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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通志·艺文略》于每一类中皆分别标题，以易类言之，如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正数图音谶纬，拟易分十二目，可谓不厌精详矣。其实，《汉志》早有此例。试观“六艺略”中易家易经十二篇，易传周氏二篇，古五子十八篇，古杂八十篇，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曰经、曰传、曰古、曰古杂、曰章句均分别标题之法也。盖如此则治易学者始知若者为经、若者为传、若者为古、若者为古杂、若者为章句，虽不必读其书，即就标题观之，而书之大体可瞭然心目矣。至礼家之司马法，则以“军礼”二字标题于上，乐家之赵氏、师氏、龙氏，则以“雅琴”二字标题于上，亦所以分别著明之也。其余如春秋一家于古经后，先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五传，次左氏微三种，次虞氏微传，次公羊外传三种，次公羊章句二种，次公羊杂记、公羊颜氏记，其分别或传、或微、或微传、或外传、或章句、或记者，但使门类相从，不与标题同例矣。（《通志》以标题列目录后，与《汉志》不同。然郑氏之细心分别，虽为子目，其法亦良可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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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出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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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曰：“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吾观班氏《艺文志》，其于刘歆《七略》，则颇有出入矣。书家云“入刘向稽疑一篇”，礼家云“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乐家云“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小学家云“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儒家云“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杂家云“入兵家法”，赋家云“入扬雄八篇”，兵权谋家云“出司马法，入礼也”，兵技巧家云“入蹴鞠也”，而于每略总数后又重言以申明之，在班氏亦可谓不惮烦矣。然班氏既有此例，可知依据他书而其编次未尽得宜者不妨由我出入，之如《四库提要》岂不为后来修史者作志之准则？顾其中《论语》、《尔雅》不列为经名，墨、纵横为诸子，专家之业则概入杂家，要不得不重加厘订，何可拘守成法而不为之出彼入此，以求其变通尽利乎？《隋志》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是目录之学原本史官，则为史官者，撰述艺文自当使之纲举目张，一出一入权自我操譬之。马迁《史记》，项羽入本纪，陈涉入世家，孟坚则俱出之，次之列传之中，彼岂好事更张哉？盖迁为通史，《汉书》讬始高祖，断代为编，使亦入之本纪、世家，直自乱其例矣。艺文志者，古人学术赖以彰明，不仅著书名目，幸而获传已也。若如晏子有墨氏明鬼诸说，因出之于儒家（《郡斋读书志》始以晏子入墨）；神仙本医家之一种，乃入之于道家（《唐书·艺文志》以丹砂诀等书列入道家），则是派别不明尚得谓之知言乎？故据《汉志》出入之例，凡目录书中区分门类有未精当者，进退出入可由我辩白而审定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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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并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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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艺文者于其人所生时世必为详考之，苟无可考，则付之阙疑可也。《汉志》于农家宰氏、尹都尉、赵氏、王氏四家注云：“不知何世，是其义也。”（下有专条别论）其间又有虽无可考而取一人与之同时者为之论定，则并时之例生焉。《汉志》道家文子云“与孔子并时”，老莱子云“与孔子同时”；名家邓析云“与子产并时”，成公生云“与黄公等同时”，惠子云“与庄子同时”；赋家宋玉云“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张子儒云“与王褒同时也”，庄忽奇云“枚皋同时”。观其所称“并时”，或变文言“同时”，皆世所共知者以定著书之人。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夫时世不明，则作者所言将无以窥其命意矣，故班氏称并时者，实知人论世之资也。援此为例，其人不见于记载，书中序录或仅题甲子，无年月之可稽，吾谓诗文别集可将集中投赠篇什，择其为世称述者以著录之。如是，则时代先后可得排比之法而不相杂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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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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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之于刘《略》凡称出入者，前篇已论之矣。其中又有称省者，再为条举之。春秋家云“省太史公四篇”，兵权谋家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种”，兵技巧家云“省墨子”，重则书为刘氏，两载者班氏从而省去之也。夫一人著述扼其宗旨录之于此，复可录之于彼，是不妨重复互见；苟于全书之内又足自成一类，更不妨裁篇别出（别裁互著说本之于会稽章实斋先生，下有两篇专论之）。