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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纬体志书的创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陈棐纂修《广平府志》,创立了“经纬体”。此志以经纬分为两部,经集包括封域志、郡邑志、山川志、建置志、学校志、版籍志、坛宇志、古迹志,皆“形质疑定之目,所列者在物,乃主也,静也”;纬集包括官秩志、选举志、宦业志、贤业志、列淑志、思泽志、经历志、风俗志,皆“运动推行之号,所取者在事,乃宾也,动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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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三宝体志书的创立。万历间,唐枢纂《湖州府志》,以土地、人民、政事为总纲,纲下各立分目,土地类下列郡建、疆域、山川、乡镇、区亩、形胜、津梁、物产、古迹、陵庙10目,人民类下设户口、功贵、风俗、辟召、甲科、贡荫、逸遗、列女、流寓、方艺等目,政事类下分守令、赋役、学校、修筑、恤录、刑禁、兵屯、廨署、邮递、坛祠等目,创立了“三宝体”。其后,万历王一龙《广平县志》继用此体,并稍作变化,分为土地、人民、政事、文献四志,各志下再分门目,如人民志分版籍和赋役两门,版籍又分里社、户口、风俗、方言、流寓、保甲等目,赋役又分夏税、秋粮、马草、均徭、里甲、驿传、马政、盐课等目。之后,三宝体自成一家,清代康熙间李元仲《宁化县志》、赵弘化《密云县志》及乾隆时《河间府新志》等都是仿此体纂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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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简体志书的出现。简体志书篇幅短、类目少、容量小,明代著名的有(洪武)《无锡县志》、徐一夔《杭州府志》、黄润玉(天顺)《宁波府简要志》、祝允明(正德)《兴化县志》、何景明(嘉靖)《雍大记》、赵时春(嘉靖)《平凉府志》、闻人诠(嘉靖)《宝应县志略》、毛凤韶(嘉靖)《浦江志略》、汪来《北地纪》、张光孝(隆庆)《华州志》、万廷谦(万历)《龙游县志》、孙丕扬(万历)《富平县志》、冯梦龙《寿宁待志》等。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康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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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县志》,正德年间康海纂。针对当时有些志书类目划分过细,内容过于芜杂的弊端,康海认为,方志应该简明扼要,保留对封建统治最有用的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资治”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所编纂的《武功县志》仅两万多字,记录了上下千余年的内容。全书分为3卷,包括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7篇。凡山川、城郭、古迹、宅墓皆归地理篇,官署、学校、津梁、市集归建置篇,祠庙、寺观归祠祀篇,户口、物产归田赋篇,艺文散附各条之下。问世之后,《武功县志》以“简而有体”、“文简事赅”而得到后人的称道。《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曰:“体例谨严……乡国之志,莫良于此……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200)民国时期寿鹏飞亦称赞说:“文字虽简,而体用悉赅。”(201)而正德间韩邦靖纂《朝邑县志》则更简。全志2卷,分总志、风俗、物产、田赋、人物、杂记等7篇,全书不过六七千字,“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202)《四库全书总目》赞其曰:“上卷仅七页,下卷仅十七页,古今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是书者。而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盖他志多夸饰风土,而此志能提起要,故文省而事不漏也。”(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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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海、韩邦靖《武功县志》、《朝邑县志》之后,简体志书的影响增大,后来修志多有仿效继承。董谷(嘉靖)《海宁县志·凡例》称:“自武功志出,一变体裁……遂使继之者,各出己见,自成一家。”清(道光)《大定府志》林则徐序亦云:“自明武功、朝邑二志以简洁称,嗣是载笔之儒,竟尚体要。”但是有些志书刻意求简,忽略内容,以致一地的记载过于简略,失去其使用价值,因此简体志书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否定和反对。章学诚就曾批评《武功县志》“芜秽特甚”,《朝邑县志》“庇谬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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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其他编例。主要有:(1)创修卫所志、边关志等。明代由于军事和边防的需要,创修了一定数量的卫所志和边关志。卫所志由卫所长或兵部官员主修,内容主要是兵事、武备,有(洪武)《靖海卫志》、《金齿军民指挥司志》、《松潘军民指挥司志》、(天顺)《大田所志》等。边关志多由镇守将领或兵部职方官纂修,侧重记载军备、险要、兵火等,如(永乐)《辽东志》、《山海关志》等。(2)类目方面的创新。明代方志在类目设置方面多有创新,如(成化)《新昌县志》新设“氏族”类,(弘治)《抚州府志》增“版册”、“文教”、“幽怪”、“兵氛”类目,(正德)《中牟县志》新立“乡保”、“镇集”、“村寨”之目,《怀庆府志》设“稽古”、“英华”二目,《琼台志》设“气候”、“平乱”、“海道”、“破荒启土”之目,(嘉靖)《泗志备遗》立“帝运”、“礼教”之目,《崇义县志》设“礼乐志”、“利泽志”、“崇表志”三目,(万历)《上虞县志》列“矿务”、“渔税”、“军政”、“匠班”、“地名”、“遗构”之目,《漳州府志》置“狱囚”、“词讼”、“赦宥”之目,(万历)《绍兴府志》专设记载本地志书编修历史的“序志”1卷,(景泰)《建阳县志》增设人物画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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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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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全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加之统治阶级的重视,中国古代方志进入了鼎盛时期,并且高度成熟。这个时期所编纂的方志,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据统计,我国现存的八千多种方志中,清代方志占约百分之七十。清代方志编例的发展主要体现于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谨严,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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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统志的编修。清代曾三修一统志,最后成《嘉庆重修一统志》。此志系在乾隆八年(1743年)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编修的《大清一统志》的基础上重修而成,嘉庆十六年(1811年)由穆彰阿等主持编修,历时三十四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修成。全书560卷,另有凡例、目录2卷,其编次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省大要。各统部下设总图、总表、总叙,边疆各统部另增设属境、关邮、台站、营塘、卡伦等,京师及盛京统部另增设坛庙、皇城、山陵、宫殿、行宫、苑囿等项目,青海、西藏无总图、总表、总述,直接记述各部情况。总述下叙述各省的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等。边疆统部另在总述下增叙属部、旗分、封爵、驿站、山川等。各省之下,再以府、厅、直隶州分卷,各以其所领之县归入,列有图、表,分叙疆域、分野、人物、列女、土产等25目。蒙古各藩统部,分卷则均与各省之例相同。