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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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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之于刘《略》凡称出入者，前篇已论之矣。其中又有称省者，再为条举之。春秋家云“省太史公四篇”，兵权谋家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种”，兵技巧家云“省墨子”，重则书为刘氏，两载者班氏从而省去之也。夫一人著述扼其宗旨录之于此，复可录之于彼，是不妨重复互见；苟于全书之内又足自成一类，更不妨裁篇别出（别裁互著说本之于会稽章实斋先生，下有两篇专论之）。盖不如此，则学术流别无由发明，然则班氏何以省去之？吾尝推求其故。殆以伊尹、太公诸书已入专家之内，并有重见于他家者，不必过事分析乎，乃复注出省字者，可知孟坚之意，盖欲使读者知兵家之中，虽不登其目，伊尹诸贤其学实兼长于兵耳，否则竟删削之可也。则谓之为省者，亦《汉志》之一例矣。惟《太史公书》本为百三十篇，今于春秋家亦以是著录，所省者四篇不言是何篇名，吾不敢强为之说。然班氏编纂之例又有称省者，此不可不知者也。（惟班氏只凭刘《略》，故凡异同之处若出入也者也，皆须注明，后人论艺文引书或多，则不必沿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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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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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撰著之人不可枚举、及载入艺文则只署一二人姓名而其余皆从略者，盖事必有主，牵连并书则不胜其烦矣。然一书也，或出同时所修，或为数人所作，仅录主名，此外则一切掩没之，于心何安。惟以等字该之，则辞尚体要，后之人亦可博访周咨，不致有文辞不少概见之患。吾观后世目录家多用此例，今《汉志》于赋家云“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三篇”，则有开必先实肇自班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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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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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书，其卷数相等者，分言之则嫌其繁，重合言之则又恐不能清晰其道，如何？曰：当加一各字以识别之。《书录解题》诗集类中于施注东坡集下云“年谱、目录各一卷”，是盖权衡于分合之间而得易简之理也。《汉志》易家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书家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然则陈氏其本此为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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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所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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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鬻子十九篇，注云：“后世所加。”则书为后人加入者必标明之，盖可知矣。惟此类至多，固不可殚述，吾今取《唐书·艺文志》证之。正史类高峻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其下则云：“初六十卷，其子迥厘益之。”据是以观，非即循《汉志》之例乎？不特此也，一人著作当时付之刊刻，不能无遗漏，且有自经删削者，其后或友朋为之广事搜罗，或子孙为之重行辑补，较已行传世之本，卷数、篇数增多于前。使非言某某所加，其启后学之疑焉必矣，是亦当详细辨析者也。虽班氏于太公、鬻子两家不云原书若干篇，于所加者亦不复分别篇名，然志艺文者通其义例，庶几界画井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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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所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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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云：“《史记》所书，年止孝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若是，续《史记》者不仅冯商一人，仅见《汉志》者但载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而已，虽然冯商以外书均散佚，吾姑不具论。观孟坚特用“所续”二字，则志艺文者，苟其书系后人赓续为之，亦当遵从此例矣。夫续补之书，如《隋志》史部司马彪《续汉书》、檀道鸾《续晋阳秋》、臧荣绪《续洞纪》，以及吴筠《续齐谐记》、王曼颖《补续冥祥记》、傅亮《续文章志》，此则各自为篇，与前书并列，固可览录而知之。若同在一书，其中或篇或卷不出一人撰著，据班《志》例，不当言某某所续乎。盖著录之法，理所当然者也。《唐志》史诏令类，《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注云：“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幾、吴兢续成。”