盖不如此，则学术流别无由发明，然则班氏何以省去之？吾尝推求其故。殆以伊尹、太公诸书已入专家之内，并有重见于他家者，不必过事分析乎，乃复注出省字者，可知孟坚之意，盖欲使读者知兵家之中，虽不登其目，伊尹诸贤其学实兼长于兵耳，否则竟删削之可也。则谓之为省者，亦《汉志》之一例矣。惟《太史公书》本为百三十篇，今于春秋家亦以是著录，所省者四篇不言是何篇名，吾不敢强为之说。然班氏编纂之例又有称省者，此不可不知者也。（惟班氏只凭刘《略》，故凡异同之处若出入也者也，皆须注明，后人论艺文引书或多，则不必沿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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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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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撰著之人不可枚举、及载入艺文则只署一二人姓名而其余皆从略者，盖事必有主，牵连并书则不胜其烦矣。然一书也，或出同时所修，或为数人所作，仅录主名，此外则一切掩没之，于心何安。惟以等字该之，则辞尚体要，后之人亦可博访周咨，不致有文辞不少概见之患。吾观后世目录家多用此例，今《汉志》于赋家云“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三篇”，则有开必先实肇自班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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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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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书，其卷数相等者，分言之则嫌其繁，重合言之则又恐不能清晰其道，如何？曰：当加一各字以识别之。《书录解题》诗集类中于施注东坡集下云“年谱、目录各一卷”，是盖权衡于分合之间而得易简之理也。《汉志》易家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书家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然则陈氏其本此为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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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所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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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鬻子十九篇，注云：“后世所加。”则书为后人加入者必标明之，盖可知矣。惟此类至多，固不可殚述，吾今取《唐书·艺文志》证之。正史类高峻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其下则云：“初六十卷，其子迥厘益之。”据是以观，非即循《汉志》之例乎？不特此也，一人著作当时付之刊刻，不能无遗漏，且有自经删削者，其后或友朋为之广事搜罗，或子孙为之重行辑补，较已行传世之本，卷数、篇数增多于前。使非言某某所加，其启后学之疑焉必矣，是亦当详细辨析者也。虽班氏于太公、鬻子两家不云原书若干篇，于所加者亦不复分别篇名，然志艺文者通其义例，庶几界画井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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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所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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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云：“《史记》所书，年止孝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若是，续《史记》者不仅冯商一人，仅见《汉志》者但载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而已，虽然冯商以外书均散佚，吾姑不具论。观孟坚特用“所续”二字，则志艺文者，苟其书系后人赓续为之，亦当遵从此例矣。夫续补之书，如《隋志》史部司马彪《续汉书》、檀道鸾《续晋阳秋》、臧荣绪《续洞纪》，以及吴筠《续齐谐记》、王曼颖《补续冥祥记》、傅亮《续文章志》，此则各自为篇，与前书并列，固可览录而知之。若同在一书，其中或篇或卷不出一人撰著，据班《志》例，不当言某某所续乎。盖著录之法，理所当然者也。《唐志》史诏令类，《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注云：“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幾、吴兢续成。”非谓此实录者，乾封以下出于刘、吴所续乎。如宋书艺文志只列二人姓名，而称之为“撰”，则所以续令狐之故莫由知之矣。是故书有作之于前与续之于后，不可不叙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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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别名称一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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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著书有两人相同者，如桓谭《新论》、华谭《新论》，扬雄《太玄经》、杨泉《太玄经》。