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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纬体志书的创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陈棐纂修《广平府志》，创立了“经纬体”。此志以经纬分为两部，经集包括封域志、郡邑志、山川志、建置志、学校志、版籍志、坛宇志、古迹志，皆“形质疑定之目，所列者在物，乃主也，静也”；纬集包括官秩志、选举志、宦业志、贤业志、列淑志、思泽志、经历志、风俗志，皆“运动推行之号，所取者在事，乃宾也，动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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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三宝体志书的创立。万历间，唐枢纂《湖州府志》，以土地、人民、政事为总纲，纲下各立分目，土地类下列郡建、疆域、山川、乡镇、区亩、形胜、津梁、物产、古迹、陵庙10目，人民类下设户口、功贵、风俗、辟召、甲科、贡荫、逸遗、列女、流寓、方艺等目，政事类下分守令、赋役、学校、修筑、恤录、刑禁、兵屯、廨署、邮递、坛祠等目，创立了“三宝体”。其后，万历王一龙《广平县志》继用此体，并稍作变化，分为土地、人民、政事、文献四志，各志下再分门目，如人民志分版籍和赋役两门，版籍又分里社、户口、风俗、方言、流寓、保甲等目，赋役又分夏税、秋粮、马草、均徭、里甲、驿传、马政、盐课等目。之后，三宝体自成一家，清代康熙间李元仲《宁化县志》、赵弘化《密云县志》及乾隆时《河间府新志》等都是仿此体纂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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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简体志书的出现。简体志书篇幅短、类目少、容量小，明代著名的有（洪武）《无锡县志》、徐一夔《杭州府志》、黄润玉（天顺）《宁波府简要志》、祝允明（正德）《兴化县志》、何景明（嘉靖）《雍大记》、赵时春（嘉靖）《平凉府志》、闻人诠（嘉靖）《宝应县志略》、毛凤韶（嘉靖）《浦江志略》、汪来《北地纪》、张光孝（隆庆）《华州志》、万廷谦（万历）《龙游县志》、孙丕扬（万历）《富平县志》、冯梦龙《寿宁待志》等。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康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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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县志》，正德年间康海纂。针对当时有些志书类目划分过细，内容过于芜杂的弊端，康海认为，方志应该简明扼要，保留对封建统治最有用的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资治”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所编纂的《武功县志》仅两万多字，记录了上下千余年的内容。全书分为3卷，包括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7篇。凡山川、城郭、古迹、宅墓皆归地理篇，官署、学校、津梁、市集归建置篇，祠庙、寺观归祠祀篇，户口、物产归田赋篇，艺文散附各条之下。问世之后，《武功县志》以“简而有体”、“文简事赅”而得到后人的称道。《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曰：“体例谨严……乡国之志，莫良于此……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200)民国时期寿鹏飞亦称赞说：“文字虽简，而体用悉赅。”(201)而正德间韩邦靖纂《朝邑县志》则更简。全志2卷，分总志、风俗、物产、田赋、人物、杂记等7篇，全书不过六七千字，“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202)《四库全书总目》赞其曰：“上卷仅七页，下卷仅十七页，古今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是书者。而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盖他志多夸饰风土，而此志能提起要，故文省而事不漏也。”(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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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海、韩邦靖《武功县志》、《朝邑县志》之后，简体志书的影响增大，后来修志多有仿效继承。董谷（嘉靖）《海宁县志·凡例》称：“自武功志出，一变体裁……遂使继之者，各出己见，自成一家。”清（道光）《大定府志》林则徐序亦云：“自明武功、朝邑二志以简洁称，嗣是载笔之儒，竟尚体要。”但是有些志书刻意求简，忽略内容，以致一地的记载过于简略，失去其使用价值，因此简体志书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否定和反对。章学诚就曾批评《武功县志》“芜秽特甚”，《朝邑县志》“庇谬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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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其他编例。主要有：（1）创修卫所志、边关志等。明代由于军事和边防的需要，创修了一定数量的卫所志和边关志。卫所志由卫所长或兵部官员主修，内容主要是兵事、武备，有（洪武）《靖海卫志》、《金齿军民指挥司志》、《松潘军民指挥司志》、（天顺）《大田所志》等。边关志多由镇守将领或兵部职方官纂修，侧重记载军备、险要、兵火等，如（永乐）《辽东志》、《山海关志》等。（2）类目方面的创新。明代方志在类目设置方面多有创新，如（成化）《新昌县志》新设“氏族”类，（弘治）《抚州府志》增“版册”、“文教”、“幽怪”、“兵氛”类目，（正德）《中牟县志》新立“乡保”、“镇集”、“村寨”之目，《怀庆府志》设“稽古”、“英华”二目，《琼台志》设“气候”、“平乱”、“海道”、“破荒启土”之目，（嘉靖）《泗志备遗》立“帝运”、“礼教”之目，《崇义县志》设“礼乐志”、“利泽志”、“崇表志”三目，（万历）《上虞县志》列“矿务”、“渔税”、“军政”、“匠班”、“地名”、“遗构”之目，《漳州府志》置“狱囚”、“词讼”、“赦宥”之目，（万历）《绍兴府志》专设记载本地志书编修历史的“序志”1卷，（景泰）《建阳县志》增设人物画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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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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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全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加之统治阶级的重视，中国古代方志进入了鼎盛时期，并且高度成熟。这个时期所编纂的方志，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据统计，我国现存的八千多种方志中，清代方志占约百分之七十。清代方志编例的发展主要体现于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谨严，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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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统志的编修。清代曾三修一统志，最后成《嘉庆重修一统志》。此志系在乾隆八年（1743年）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编修的《大清一统志》的基础上重修而成，嘉庆十六年（1811年）由穆彰阿等主持编修，历时三十四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修成。全书560卷，另有凡例、目录2卷，其编次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省大要。各统部下设总图、总表、总叙，边疆各统部另增设属境、关邮、台站、营塘、卡伦等，京师及盛京统部另增设坛庙、皇城、山陵、宫殿、行宫、苑囿等项目，青海、西藏无总图、总表、总述，直接记述各部情况。总述下叙述各省的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等。边疆统部另在总述下增叙属部、旗分、封爵、驿站、山川等。各省之下，再以府、厅、直隶州分卷，各以其所领之县归入，列有图、表，分叙疆域、分野、人物、列女、土产等25目。蒙古各藩统部，分卷则均与各省之例相同。