非谓此实录者，乾封以下出于刘、吴所续乎。如宋书艺文志只列二人姓名，而称之为“撰”，则所以续令狐之故莫由知之矣。是故书有作之于前与续之于后，不可不叙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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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别名称一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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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著书有两人相同者，如桓谭《新论》、华谭《新论》，扬雄《太玄经》、杨泉《太玄经》。是又有一人撰述而其名转易者，若为艺文作志不记其别称，则如郑樵《通志》既有《班昭集》，复有《曹大家集》，将一书而误作两书矣。《汉志》于儒家王孙子云：“一曰《巧心》。”可知书有别名者，应称“一曰某某”也。夫书名歧出，或其人自为更定，而后人不知，从其最初者而言；抑或原书名目经后人之补辑，因而易其旧称。世多有之，此而不用班氏“一曰”之例，岂不令人滋疑乎？《隋志》史部霸史类《赵书》十卷，注云：“一曰《二石集》。”《唐志》史部谱牒类柳芳《永泰新谱》二十卷，注云：“一作《皇室新谱》。”子部小说类刘餗《传记》三卷，注云：“一作《国史异纂》。”然则《汉志》之称“一曰”者，其史家之通例与。且考之《唐志》，殷系《英藩可录事》则言“一作张万贤撰”，桑钦《水经》则言“一作郭璞撰”，是作者姓名所闻异词，亦当由“一曰”之例推广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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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与彼书同称相似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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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有一书之宗旨，彼此必不相同，往往有共引一事而用意各别者，此古人所以有专家之学也。然亦有相似者，何以言其然，征之《汉志》而可见矣。《汉志》于道家《黄帝君臣》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杂家《子晚子》云：“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则此两书者，班氏不明言其相似乎？夫老子为道家之祖，其原出于黄帝，故后世并称之曰“黄老”。今《黄帝君臣》虽不传，有老子《道德经》在，其宗旨自可概见。若《子晚子》者，书亦散佚久矣，然《司马法》者，古之军礼也，以《司马法》之为军礼，则《子晚子》之宗旨必亦详于军礼明矣。且杂家之中，若伍子胥，若尉缭，若吴子，皆互见兵家《子晚子》者，以《子墨子》证之。盖兵家大师也，列之杂家者，以其学术博通，而所长则在兵耳。由是以观，此书与彼书宗旨相似，编艺文者不可不表出之，盖一经表出，而后读其书者较易领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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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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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曰：“者，各习其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亦言是末师而非传记，岂恶学者墨守师说蔽所见闻，而不能旁通博采乎？然汉儒传经最重师承，班氏盖审知之，不特儒林一传叙经学之授受，以见诗礼诸家俱有师法也，即于列传中凡其人师事某某，亦必记载之。今观艺文志，如易家《蔡公》云：“事周王孙。”礼家《记》百三十一篇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史氏》云：“七十子后学者。”儒家《曾子》云：“孔子弟子。”《宓子》云：“孔子弟子。”《景子》云：“说《宓子》，语似其弟子。”《世子》云：“七十子之弟子。”《孟子》云：“子思弟子。”道家则于《文子》、《蜎子》皆云：“老子弟子。”墨家则于《随巢子》、《胡非子》皆云：“墨翟弟子。”于此知孟坚撰述此志，盖尊崇师承之至矣。后之志艺文者于其人学有师承不当注之曰“为某氏弟子”乎？诚以史家目录须明乎学术源流，固不徒专司簿籍已也，尝考之《书录解题》而得其证焉。易类《易证坠简》，范谔昌撰，世言刘牧之学出于谔昌，谔昌之学亦出种放。又《周易》言《象外传》王洙原叔撰，其序言学易于处士赵期。又《易解》，皇甫泌撰，其学得于常山抱犊山人，而蒲阳游中传之。又《太极传》，晁说之以道撰，其学本之邵康节。又《皇极经世》，邵雍尧夫撰，其学出于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长，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陈搏。又沙随《易章句》，程迥可久撰，尝从玉泉喻樗子才学。即以此类言之，如陈氏者非犹知师承之可贵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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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家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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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学，以世其家，往往父子相传，至其后而术业益精者，即就史学言之，司马迁之《史记》，李延寿之南、北史，非皆继承先志乎？孟坚之为《汉书》，亦犹是也。艺文志中乐家《雅琴师氏》云：“传言师旷后。”