是又有一人撰述而其名转易者，若为艺文作志不记其别称，则如郑樵《通志》既有《班昭集》，复有《曹大家集》，将一书而误作两书矣。《汉志》于儒家王孙子云：“一曰《巧心》。”可知书有别名者，应称“一曰某某”也。夫书名歧出，或其人自为更定，而后人不知，从其最初者而言；抑或原书名目经后人之补辑，因而易其旧称。世多有之，此而不用班氏“一曰”之例，岂不令人滋疑乎？《隋志》史部霸史类《赵书》十卷，注云：“一曰《二石集》。”《唐志》史部谱牒类柳芳《永泰新谱》二十卷，注云：“一作《皇室新谱》。”子部小说类刘餗《传记》三卷，注云：“一作《国史异纂》。”然则《汉志》之称“一曰”者，其史家之通例与。且考之《唐志》，殷系《英藩可录事》则言“一作张万贤撰”，桑钦《水经》则言“一作郭璞撰”，是作者姓名所闻异词，亦当由“一曰”之例推广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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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与彼书同称相似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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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有一书之宗旨，彼此必不相同，往往有共引一事而用意各别者，此古人所以有专家之学也。然亦有相似者，何以言其然，征之《汉志》而可见矣。《汉志》于道家《黄帝君臣》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杂家《子晚子》云：“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则此两书者，班氏不明言其相似乎？夫老子为道家之祖，其原出于黄帝，故后世并称之曰“黄老”。今《黄帝君臣》虽不传，有老子《道德经》在，其宗旨自可概见。若《子晚子》者，书亦散佚久矣，然《司马法》者，古之军礼也，以《司马法》之为军礼，则《子晚子》之宗旨必亦详于军礼明矣。且杂家之中，若伍子胥，若尉缭，若吴子，皆互见兵家《子晚子》者，以《子墨子》证之。盖兵家大师也，列之杂家者，以其学术博通，而所长则在兵耳。由是以观，此书与彼书宗旨相似，编艺文者不可不表出之，盖一经表出，而后读其书者较易领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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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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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曰：“者，各习其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亦言是末师而非传记，岂恶学者墨守师说蔽所见闻，而不能旁通博采乎？然汉儒传经最重师承，班氏盖审知之，不特儒林一传叙经学之授受，以见诗礼诸家俱有师法也，即于列传中凡其人师事某某，亦必记载之。今观艺文志，如易家《蔡公》云：“事周王孙。”礼家《记》百三十一篇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史氏》云：“七十子后学者。”儒家《曾子》云：“孔子弟子。”《宓子》云：“孔子弟子。”《景子》云：“说《宓子》，语似其弟子。”《世子》云：“七十子之弟子。”《孟子》云：“子思弟子。”道家则于《文子》、《蜎子》皆云：“老子弟子。”墨家则于《随巢子》、《胡非子》皆云：“墨翟弟子。”于此知孟坚撰述此志，盖尊崇师承之至矣。后之志艺文者于其人学有师承不当注之曰“为某氏弟子”乎？诚以史家目录须明乎学术源流，固不徒专司簿籍已也，尝考之《书录解题》而得其证焉。易类《易证坠简》，范谔昌撰，世言刘牧之学出于谔昌，谔昌之学亦出种放。又《周易》言《象外传》王洙原叔撰，其序言学易于处士赵期。又《易解》，皇甫泌撰，其学得于常山抱犊山人，而蒲阳游中传之。又《太极传》，晁说之以道撰，其学本之邵康节。又《皇极经世》，邵雍尧夫撰，其学出于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长，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陈搏。又沙随《易章句》，程迥可久撰，尝从玉泉喻樗子才学。即以此类言之，如陈氏者非犹知师承之可贵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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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家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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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学，以世其家，往往父子相传，至其后而术业益精者，即就史学言之，司马迁之《史记》，李延寿之南、北史，非皆继承先志乎？孟坚之为《汉书》，亦犹是也。艺文志中乐家《雅琴师氏》云：“传言师旷后。”论语家《鲁王骏说》云：“王吉子。”儒家《漆雕子》云：“仲尼弟子漆雕启后。”《芊子》云：“七十子之后。”赋家《车郎张丰赋》云：“张子侨子。”或言后，或言子，必叙述之者，所以敦重家学也。夫史家于列传之中详著其家世，艺文志者为学术之所关，其人亲稟家学又可阙而不书乎？后人于编订时应用其例，曰“某氏后”、“某氏子”，如是，则学有本原，而其书益足重也。《读书志》云，《周易开元关》，唐苏鹗撰，自序云：“五代祖晋，官至吏部侍郎，学兼天人，尝著八卦论，为世所传，遭乱遗坠，而编简尚有存者，鹗乃略演其旨于此。”又《东坡易传》，苏轼子瞻撰，自言其学出于其父洵。此虽仅举易类言，晁氏之于家学固亦未敢忽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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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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