由于时间迁移,社会各方面的内容较之以前均有变化,因而《嘉庆重修一统志》对前志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增加了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之间的内容,其门类也在前两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如在直隶承德府增加了“行宫”门类,在各省统部“田赋”之后,增加了“税课”门类,等等。而对于新增补者,《嘉庆重修一统志》都一一进行说明。《嘉庆重修一统志》是我国封建政府所修的质量最高的一部全国性总志,其体例在历代全国总志中最为完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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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书体的创立。三书体的创始人为清代乾隆时期史学家章学诚,他认为,一部志书应当由志、掌故、文征三部分组成。其中,“志”为最主要部分,采用纪传体,包括纪、谱、考、传等体裁,包括便能、方舆、建置、民政、秩官、选举、人物、艺文等门类;“掌故”和“文征”为资料汇编,“掌故”按类选编当地政府的文献文件,“文征”收集各类诗文名篇。三书之外,再设“丛谈”,汇集异闻杂说。三书体最典型的代表即为章学诚所主持编写的《湖北通志》,正文由湖北通志、湖北掌故和湖北文征三部分组成,末附湖北丛谈。其中,“湖北通志”包括皇言、皇朝编年2纪,方舆、沿革、水道3图,职官、封建、选举、族望、人物5表,府县、舆地、食货、水利、艺文等53传;“湖北掌故”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湖北文征”分甲乙丙丁四集,分别裒录正史列传、经济策画、词章诗赋、近人诗文等。另附“湖北丛谈”,包括考据、轶事、琐语、异闻4类。方志分立三书,是章学诚的创见,它对旧时方志的内容和体例革新起了很大作用,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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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志体例益臻完善。发展到清代,方志的各种结构形式已经基本具备,这个时期方志的体例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完善,代表性志书是《河南通志》与《广西通志》。《河南通志》,贾汉复修,沈荃纂。河南旧省志修于明嘉靖年间,至清顺治已有百余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贾汉复任河南巡抚,设置馆局,锐意修志,并聘请沈荃总领其事。该志以明嘉靖年间所修《河南通志》为基础,增删门目,弥漏补缺,纠谬正讹,并“网罗旧闻,搜采散佚”,参稽各府州县新志。历时三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秋,全书告成,成为清代最早修成的省志。全书共50卷,有图31幅,“凡例”20条,采用平目体形式,横排各目,有图考、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列女、流寓、隐逸、仙释、方技、艺文、杂辨共30个门目。《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条例粗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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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令各省“纂辑通志”,并将《河南通志》“颁诸天下以为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礼部奉旨檄催各省设局纂修通志,又再次强调“遵照《河南通志》例”。当时,各省、府、州、县所修方志,多仿该志体例,影响很大。这种细目并列的体例,力求全面,但无所统摄,随着门目不断地增繁,其杂乱无章的弊端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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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通志》,谢启昆修,胡虔纂。全书280卷,前有谢作叙例一篇,共有“凡例”24则,涉及了方志的源流、性质、体例、功用、编纂等问题。此志采用纪传体来编排全书内容,全书分为一典、二录、四表、六列传、九略,即《训典》、《宦绩录》、《谪宦录》、《郡县沿革表》、《职宦表》、《选举表》、《封建表》、《人物传》、《土司传》、《列女传》、《流寓传》、《仙释传》、《诸蛮传》、《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艺文略》、《金石略》、《胜迹略》。其后,阮元所纂(道光)《广东通志》和(道光)《云南通志稿》均沿用其体例,亦受到后人的称道。梁启超称之“其价值与章氏鄂志,且未经点污,较鄂志更完好也。卷首列《叙例》23则,偏征晋、唐、宋、明诸家门类体制,设短取长,说明其所以因革之由,诸志序例,或未能先也。故后之作者,皆奉为楷模焉”(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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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M].(唐)孔颖达,疏.《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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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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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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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刘知幾.史通通释[M].(清)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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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卷2[M](唐)孔颖达,疏.《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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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卷3[M](唐)孔颖达,疏.《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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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刘知幾.史通通释[M].(清)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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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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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荀悦.汉纪:汉高祖皇帝纪[M].《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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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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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荀悦.汉纪:序[M].《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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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白寿彝.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1946年9月在昆明五华书院学术讲演[M]//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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