论语家《鲁王骏说》云：“王吉子。”儒家《漆雕子》云：“仲尼弟子漆雕启后。”《芊子》云：“七十子之后。”赋家《车郎张丰赋》云：“张子侨子。”或言后，或言子，必叙述之者，所以敦重家学也。夫史家于列传之中详著其家世，艺文志者为学术之所关，其人亲稟家学又可阙而不书乎？后人于编订时应用其例，曰“某氏后”、“某氏子”，如是，则学有本原，而其书益足重也。《读书志》云，《周易开元关》，唐苏鹗撰，自序云：“五代祖晋，官至吏部侍郎，学兼天人，尝著八卦论，为世所传，遭乱遗坠，而编简尚有存者，鹗乃略演其旨于此。”又《东坡易传》，苏轼子瞻撰，自言其学出于其父洵。此虽仅举易类言，晁氏之于家学固亦未敢忽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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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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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著之人、目录家考其里居、职官与生平之行事，所以为读者计，使之备知颠末也。史家则异是，于有传者但书有列传而已。《汉志》儒家如晏子、孟子、孙卿子、鲁仲连子，道家如管子，法家如商君，纵横家如苏子、张子，赋家如屈原，兵家如吴起、魏公子，皆注之曰：“有列传。”可知，人有专传者，仅以此三字标明于下，治其书者自可参证于列传，吾不必一再言之也。虽然就诸子一略而论，其中陆贾、刘敬诸贤以《汉书》观之，各有本传，今乃或详或略者，何也？曰，师古注云：“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若是，晏子各家但以传载《史记》，故注明之乎？吾谓不尽然也。盖迁史有传者尚大书特书，陆贾诸人载在本书，文可从省，非以无传而略之也。如以不书有传而谓之为略，老、庄、申、韩《史记》有列传矣，今于老子、庄子、申子、韩子亦不备书，此岂班氏之略乎？《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是故读古人书，贵乎我之能以意会也。傥不知触类引伸，凡义见于此而可通于彼者，必无冥悟之时矣。或曰，其无传者若何？曰，无传者则详其出处可也。且吾于此又知艺文一志与列传有相资为用之道也，何则？史传之中于其人所作何书不皆胪列篇末乎？乃录其名目，或不明其所以作书之意者。殆以记事记言，史有二体，传为记事，志则惟以记言与。然志虽记言，傥于人之事实均从盖阙，诚非知人论世之义，故有传者则必书出之，不第执简以御繁，并寓左右逢原之理也。后世史不专家，设官分任，《隋志》而下遂不循此例。呜呼，岂不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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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后人编定者可并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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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春秋家《国语》二十一篇，其下并载《新国语》五十四篇，注云：“刘向分《国语》。”书虽不可见，是《新国语》者，为刘向分析篇目、重行编定之书，可知矣。往尝见藏书家目录，凡宋元善本，其名相同者，往往备载无遗，以为此特矜其搜罗之宏富耳。史家则无取乎是。其后又见《提要》载黄宗羲《剡源文钞》，谓戴表元《剡源文集》，原本三十卷，至今尚存。修一朝之史志，在文献若如黄氏选录之篇，亦兼收并列，不免失之冗蔓。乃今观班氏以《新国语》一种即厕《国语》之后，然后知书为后人编定，要可与原书并载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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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与篇数可从后人所定著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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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刘向校书中秘，凡书之名目皆为其更定，《别录》云：“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见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一》）是《汉志》之易家《淮南道训》，本名《淮南九师书》，由向所定也。又《战国策书录》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筴谋，宜为《战国策》。”是《汉志》之春秋家《战国策》亦由向所定也。抑不惟书名为然，以言篇数，何独不然，不观《晏子春秋》乎？其书录云：“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则《汉志》儒家之《晏子》八篇，其篇数为向所定也。且其下复云：“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若是六篇以外，其两篇者，一则以文辞颇异，一则以不合经术，退置于下，则排比前后亦由向所定也。今班书著录，直书之曰《淮南道训》、《战国策》、《晏子》八篇，可见，书名与篇数，志艺文者可从后人所定著录矣。夫书有原名不如此，经后人改定者，此类甚多；并古书散亡，后人搜集成编，如秦汉以降，历朝著作，近儒均有从他书辑出者（如马国翰玉函山房等书）。余向谓原书卷数载之史志及诸家目录书，应从其前辑本，则不足为据。今依《汉志》例，是书名、篇数著录之法，实不妨用后人编定登目者也。且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缀葺诸书，于篇卷之中，其先后次第惟取以类相从，不必尽见旧籍，以《晏子》末二篇例之，志艺文者记奉为定本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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