由于时间迁移，社会各方面的内容较之以前均有变化，因而《嘉庆重修一统志》对前志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增加了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之间的内容，其门类也在前两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如在直隶承德府增加了“行宫”门类，在各省统部“田赋”之后，增加了“税课”门类，等等。而对于新增补者，《嘉庆重修一统志》都一一进行说明。《嘉庆重修一统志》是我国封建政府所修的质量最高的一部全国性总志，其体例在历代全国总志中最为完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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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书体的创立。三书体的创始人为清代乾隆时期史学家章学诚，他认为，一部志书应当由志、掌故、文征三部分组成。其中，“志”为最主要部分，采用纪传体，包括纪、谱、考、传等体裁，包括便能、方舆、建置、民政、秩官、选举、人物、艺文等门类；“掌故”和“文征”为资料汇编，“掌故”按类选编当地政府的文献文件，“文征”收集各类诗文名篇。三书之外，再设“丛谈”，汇集异闻杂说。三书体最典型的代表即为章学诚所主持编写的《湖北通志》，正文由湖北通志、湖北掌故和湖北文征三部分组成，末附湖北丛谈。其中，“湖北通志”包括皇言、皇朝编年2纪，方舆、沿革、水道3图，职官、封建、选举、族望、人物5表，府县、舆地、食货、水利、艺文等53传；“湖北掌故”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湖北文征”分甲乙丙丁四集，分别裒录正史列传、经济策画、词章诗赋、近人诗文等。另附“湖北丛谈”，包括考据、轶事、琐语、异闻4类。方志分立三书，是章学诚的创见，它对旧时方志的内容和体例革新起了很大作用，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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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志体例益臻完善。发展到清代，方志的各种结构形式已经基本具备，这个时期方志的体例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完善，代表性志书是《河南通志》与《广西通志》。《河南通志》，贾汉复修，沈荃纂。河南旧省志修于明嘉靖年间，至清顺治已有百余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贾汉复任河南巡抚，设置馆局，锐意修志，并聘请沈荃总领其事。该志以明嘉靖年间所修《河南通志》为基础，增删门目，弥漏补缺，纠谬正讹，并“网罗旧闻，搜采散佚”，参稽各府州县新志。历时三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秋，全书告成，成为清代最早修成的省志。全书共50卷，有图31幅，“凡例”20条，采用平目体形式，横排各目，有图考、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列女、流寓、隐逸、仙释、方技、艺文、杂辨共30个门目。《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条例粗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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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令各省“纂辑通志”，并将《河南通志》“颁诸天下以为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礼部奉旨檄催各省设局纂修通志，又再次强调“遵照《河南通志》例”。当时，各省、府、州、县所修方志，多仿该志体例，影响很大。这种细目并列的体例，力求全面，但无所统摄，随着门目不断地增繁，其杂乱无章的弊端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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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通志》，谢启昆修，胡虔纂。全书280卷，前有谢作叙例一篇，共有“凡例”24则，涉及了方志的源流、性质、体例、功用、编纂等问题。此志采用纪传体来编排全书内容，全书分为一典、二录、四表、六列传、九略，即《训典》、《宦绩录》、《谪宦录》、《郡县沿革表》、《职宦表》、《选举表》、《封建表》、《人物传》、《土司传》、《列女传》、《流寓传》、《仙释传》、《诸蛮传》、《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艺文略》、《金石略》、《胜迹略》。其后，阮元所纂（道光）《广东通志》和（道光）《云南通志稿》均沿用其体例，亦受到后人的称道。梁启超称之“其价值与章氏鄂志，且未经点污，较鄂志更完好也。卷首列《叙例》23则，偏征晋、唐、宋、明诸家门类体制，设短取长，说明其所以因革之由，诸志序例，或未能先也。故后之作者，皆奉为楷模焉”(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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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M］．（唐）孔颖达，疏．《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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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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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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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刘知幾．史通通释［M］．（清）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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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卷2［M］（唐）孔颖达，疏．《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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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卷3［M］（唐）孔颖达，疏．《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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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刘知幾．史通通释［M］．（清）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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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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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荀悦．汉纪：汉高祖皇帝纪［M］．《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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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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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荀悦．汉纪：序［M］．《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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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白寿彝．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1946年9月在昆明五华书院学术讲演［M］//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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