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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著之人、目录家考其里居、职官与生平之行事，所以为读者计，使之备知颠末也。史家则异是，于有传者但书有列传而已。《汉志》儒家如晏子、孟子、孙卿子、鲁仲连子，道家如管子，法家如商君，纵横家如苏子、张子，赋家如屈原，兵家如吴起、魏公子，皆注之曰：“有列传。”可知，人有专传者，仅以此三字标明于下，治其书者自可参证于列传，吾不必一再言之也。虽然就诸子一略而论，其中陆贾、刘敬诸贤以《汉书》观之，各有本传，今乃或详或略者，何也？曰，师古注云：“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若是，晏子各家但以传载《史记》，故注明之乎？吾谓不尽然也。盖迁史有传者尚大书特书，陆贾诸人载在本书，文可从省，非以无传而略之也。如以不书有传而谓之为略，老、庄、申、韩《史记》有列传矣，今于老子、庄子、申子、韩子亦不备书，此岂班氏之略乎？《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是故读古人书，贵乎我之能以意会也。傥不知触类引伸，凡义见于此而可通于彼者，必无冥悟之时矣。或曰，其无传者若何？曰，无传者则详其出处可也。且吾于此又知艺文一志与列传有相资为用之道也，何则？史传之中于其人所作何书不皆胪列篇末乎？乃录其名目，或不明其所以作书之意者。殆以记事记言，史有二体，传为记事，志则惟以记言与。然志虽记言，傥于人之事实均从盖阙，诚非知人论世之义，故有传者则必书出之，不第执简以御繁，并寓左右逢原之理也。后世史不专家，设官分任，《隋志》而下遂不循此例。呜呼，岂不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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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后人编定者可并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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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春秋家《国语》二十一篇，其下并载《新国语》五十四篇，注云：“刘向分《国语》。”书虽不可见，是《新国语》者，为刘向分析篇目、重行编定之书，可知矣。往尝见藏书家目录，凡宋元善本，其名相同者，往往备载无遗，以为此特矜其搜罗之宏富耳。史家则无取乎是。其后又见《提要》载黄宗羲《剡源文钞》，谓戴表元《剡源文集》，原本三十卷，至今尚存。修一朝之史志，在文献若如黄氏选录之篇，亦兼收并列，不免失之冗蔓。乃今观班氏以《新国语》一种即厕《国语》之后，然后知书为后人编定，要可与原书并载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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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与篇数可从后人所定著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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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刘向校书中秘，凡书之名目皆为其更定，《别录》云：“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见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一》）是《汉志》之易家《淮南道训》，本名《淮南九师书》，由向所定也。又《战国策书录》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筴谋，宜为《战国策》。”是《汉志》之春秋家《战国策》亦由向所定也。抑不惟书名为然，以言篇数，何独不然，不观《晏子春秋》乎？其书录云：“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则《汉志》儒家之《晏子》八篇，其篇数为向所定也。且其下复云：“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若是六篇以外，其两篇者，一则以文辞颇异，一则以不合经术，退置于下，则排比前后亦由向所定也。今班书著录，直书之曰《淮南道训》、《战国策》、《晏子》八篇，可见，书名与篇数，志艺文者可从后人所定著录矣。夫书有原名不如此，经后人改定者，此类甚多；并古书散亡，后人搜集成编，如秦汉以降，历朝著作，近儒均有从他书辑出者（如马国翰玉函山房等书）。余向谓原书卷数载之史志及诸家目录书，应从其前辑本，则不足为据。今依《汉志》例，是书名、篇数著录之法，实不妨用后人编定登目者也。且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缀葺诸书，于篇卷之中，其先后次第惟取以类相从，不必尽见旧籍，以《晏子》末二篇例之，志艺文者记奉为定本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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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不同者可并列一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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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诸子学久矣，见诸子中不但百家异术，即一家之内，其流派亦不同。如孟、荀，儒家也，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非不同之一证乎？《吕氏春秋》曰：“老聃贵柔，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若老若关若列，皆道家也，而不同又若此。其他申子、商君同为法家，乃一则言法，一则言术（《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言法，公孙鞅言术）。苏秦、张仪同为纵横家，乃一则为纵，一则为横（刘向《战国策书录》：“苏秦为纵，张仪为横。”），非又为道之不同乎？《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诚以凡为学者固自有其派别也。今观之班《志》，孟、荀则并列儒家，老、关、列子则并列道家，申、商则并列法家，苏、张则并列纵横家，可知如班《志》例，学派不同者，要可并列一类也。虽然彼诸家之学派，苟非深于丙簿者，且不知其有异同也，吾请举其显然者明之。班史于儒家《虞邱说》云：“难孙卿也。”夫孙卿为大儒，虞卿不应诘难之，既知其说惟以诘难孙卿矣，仍复入之儒家者，是知一类之中，学派虽不同，不妨并列也。后世为理学者，有程朱、陆王两派，陆王之徒往往杂以禅学，然不可谓非儒家也。若屏之儒家以外，岂不傎乎？（明朱得之作《宵练匣》提倡心学，此为阳明支派，《提要》入之杂家，未为得当。）