉书》有《叙传》，全仿《太史公自序》，只是将司马迁之“作”谦字改为“述”字。范晔《后汉书》之赞即我们今天所说之论赞。刘知幾将《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与范晔《后汉书》赞文相提并论，可见他认为此三者是相同性质之文字，都是史论之文。正因为如此，今之研究者在研究史书论赞的时候也将具有评论性质的序文作为史论内容的一种，如张大可《史记研究》一书中称论赞为“序论赞”，李瑞华《〈宋史〉论赞评析》在论述《宋史》论赞的时候将志序15篇、表序2篇、类传序22篇都作为论赞的组成部分。故而此书也将正史中具有史论性质的序文作为论赞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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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赞之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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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的论赞之文由来已久，历史悠长。初始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史籍中的评论文字。《史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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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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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刘知幾认为《左传》中以“君子”发端之议论文开后代论赞的先河。其实，除却《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先秦典籍中的不少文献都有论赞性质的文字。《尚书·典谟》中的“曰‘若稽古’”可以看作史书论赞的滥觞。《左传》中明确以第三人称进行议论评价，成为史书中史论的先导。《左传》中的史论有“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为”等形式，有人统计，“《左传》有134条评论，直接引仲尬、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话约50条，有‘君子曰’或‘君子谓’，‘君子以为’之称的评论84条”(124)。《公羊传》、《穀梁传》中的“公羊子曰”、“穀梁子曰”，功用与《左传》中的“君子曰”相同。记言的《战国策》中有“书曰”、“易曰”、“诗曰”、“老子曰”、“语曰”、“臣闻”、“臣闻之曰”等，都是具有论赞性质的文字。其他如《国语》、《晏子春秋》、《新序》、《荀子》等先秦史籍中都间或已有“君子曰”，用来表示当时有德者之言，亦是论赞性质的文字。由此可见论赞发源之早，历史之长。《左传》的“君子曰”就事论事，还不是具有理论色彩的史论，未能形成一种体系。隋魏澹云：“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125)这就是说，左丘明的史论，只限于对具体事实的褒贬，可以说是一种直书。评论方式，主要是博采君子之言，亦断以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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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论赞之体发源甚早，而纪传体史书中的论赞史论则由司马迁首创。司马迁著史变编年为纪传，同时将先秦史籍中“君子曰”、“书曰”、“公羊子曰”、“臣闻之曰”、“辞曰”等托重之语变为“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从此论赞之体确立于纪传体史书之中，只是司马迁并没有命名曰论曰赞。其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126)。刘氏在这里也只是列举了一部分，其他如《后汉书》“论”、“赞”并用，唐以后官修诸史多称“史臣曰”，《晋书》唐太宗御撰者特称“制曰”，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呜呼”二字发论，《宋史》、《辽史》区别论、赞，本纪中曰“赞”，列传中曰“论”。如此等等，论赞之称，名目各异，虽“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127)。无论何种称呼，都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史论的形式，并且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论赞这一史论形式更加完善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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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之后，班固《汉书》的“赞”继承了“太史公曰”的传统。清人赵翼曾云：“史迁于各纪各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128)班固把篇末自己的议论之辞都以“赞曰”发端，作史者的议论从“自显姓名”向“总归论赞”发展，这是史评发展的方向。刘勰称赞《汉书》“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129)；刘知幾赞赏《汉书》论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130)。南朝范晔著《后汉书》，更重视论赞的创作，全书有序25篇、论110篇、赞90篇，远远超过《汉书》中的赞和《三国志》中的评，甚至超过了《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他曾自负地告诉他的甥侄：“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笔势纵放，实天下奇作。”(131)又云：“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132)像范晔这样自我评价的人没有几个，但《后汉书》的论赞确实得到后世不少学者的好评。清李慈铭称其“自诩非过”(133)。现代学者张大可认为，范晔“以‘论曰’发端的史论以及类传中的‘序论’，篇篇精彩，足夺二十四史之冠”(134)。正因为《后汉书》论赞的精彩，梁萧统《文选》选入了其中的部分论赞，《隋书·经籍志》载有《后汉书论赞》4卷，并标明“范晔撰”，可见初唐之前，《后汉书》论赞已被单独编辑成书，单本流传，其所受之重视可见一斑。范晔《后汉书》的史论有论又有赞，论后加赞，可谓名副其实的论赞，但此举遭到刘知幾的批评，认为论赞相重是徒炫文采、画蛇添足之举，并不足取。唐代，史论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唐太宗李世民总结近代治乱兴亡的经验，作为自己治国的借鉴，并亲自为《晋书》司马懿、司马炎二纪和陆机、王羲之等传撰写论赞。元代所编写的《宋史》论赞由本纪赞17篇、志序15篇、表序2篇、类传序22篇、列传论205篇，共261篇组成。总之，论赞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史书的传统，绵长浩繁的“二十四史”，除了《元史》“不做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外，其他各史都有，只是名称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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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赞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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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论赞的位置，将其归为篇前论、篇中论、篇后论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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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前论。