夫以儒家流裔而不列儒家，然则王弼注《易》，空言义理，将不得与治汉学者同列易类耶？甚矣其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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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无撰人定名可言似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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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撰人者，则直署其姓名。若无撰人定名，而知其必出于某，非他人所能为者，以《汉志》考之，则有言“似之”一例也，其言“似者”有二。儒家《河间周制》十八篇注曰：“似河间献王所述也。”阴阳家《五曹官制》五篇注曰：“汉制，似贾谊所条。”此二书今已不传，然献王好儒，尝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见《六艺略·乐类》），则是明于周制者也。若贾谊者，本传谓谊以为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则官名、用五，谊曾拟议及此矣。今谓之为“似”，知孟坚虽不定为撰人，实谛审而后乃敢言也。后之志艺文者于其书无撰人姓氏，苟能细辨文字，以意窥测之，则亦可言似某氏所作矣。《书录解题》《金国志》一卷，不著名氏，曰：“似节略张棣书。”虽为用不同，而其言似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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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篇章须注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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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书家《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论语家《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又《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孝经家《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孝经》一篇，十八章。小学家《仓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儒家《公孙固》一篇，十八章；又《羊子》四篇，百章。观其于书中篇章皆为注明者，不但为如《公孙固》、《羊子》两家，其章数可稽，于《尚书》则有篇卷多寡之分，《论语》、《孝经》则又有今古文之不同，至《仓颉》一篇中，都凡二十章，又为三人所作，使非有以注明之，读其书者不生疑虑，必茫然莫解其故矣。是故志艺文者于一书为若干篇、若干章，及同一刻本此与彼异者，均须详注以阐明之。又有一人文集，其中分立名目，或为家居作，或为在官作，或为纪行作，亦当援《仓颉》篇例，注明于其下。如是，则每亩清矣。子贡曰：“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目录家言非示人门径之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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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图者须注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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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为学业，图、书并重。盖书者，只载文辞，有文辞所不能达者，必藉图以为之标识，然后乃能了如指掌也。《汉志》兵书一略，于权谋之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形势之《楚兵法》、《孙轸》、《王孙》、《魏公子》，阴阳之《黄帝》、《风后》、《冶子》、《鬼容区》、《别成子望军气》，技巧之《鲍子兵法》、《伍子胥》、《苗子》，皆云图若干卷，是书之有图者，班氏均为注出之。夫图之为用，若天之星辰，地之山川，以及宫室、舆服、草木、虫鱼，使其无图，必将恍惚迷离，虽文辞亦不克涣然理解矣。昔郑樵作《通志》，于艺文以外，别创图谱略，盖深知图之足重也。后史编辑艺文，凡其书有图者，须记其卷数，注之曰“若干卷”，即或散入篇中，亦必以其为图之数而载出之，夫图、书固交资为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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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为数人作者其姓名并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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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家于作者姓名必记载之，其称“某某等”者，如《汉志》《车忠》等歌诗是已（说已见前）。其间复有数人所作而姓名得并署者，观小学家之《仓颉》一篇可知。《仓颉》下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则是此一书兼署三人姓名矣。虽然，吾有一说焉。郡县志与国史异，何则？郡县志中凡两人共撰之书，则当考其里贯，以生于他邦者附著于后，非过为此疆彼界，示人以不广也。盖名从主人，断限不可不严耳，否则，如以吾吴地志乘，而一书之中与彼都人士牵连并署，斯直为例不纯矣。若国史者，一民尺土俱在覆载之内，则一书而为数人作者，依班《志》例，其姓名则并署之，所以谓理各有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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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书得连举不分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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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之名始于唐陆龟蒙，如《笠泽丛书》是其后一人著述汇成一编，因亦有丛书之目，实则班《志》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虽无丛书之称，已具丛书之体也。何以明其然哉？刘向之《新序》、《说苑》，史部古史类也；《世说》者，子部小说类也；《列女传》者，史部传记类也。扬雄之《太玄》，子部术数类也；《法言》，子部儒家类也；乐则不入经部，乐类常入子部艺术类；箴则集部总集类也。今班氏于刘向但注云：“《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于扬雄但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虽《汉志》无史、集两部，而子部又不立艺术，然总题之曰“所序是一人之书”，得连举，不分类，其为丛书无疑矣。夫班氏作此志，其分类也以书不以人（如邓析造竹刑，而其书则惟综核名实，仍入名家是），观于此则似又以人为定矣。盖向、雄两家俱儒家也，若然后之为儒者，可援其例，列之于儒家，某书某书但剖别种类，次于其人之下，不必再归他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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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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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者，今《礼记》之一篇，《汉志》于礼家载《中庸说》二篇；《孔子三朝记》者，今《大戴礼》之一篇，《汉志》《孔子三朝》七篇，则载之于论语家；《弟子职》者，为管子作，今即在其书中，《汉志》于此一篇于孝经家又载之，是皆裁篇别出而著录之乎，未可知也。观于此，则书有单行本者，不必以既录全书于此，而彼一类中遂阙其目。又或一人著述已入集部，名其书曰“某某全集”，乃其中一种为彼专门之学，并可摘出别行，次诸他部之内，不嫌其割裂也。如《隋志》以《孔丛子》、《小尔雅》别附《论语》，《文献通考》以《大戴记》、《夏小正》别入时令，非其例乎？是故证之班《志》，编厘艺文，吾又得别裁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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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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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兵书略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盖如伊尹、太公诸书，本重列兵家，今为班氏省去之，或谓自班氏删并刘《略》，后人遂不知有互著之法，其说是矣，要亦不尽然也。今考之班《志》，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孟子，而杂家亦有公孙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孙子，而小说家亦有伊尹、鬻子，兵家亦有力牧、孙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公孙鞅；纵横家有庞煖，而兵家亦有庞煖；杂家有伍子胥、尉缭、吴子，而兵家亦有伍子胥、尉缭、吴起；小说家有师旷，而兵家亦有师旷，此其重复互见。班氏虽于六略中以其分析太甚，或有称省者（说见前），然于诸家之学术兼通，仍不废互著之例。若是，编艺文者苟知也人所著书可互载他类，则宜率而行之矣。夫书之贵互著犹列传之贵互见也，《史记》以子贡入《仲尼弟子》，于《货殖传》中则又列其名，不可心知其意乎？要之，艺文一志，苟不达互著之例，凡书可两通者将有举此遗彼之患，夫何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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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古人称说以见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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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中庸记》曰：“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汉志》于儒家《晏子》云：“孔子称善与人交。”道家《列子》、《公子牟》云：“庄子称之。”又《郑长者》云：“韩子称之。”阴阳家《将钜子》云：“南公称之。”法家《慎子》云：“申韩称之。”小说家《宋子》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是班氏盖恐无征不信，故引古人称说，并以见此书之足重也。夫著书者之为人与所以立言之意得他人为之称说，既可考见生平，并读其书亦易以窥其宗旨。否则，如晏子之善与人交、宋子之其言黄老意，使无孔子、孙卿称说，将何以知之乎。由是观之，载录书目，凡其自序及同时后世之人，苟有序跋皆可举要以注于下（若全录序跋原文，而不知删要之意，则非是）。即不然，其人平日为学群籍中或有称说，实与所作书无涉，亦得征引以为评论，盖如此，则书益见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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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或说以存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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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曰：“多闻阙疑。”许叔重《说文》序则曰：“闻疑载疑。”可知，义有可疑者，应存其说，而并载之也。班《志》儒家《周史六弢》云：“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杂家《孔甲盘盂》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皆引或者之说，而不敢论定者，盖所以存疑也。尝读《韩非子》矣，其《储说篇》中述春秋时事，每引“或曰”云云。至《史记》之中，《老子列传》：“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孟荀列传》：“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是异说两存自古然矣。虽然，著书之体不贵在有断制乎，使备列诸家之说，而我不为之决疑焉，后人将无所适从矣。不知所闻异词，苟非敬，谨书之以供来学之探讨，不免师心自用矣。传曰：“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孟坚之引或说以存疑，正其慎之至也。世之志艺文者，如于其人姓、字、里居以及书名异同，当守存疑之例，乌可胸驰臆断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