于篇卷之首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评论，这是纪传体文献中常见的论赞形式之一。篇前论一般是在正文之前以序文形式展开。《史记》论赞就常常采用这种形式。《史记》有序23篇，其中十表九序，只有《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封禅书》五书有序；世家中有《外戚世家》一篇有序；列传中有《孟荀》、《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8序。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较为有特色。《十二诸侯年表》开头说：“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於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於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135)标明了史公作《十二诸侯年表》的意指。《六国年表》篇前短文综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对强国燕、楚二国没有直接提及，对“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简要论述，重点分析了秦国的历史发展，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指出秦虽以残暴而亡，但其正反面的教训对汉代统治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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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之后的其他纪传体史书也都仿效司马迁，在篇前设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范晔《后汉书》诸传之序常常系统而简明地阐明所叙对象的发展历史和背景。如《党锢列传》序云：“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纷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136)论述了党人形成的原因；接下来又论述了党人迅速发展的背景，“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倖直之风，于斯行矣。”(137)然后叙述两次党狱的经过，以及黄巾军起，天子畏惧，遂赦党人，然已“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138)，这是党锢造成的后果。读此序，则党锢整个的发展历史了然于目，清晰可见。《后汉书》共有序25篇，都总论各类人物之所出，叙其原委，明其宗旨，揭示此类人物形成、存在的社会背景，具有提挈全篇的作用。欧阳修《新五代史》一些列传亦有序文之论，往往标明对某一问题的立场、态度。元代所修《宋史》有39篇志序、表序和类传序，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修史者也都有相应的评论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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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论。于篇卷之中对历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评论，也是较常见的史书论赞形式，一般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此种形式《史记》运用较多。如《史记·酷吏列传》评述郅都之酷曰：“匈奴至为偶人像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139)“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郅都如此”(140)，“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141)，“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142)。《史记·天官书》亦有夹叙夹议形式的论赞，在历书前代天体形象之后发论曰：“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143)论述了天象之普遍与重要。《史记·货殖列传》亦非简单的人物传记，甚至可以说与人物传记无大关系，就是一篇史论文字，此篇夹叙夹议的文体，既传人，又论史，前后呼应，提示义例。故清代郭嵩焘认为此篇为“发抒一段胸臆，与他传体全别”(144)；钱锺书认为此篇“全非‘大事记’、‘人物记’，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蒙”(145)。《史记》中的其他篇章如《伯夷列传》、《游侠列传》、《绛侯周勃世家》、《卫青霍去病列传》等也都有篇中之论赞。范晔《后汉书》的篇中论赞也较为典型。如《党锢列传》中赞扬李膺、范滂的感人事迹：“论曰：李膺振拔汙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利，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146)此论高度赞扬了东汉名士们的高风亮节，深深感动于其高尚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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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后论。于篇卷之末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评论，是纪传体史书中最常见、最主要的论赞形式。司马迁《史记》“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147)，班固则在各纪传之后，各书一赞；范晔《后汉书》论后又加赞，亦以篇末为多，其他纪传体文献亦以篇末发论居多。正由于此，多数人都把论赞等同于篇末史论，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篇末发论往往是总括全篇之后的看法和见解，因此往往有画龙点睛、揭示全篇要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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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伍子胥列传》评伍子胥云：“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148)《季布栾布列传》云：“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行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149)此二论赞褒扬了伍子胥与季布忍辱负重、自奋立名的英雄气节。《刘敬叔孙通列传》论赞引用谚语：“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代之智也。”(150)颂扬了治平天下的贤相良将。其他如《项羽本纪》的论赞鞭辟入里地论述了项羽败亡的原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揭露了贪官酷吏的野蛮行为，反映了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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